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皖军月度文情报告（2024年8月）

小 说

曹多勇：《回临淮》（短篇小说），载《雨花》2024年第8期

曹多勇：《两棵树》（短篇小说），载《红豆》2024年第8期

苏北：《固安》（短篇小说），载《作品》2024年第8期

孙仁歌：《菊美人》（短篇小说），载《延河》2024年8月上半月刊

陈家萍：《变奏曲》（短篇小说），载《山西文学》2024年第8期

黄丹丹：《北方有佳人》（短篇小说），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徐祥龙：《沉默的兄弟》（短篇小说），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刘十九：《万能钥匙》（短篇小说），载《科幻立方》2024年第4期

钱红莉：《作为道场的厨房》（短篇小说），载《红豆》2024年第8期

非虚构

散 文

大平：《废黄河》，载《散文》2024年第8期

包光潜：《家住三台山》，载《人民日报》“大地”副刊，2024年8月19日

徐贵祥：《母亲的忐忑》，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钱红莉：《人类挚友在自然中》，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许俊文：《小湿地》，载《胶东文学》2024年第8期

诗 歌

孙启放：《开阔处》（组诗），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查结联：《查结联的诗》（组诗），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夭夭：《雕刻师》（组诗），载《飞天》2024年第8期

老井：《凝固的阳光》（组诗），载《中国校园文学》2024年8月青年号

老井：《金色的鱼钩》（组诗），载《胶东文学》2024年第8期

红土：《春天的箴言》（组诗），载《诗歌月刊》2024年第8期

陆支传：《在转述中苏醒的河流》（组诗），载《诗选刊》2024年第8期

许泽夫：《黑石嘴》（组诗），载《中国作家》（文学版）2024年第8期

陌兮：《老榉树》（组诗），载《诗歌月刊》2024年第8期

张建军：《春夜喜雨》（组诗），载《奔流》2024年第8期

张培亮：《戴着月亮晚归》（组诗），载《延河》2024年8月下半月刊

刘雪风：《镜中的两面》（组诗），载《红豆》2024年第8期

孙大顺：《遗址的春天》（组诗），载《红豆》2024年第8期

张子威：《张子威的诗》（组诗），载《红豆》2024年第8期

剧 本

张肖灵：《延安来的游击队长》，载《中国作家》（影视版）2024年第8期

评 论

江飞、张学晶：《<繁花>落尽：逃出“不响”的上海叙事》，载《文学艺术周刊》，2024年7月第13期。

江飞、徐颍：《宗白华与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之比较》，载《美学与艺术评论》，2024年8月总第28辑。

余叙：《文学皖军的乡野书写》，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彭正生：《望耶港少年水手的梦》，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陈振华：《经验、想象的过剩与整体意义的匮乏》，载《安徽文学》2024年第8期

陈振华：《意蕴丰赡：“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书写——黄丹丹〈南有嘉鱼〉读札》，载《文艺报》（2024年8月30日第6版

杨不寒：《礼堂路上的意象“蜂群”与语言献礼——评王太贵新诗集〈青瓦之上〉》，载《文艺报》（2024年8月30日第6版）

日前，著名诗人梁小斌诗集《又见群山如黛》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梁小斌，中国当代朦胧诗代表诗人，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作品《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

赵焰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收录进“当代名家作品珍藏”丛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再版。《与眼镜蛇同行》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集,它更像是一个个体与社会、过去与现在交织的复杂画卷。赵焰以哲学般的思考、通透的思想以及畅达的文笔,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挣扎和温度的人性探索旅程,通过外在不同,却存在内在联系紧密的故事片段,展现了不同人物奇妙的外在生活和内心世界。这本小说集中很大一部分小说具有很强的现代风格,实验性强。作者的角度奇谲而独特,文字中散发着诡异的色彩,它经常性地变幻时空,给读者带来新奇的快感。也有一些小说看起来很传统,有着生动而贴近的叙事方式,恰似记忆回放,既有跳跃性也不失连贯性。赵焰不亏为文字的高手,经常显露出对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控,以及对情绪渲染的细腻感悟。

