史书早有记载，海盐县是秦代和西汉时朝会稽郡所属的县级行政单位之一，最早见于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其文云：“海盐：故武原乡有盐官，(王)莽曰展武。”海盐之名，由“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历史上，上海地区因为制盐事业发达而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将本县境内的特产海盐置为县名，体现了上海地区在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初，戚家墩遗址考古发掘
除史书记载外，戚家墩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自春秋战国直至秦代及西汉之际，长期就有人类活动。上海考古界认为以戚家墩遗址下层为代表的晚期印纹陶遗存之上，就是西汉文化的遗存，而且在上海地区冈身以内的几个考古遗址中，仅有戚家墩遗址一处能代表西汉时期文化的遗存。
戚家墩遗址出土西汉筒瓦
戚家墩遗址出土西汉板瓦
在大量出土的遗物中，可以确定和代表西汉时期遗存的有大型的板瓦和筒瓦，同时还发现多枚井圈。在古代滨海城市这此东西发现不多，这些遗物有可能是当时 “宫寺”和“市井”的遗址，是否说明当时戚家墩城内设施相当完善，或者当时建县可能设治于此。
海盐县以当地的特产（盐）和明确的位置（海）而得名，县治自当贴近海边以便生产管理（如汉武帝时设立的“盐官”），金小博个人认为戚家墩遗址处于古东江下游，面向广大盐场，联系郡治方便，且集中较多的专业制盐人员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初级市场，有没有被当时统治者选中作为一县中心的可能，请同志们自行脑补。
海盐县治是否就是金山戚家墩遗址，诸位可以大胆假设。谭其骧先生在《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一文中指出“上海境内的古城，同时也有可能发掘出来的，应是秦和西汉时期的海盐县城。”戚家墩当年的辉煌与凋零，留待考古工作者来破译。
1935年5月，常州淹城古文化遗址发现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原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时供职于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的考古学家卫聚贤、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时任上海持志大学和暨南大学考古学教授的张天方、孔德图书馆的金祖同、上海持志大学的蒋大沂等遵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民国元老叶恭绰先生“从事调查，加以研究，乃为当务之急”之嘱，继发现淹城遗址后继续在江、浙、沪一带从事田野考古调查，然后着手对采集的陶片等进行分析研究，并在上海的一些报章杂志上予以披露。
新闻媒体的宣传对普及考古文物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上海引起较强烈反响，不少关心或热衷于乡邦文物的地方人士对照淹城等地出土陶片拓片，不断提供当地出土类似陶片的信息线索，其中反映较多的地点归集到戚家墩。根据这一线索，1935年8月14日，张天方等前往戚家墩考察，捡回不少陶片，经与卫聚贤等研究取得初步共识，一致认为确系汉代以前遗物。9月初，卫聚贤、张天方、蒋大沂、金祖同等一行又赴戚家墩外海塘，在约20余亩盐田中拾了两大麻袋陶片。
以卫聚贤为首的业余考古爱好者们对金山戚家墩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发现了上海地区第一个古代文化遗址——戚家墩遗址，从此改变了世人对上海古代历史的认识，打破了“上海滩无古可考”观念。
▲戚家墩遗址出土汉代陶井圈，井内填塞淤土，经清理，上部三圈淤土中遗物很少，到第四、五两圈时发现平铺的烂木板一块，其下有筒瓦数块，中有二块凹面向上，呈丁字形排列，顶住木板。筒瓦两侧发现鹿角一件以及瓜子、桃核和杏梅核等。
▲戚家墩遗址出土汉麻布纹陶罈，其中在第2 9号陶罈内发现莲子一枚。
戚家墩遗址大事简表
●1935年，金山戚家墩发现古文化遗址，是上海地区最早发现的古遗址，打破了“上海地区无古可考”的说法。
●1948年，上海市立博物馆对戚家墩遗址进行小规模探掘。
●1963年3月8～28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对戚家墩古文化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发掘面积32平方米。
●1964年5月15～30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对戚家墩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140平方米。春秋战国时期印纹硬陶片首次发现于此，被考古界命名为“吴越文化戚家墩类型”。
●197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公布戚家墩古文化遗址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地点，并划出保护范围。
●1987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在遗址东北部筹建第三生活区，由市文管会在基建范围内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几何印文硬陶釜、甑、杯、盘、盆、匜等碎片。
●2014年4月4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其调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公布。
●2018年9月，为进一步摸清戚家墩古文化遗址地下文物埋藏情况，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组织开展戚家墩遗址考古勘探。调查范围包括亭卫南路以西、学府路以东、卫零路以南、沪杭公路以北的区域。
●2018年10月，上海市文物局评审并划定戚家墩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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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金山区博物馆
责编丨徐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