《光明到永远》，长篇小说，汪成友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通过点亮江淮大地第一盏电灯——“芜湖明远电灯公司”的兴衰浮沉，以全景式视角，展示了从清末到当代、芜湖乃至安徽百年电力历史画卷。以明远电灯公司求生存、求发展为明线，以公司党组织和进步工人革命活动为暗线，相互交织，展现了以郑兴州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筚路蓝缕、愈挫愈奋的创业精神、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和坚贞不屈的民族大义。

小说通过对石仁等一批共产党员形象的着力塑造，及党组织、进步人士对民族资本家的影响和帮助，数次拯救明远于危难，使这家安徽最老、最大、也是唯一家迎接解放的电厂，数落数起最终迎来了新生，使光明到永远这一宏愿成为现实，再次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能企兴业旺的真理。 

近日，诗人许之格诗集《花间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诗人许之格的人与诗既有干净纯粹的品质，又有生动的韵味。“云起是仙境，云落是人间”，抬头是灵性的审美，低头是人间烟火，两种气息无缝对接，天然合一，个性的表达潜流着纤细的抒情，又给人以真善美的力量。她诗歌所用的意象并不繁复，却很擅于在一种事物里潜藏另一种事物，特别耐人寻味，就像“一天在影子里结束，一天即将在影子里来临”，将隐秘于日常生活现象下的浮泛形态表现得特别形象，特别富有哲理性。诗人应对语言具有敏锐的反应和创造力，才能赋予语言以新生命，而许之格仿佛天生就拥有那把语言的钥匙，所以她的诗歌才能给我们以灵性的感受与自然清新的气息。

袁影红诗集《红影》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红影》收录了作者二十余年所创的部分诗歌。呈现了作者从青年时期直至目前的生活中对“爱”、“美”、“善”的现实体验与追寻，分别由“曲水”、“追云”、“无花果”、“金针菜”以及“绿色冲锋号”等主题单元合集而成。其中“无花果”可理解为爱情幻灭之后的一段挽歌，为诗集创作的初始动力。“金针菜”是对家庭亲情的感动与感恩。“曲水”展现了目之所及的锦绣山河，“追云“呈现了家山之美，“绿色冲锋号”则是一组关于时代的英雄赞歌。诗集由杨四平教授和孙英先生作序、评。

近日，诗人王长征中英双语诗集《小鸟坐禅》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王长征出版的第9部作品集。

安徽省文联文艺小分队赴新疆

开展主题创作采风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在全国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热潮之际，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国文联文化润疆、文艺援藏协作机制2024年联席工作会部署要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安徽文艺力量，8月1日至8日，安徽省文联会同新疆自治区文联、和田地区文联等组织开展了“访玉河古道 探昆仑神韵”主题创作采风和“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在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何颖带领下，由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许文龙，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潘昱竹，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史培刚，安徽文学艺术院院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戴瑞，《艺术界》杂志主编苗秀侠，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洪放、李凤群、胡竹峰，以及安徽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郭明辉，安徽文学艺术院第二、三届签约作家、六安市文联原主席陈斌先，安徽文学艺术院第七届签约作家张扬等组成的文艺小分队一行13人，甫一抵达新疆，便先后与新疆自治区文联、新疆兵团文联开展交流，就下一步深化交流合作达成共识，并专程前往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就发挥文艺文联工作在推进文化润疆中的积极作用、助力当地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向和田地委副书记、安徽省援疆指挥部指挥长张庚家作了汇报沟通。

活动期间，新疆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邓选斌，新疆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潘峰勤，新疆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一级巡视员汪泽，新疆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熊红久，新疆兵团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斌、孟祥宁，新疆兵团文联秘书长王善让，以及新疆和田地区文联主席阿不都拉·阿不都热合曼，新疆昌吉州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新恒，新疆昌吉州文联党组成员、《回族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刘河山等先后参加或陪同。

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安徽省对口援疆县。小分队到达皮山县后，便马不停蹄地走访了皮山县乔达乡阿亚格乔达村、皮山县安徽实验中学、皮山县第一小学及安徽（三峡）皮山县工业园区等，广泛接触援疆干部和当地群众，了解对口援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工作与取得的成就，实地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可喜变化。

随后，在皮山县委宣传部召开专题座谈会，就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文联组织的“两个优势”、扎实有效开展文化润疆工作，征求和田地区文联、皮山县文联以及基层文艺工作者、“文艺两新”代表的意见建议。何颖表示，安徽省文联将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创新方式、健全机制，全力推进文化润疆工作，为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作出“文艺皖军”新的贡献。

座谈会上，小分队成员向当地文联捐赠了书法、文学作品。会后，开展了文艺志愿服务，义务创作二十余幅书法作品，为青少年作了艺术辅导，进行交流互动，并观摩了当地文艺工作者表演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克里阳麦西来甫以及玛纳斯弹唱、昆仑鼓韵等文艺节目。小分队还深入到和田市及和田县的乡村、学校、产业园区和企业生产车间，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抓取并积累创作素材。

小分队兵分两路，继续开展活动。一队人员在何颖带领下，先后参观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主题摄影作品展，赴刘亮程文学馆、小分子画家村考察学习新疆文艺界积极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经验做法，深入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等地开展文艺志愿服务，为基层书法骨干进行作品点评，为乡村振兴一线工作者书写作品。

“行笔江淮”安徽公路故事采访走进“大黄山”

8月5日，“行笔江淮”安徽公路故事走进“大黄山”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许春樵、省交通运输厅新闻办主任吴敏、新安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广冰以及知名作家、主流媒体记者等参加启动仪式和实地采访采风活动。省公路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夏一峰主持启动仪式并陪同实地采访。

日前，省公路中心联合省作家协会、省网络作家协会、省交通运输厅新闻办、新安传媒等，于3月26日启动了“行笔江淮”安徽公路故事主题宣传活动，省内知名作家、媒体记者赴合肥、马鞍山等地开展系列采访活动，相关文学、新闻作品在人民日报、人民网、安徽日报、中安在线、新安晚报、安徽商报等刊登，展现新时代公路交通发展成就，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反响。

结合省委省政府“大黄山”建设决策部署，“行笔江淮”安徽公路故事主题采访团一行于8月5日至9日赴宣城、黄山、池州、安庆等“大黄山”地区开展公路故事采风创作活动，讲好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故事，讲好群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故事，生动展示我省公路交通通过交旅融合、资源整合等载体，在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特色的皖美农村路，提升公路整体品质，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公路与特色产业、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融合发展，盘活路域资源，更加有力有效服务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与内心谈判，为灵魂活着

江飞  许春樵

江飞：首先问您一个题外话，在一个被名利深度诱惑的现实背景下，您觉得小说家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许春樵：小说家写作是因为对生活、对情感、对世道人心，有话要说，这个要说的“话”，是小说家与众不同的发现，是小说家全新的思考和判断，所以，控制不住地要用小说“说”出来，这就是原动力。在我看来，写小说，首先是小说家的内在冲动，其次是想跟读者进行情感、认知、灵魂交流，想让读者在小说中读出不一样的现实和人生。小说虽在名利场中，但名和利不是小说写作的目标。

江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远离世俗的温暖与利益，应该是小说家的基本操守。在这之外，我想跟您探讨的是，您很看重小说的独立判断、认知价值和思想力量，那么小说如何才能抵达这一境界。

许春樵：靠故事，靠人物。读小说就是读故事，就像读诗歌不是为了读故事一样，翻开小说，得给读者一个好的故事。好故事就像一片好风景，好人物就是一个好导游，这两者的默契配合，才能把读者带进小说景区，不然，读者不愿走进小说，你所有独特的发现、深邃的认知、深刻的思想也就彻底凉凉了。阅读，尤其是后现代阅读，有着很强的惰性，小说首先得满足读者好奇的天性，用一个好故事把读者套牢。你看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故事多好。

江飞：这也是我对您这本小说集《麦子熟了》的整体印象，故事好看，情节戏剧性很强，人物鲜活，接地气，有质感。最为难得的是，这本集子里的每一部小说，故事走向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都超出了读者的生活经验和阅读预期，故事的“陌生化”给阅读带来了惊喜、惊奇、惊艳。

许春樵：我一直有个固执的念头，好故事不能让读者看出情节走向，更不能让读者轻易预判到故事的结局。如果让读者看透看破了，我将视为失败的写作。所以小说集中《麦子熟了》、《月光粉碎》、《遍地槐花》等，读者即使看到最后一节，也无法判断出结尾是什么。

江飞：可您早年是写先锋小说的，先锋小说是“反故事、反人物、反情节”的，从“反故事”到“故事为王”，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很陡，您是怎么理解，又是怎么做到的？

许春樵：“先锋小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属于“文学实验”，与西方现代派小说一样，是在探索小说有没有其他可能性。新时期“先锋文学”由于缺少事实上的现代性准备，也没有现代哲学、现代文化、现代审美趣味的支撑，所以没走多远，就停下了，但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改造，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传统的“三言二拍”式的白描叙事遭遇了大幅度的、破坏性的修正。

小说回归故事，这并不难。回过头看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小说，其基本逻辑是，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小说故事有技术可学，有套路可寻。按欧洲经典的“故事语法”去设计小说，托马斯.哈代、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欧.亨利式的传奇故事是可以做到的。

江飞：回到今天对话的中心话题，《与内心谈判，为灵魂活着》，您在前面也说了，小说是要通过故事实现与读者精神、情感与心灵的交流和对话。我想问的是，有了好故事后，怎样才能让小说打动人心，触及灵魂。

许春樵：靠小说家的真诚。真诚才会付出真心、真情，这看似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却是许多作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倒不一定是作家缺少真诚的态度，很多时候是作家对要写的故事和人物缺少准确的理解与深刻的体验。

江飞：是的，平时阅读中，时常读到那些漏洞不断的故事和言不由衷的抒情，读的过程中很别扭，明显能看出作家没有掏出真心，没有付出真情。也许不缺技术，却缺了致命的真诚，我以为，作家是在真诚中发现了生活的真相，在真诚中刻画出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在真诚中实现了与读者的情感交流、灵魂对话。

许春樵：您说得很准确，很专业，确实是这样。

写故事是为了演绎世道人心，“故事”呈现的是“世道”，“人物”立足于“人心”，有了好故事后，将小说人物写活、写准、写透是小说的重点所在，也是难点所在，难在故事好编，“人心”叵测。人物形象能不能立得住，不是写得像不像，而是真不真，这个“真”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准把握，精确呈现，是作家内心真诚和情感真实的共同发力。如果没有真情实感，作家和笔下的人物肯定是“分离”的，是“隔阂”的，写作者虚情假意，读者自然拂袖而去。

江飞：您从早期具有先锋意味的小说“季节系列”，到向现实主义经典致敬的“男人系列”长篇（《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屋顶上的爱情》），再到近期的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在我看来，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小说写得极其诚实、诚恳、诚心，也就是“真诚”，嬉笑怒骂、悲悯恻隐都凸显出您在情感上与小说中人物无缝对接、高度融合，在我的阅读体验中，能明显感觉到您与笔下的人物“心心相印”。可不可以这样说，您的小说从先锋向写实沉降，从干预现实、批判政治向“以人为本”收拢，越来越“走心”，越来越接近文学的本质，最直接的推动力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是真诚带来了逼人的真实，听说您的小说常常被读者“对号入座”。

许春樵：是的！我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是我自己、我的父母兄弟、我的同学朋友，我不是小说中人物的代言者，而就是人物自身。与其他作家比，我写小说相当慢，如果没能找到跟小说人物混为一体的感觉，我是不动笔的。所以，就有读者问《遍地槐花》中的赵槐树是不是我，最后在杭州有没有找到暗恋了四十年的女生；还有人在看了《麦子熟了》后，怀疑我跟打工妹一起生活过，当年我写《找人》，北京的一个基金会通过杂志社要了我号码，电话中强烈要求给小说主人公“小毛”捐款，希望我提供“小毛”真实姓名，并承诺为“小毛”保密。小说是虚构，是“造假”艺术，这个假，不是假酱油，假皮鞋，而是要把假的人物塑造得比真的还要真，这就需要作家真心、真情投入，作家内心到位了，假的也就成了真的；如果内心不到位，生活中是真的，小说中却成了假的。

江飞：如此说来，小说“走心”应该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作家付出了“真心”，二是洞悉了人物的“内心”，三是打动了读者的“芳心”。在这三个维度里，我觉得洞悉小说人物隐秘的内心，难度最大，也最见作家功力，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共在，被遮蔽的生活真实和人性真相如何揭示出来，考验着作家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对生活的领悟力。比如，这本集子里的中篇小说《月光粉碎》，姚成田杀人后八年里的人性挣扎、灵魂灾难、自我救赎，笔墨深入到人物的骨髓深处去了，读来令人震惊的同时，是心灵的久久不能平静。在您的创作实践中，您是如何把握并开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

许春樵：小说说的是故事，目标是写“人”，故事是为人服务的，“以人为本”是小说的核心利益。小说不解决物质问题，但要想办法解决人心的问题，人心确实最难把握，最难靠近，可小说必须要深入人心，必须抵达灵魂的纵深地带。

小说里的生活不是敲锣打鼓、歌舞升平的生活，小说里密集着无奈、无常、无助的人生，通俗点讲，小说面对的是“不如意的人生”，小说里的生活是属于“有难度的生活”，有难度的生活之下是“有难度的人物”与“有难度的写作”。小说忌讳脸谱化的人、单向度的人、扁平化的人，作家要把生活中人性的受伤、心灵的挣扎、精神的溃败、道德的沦陷写准、写深、写透，就得将人物内心世界微妙、丰富、复杂的变化把握准确，体验到位，我的个人化的处理方案是，写小说过程中，我把自己当成演员，演小说中的人物，比如闹离婚怎么闹，追女孩怎么追，失恋了是怎样的痛苦，设身处地，仔细揣摩。进入特定的情境后，人性透亮，人心见底，小说中人物说什么、做什么、姿势、动作、语气，全都有了，我把这个写作方案叫做“本位性体验”。说老实话，做到这一步，还是很难的，比如中篇小说《麦子熟了》的主人公麦叶是女性，一个极其复杂的打工妹，我用了一年半时间，才给《人民文学》交稿，原因就是我一直在找闭塞环境里女性压抑、迷失、挣扎、沦陷的感觉，找准了，小说就写出来了。

江飞：沿着您刚才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中篇小说《麦子熟了》。您说前后写了一年半，原来是为了把人物内心和情感找准，这种意志下的小说中，感觉您不只是对每一个字负责，而是对每一字的每一个偏旁部首都很负责，所以用别人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

在您的有关文章中，我看到了您清晰的文学立场，“文学必须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故事为本，以立意为本，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本”，“文学应当揭示隐秘真相背后的人性的坚守、挣扎、受伤、分裂、异化与毁灭，而不是表达公共价值和流行判断”。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麦子熟了》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它不再是直接表达某种政治激愤或正面干预某种社会现实，而是着力写人，写麦叶、耿田、麦穗等底层小人物的心理、情感和命运，写他们在现实语境中作为一个“人”的人生际遇、人性走向以及出路，具有了一种内敛的现实主义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读起来更温和，更凝重，更靠近于人心、人情、人性，由此反倒间接强化了一种社会批判的指向和力量，真正践行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要求。

许春樵：是的！我写小说，不是从一个既定的、现成的生活现场提供一个公共认知，《麦子熟了》不是写打工妹的一夜情，而是“一夜情”诱惑之下人性的挣扎、撕裂，道德的抵抗和瓦解，将生活悲剧推升至人性悲剧，将现实的无奈延伸至人生无常。在小说意义阐释上，《麦子熟了》极其容易被误解，我看到过不少评论说麦叶是一个贫穷寂寞却坚守道德的女性，因为麦叶跟勾引她的男人耿田没有发生肉体关系。这恰恰理解反了，这个小说的独特站位在于，麦叶虽然身体没有出轨，但她精神上、情感上，已经出轨了。

江飞：我觉得被误读也很好，误读符合对文学歧义、含混、暧昧的性质描述。比如有论者言，“这是一个离乱、苦楚中力图有所守护、安慰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传言对实情扭曲甚至残害的故事”。事实上，麦叶的所谓“守护”是无力苍白的，尽管她顽强地克制着身体的性欲，却克制不住精神的出轨，在与耿田的“闲扯”过程中，她的心灵得到慰藉，情感的天枰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位移，哪怕世俗的道德压迫和丈夫的暴力殴打，也并不能阻挡她对耿田的依赖、负疚和忏悔。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丈夫故意撞死耿田后异常固执地告诉律师“耿田没有错”，才会清明节带着女儿来到耿田的坟前，最后到普陀山出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所“守护”的并非贞洁，而是不容于城市或乡村的在特定境遇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真挚而卑微的心灵温暖和情感共振，而麦叶、麦穗、麦苗等人的悲剧，既是底层女性的控诉，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挽歌。

许春樵：您的解读，正是我的写作立场，这部小说无疑是对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反省和颠覆，您分析到底层社会的人性苦痛和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受伤，是对小说价值的重大升级。

江飞：人性的苦痛和灵魂的挣扎是您小说探索的方向，《月光粉碎》里明显流露出托尔斯泰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精神向度，是一个无常与无奈的故事，更是一个忏悔与救赎的故事。

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最终跟玛丝洛娃一起踏上了流放西伯利亚的征途，他以自己的倾家荡产和共同受难，为自己的过错忏悔，为自己的灵魂赎罪。您笔下的姚成田半生都被2009年4月28日晚上的月光粉碎了，酒后失手杀人的他，没有等来法律的审判，却始终活在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审判之中。他把办窑厂挣来的一百二十多万替砖窑厂老板赵堡还债，给乡里乡亲捐款，远离胡文娟、罗琳等爱他的女人们，一系列的“善举”、“隐忍”、“克己”、“牺牲”，并没有完成他的精神救赎和灵魂上岸，苦苦挣扎了八年之后，姚成田最终以肉体的毁灭，兑付了灵魂的复活。

许春樵：改革开放40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社会获得了巨大的物质飞跃，可在铺天盖地的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光影背后，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究竟付出了怎样的精神成本和灵魂代价，是每个作家必须关注和思考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月光粉粹》和《麦子熟了》一样，都是在探索历史转型期物质挤压下人的精神危机、情感撕裂和灵魂沦陷。这在欧美文学中，是一个普泛的文学命题，但却是中国文学史中一片巨大的空白，也没有形成当下中国作家足够的文学自觉。我们过于纠缠是否拥有了啤酒面包豪宅靓车，而忽略了追逐物质财富过程中的人性受伤、人格扭曲、人伦崩溃。当人向外活，而不是向内活的时候，作家就得走进人的内心，把人的心灵世界里种种挣扎和无奈揭示出来，并引领茫然失措中的人“与内心谈判，为灵魂活着”。

江飞：您的小说是有明确精神站位的，时代意义和深度价值贯穿小说的始终。我倒是觉得，《月光粉碎》似乎是《男人立正》的姊妹篇，姚成田与陈道生都是普普通通的底层人物，都有着高尚坚毅的道德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样都用八年时间完成了精神救赎，捍卫了灵魂的尊严。您在这两个平凡甚至平庸的“男人”身上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悲悯和精神赋意，尽管他们都“难逃一死”，却活得无比高贵，因为他们身上所拥有的正是当下社会所稀缺的东西，也是无法遮蔽的、粉碎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您试图在勘探个体在特殊境遇（比如遭受背叛、意外杀人）下如何剖心明志、如何审判灵魂，由此深刻揭示人性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同时彰显出社会批判和道德重建的潜在意图。

许春樵：我们这一代作家宿命般地有一种救世的妄想，虽然徒劳，但不愿放弃。我写小说总是想着要去拯救那些遭遇生活危机的人、精神受伤的人、人性挣扎的人、灵魂绝望的人，并企图找到走出人性和命运困境的方向与出路。一心向善，慈悲为怀，这是作家应有的德性。

江飞：所以，我们看到了您小说里流露出无处不在的悲悯情怀和恻隐之心。《月光粉粹》里弥漫满着一种诗性的残酷，原本明亮皎洁的“月光”变成“摇晃的月光”“面粉一样粉碎的月光”，原本庸庸碌碌的姚成田一夜之间变成了身患“月光恐惧症”的“致富能手”“庐阳好人”，充满着反讽和荒诞的意味。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与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仿佛粉碎的月光，投射在姚成田、王麻子、赵堡等各色人等身上，“疯狂扩张的城市已吞没了郊区庐东镇，竹笋一样的高楼一天天向着窑厂逼近，一切都在改变，只有窑厂没有任何变化，八年过去了，抗日战争都结束了，但2009年4月28日晚上的粉碎的月光却一直没有在姚成田的噩梦中结束”。在变与不变、现代与反现代的对照与抗衡中，姚成田仿佛成为最后一个冥顽不化的“卫道士”，他的自杀便因此而有了某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悲壮崇高的色彩，他的“粉碎”的灵魂也因此而终于归于完整和安息——这也是小说所能给予他的最后的归宿和最高的礼赞。

许春樵：说老实话，作家实际上就是那些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杞人忧天、替人受过，为人赴难，如弘一法师所说，“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江飞：您小说中的“苦”，是心灵之苦，情感之苦，精神之苦，而不是物质之苦、生活之苦，您的小说在人性的纵深地带，揭示出人生被遮蔽的真相和生命坍塌的无奈与悲怆。《遍地槐花》中的赵槐树用四十年的时间寻找并等待着一个几乎等不来的“戈多”，读者在感慨与感动中体验到命运的无常、人性的坚韧和心灵的纯净。

“傻人”赵槐树漫长而短暂的“一个人的罗曼史”，被一块“槐花牌”手表左右，他四十年的寻找与守望，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2018）的历史。小说以五个特定的、具有标志性的时间来命名小说的五个部分，意味着有意建立个体命运与时代命运的同步关系，也意味着变动的物理时空和不变的心理时空之间的博弈。

李槐花的一次借表和一句“等你一辈子”，赵槐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走上了爱情的不归路，为此几乎搭上了自己的一生。赵槐树从青春期开始的对李槐花从一而终的爱恋，是在一种缺失爱的特定时代和环境中迸发出的执着而持久的火焰，一方面支撑着他心怀念想、努力活着，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燃烧耗费着他的生命，正如那早已不走的永远定格在10点零七分的槐花牌手表，成为其为爱情坚守、为灵魂活着的象征，是希冀，也是枷锁。

小说精彩之处在于，出人意料地揭示出赵槐树与李槐花之间其实并非两情相悦，而只是前者对后者单向度的爱情，后者所说的“等你一辈子”原来不过是“等你一辈子还手表”的“误解”，而正是因为这个“误解”，赵槐树傻傻地献出了颠沛流离、茕茕孑立的大半生——多么残酷而真实！所有的等候未必有好的结果，而怀揣着固执的梦想，成就了一颗心的圆满与自洽。是悲是喜，是输是赢，但看遍地槐花，槐花遍地......

许春樵：如您所说，《遍地槐花》最初的创作冲动，是想在四十年改革开放物质史之外，探索这个时代的精神史和心灵史，我在给《小说月报》写的创作谈中提到，“在这个情感也可以市场化并可以公开交易的现实世界，赵槐树愚蠢而固执的寻找与等待，显然是对现实情感世界的一个颠覆，一次挑衅，一种修正。”缺什么，补什么，我尝试着把不可能写成可能，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江飞：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色彩，您的小说中，严酷的现实主义与温情的浪漫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总是那么不可思议地在文本中协调共生，相互成就。《麦子熟了》里本能压抑、生活窘困与欲望的决堤、心灵的失守共同撑起了这部小说，挣扎与放任，道德坚守与主动放弃，拓宽了小说极其复杂的意义空间，严酷的现实中注入了人性光芒和浪漫情愫。

我以为《在风中漫游》有着同样的质地，一个凶残的抢劫强奸杀人犯会不会因为一个年轻人的单纯和善良而放弃抢劫杀人？小说告诉我们答案是：会的。这是一种浪漫主义，还是一种现实主义？两者共在。小说试图展示一种善恶交锋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人性向善的现实可能性。由此，小说精心设计了两次下车的情节，表现出平头内心善与恶的激烈交锋，最终，平头“故意让他赢”，放小宝一条生路，这与其说是恶在善面前的退却，不如说这是“最初一念之本心”的回光返照。

而扰乱其本心的东西就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霓虹灯”，“城里不好，人心比霓虹灯还乱”，“我讨厌霓虹灯”，“霓虹灯太晃眼了”。很显然，使一个人眼花缭乱、人心凌乱的不是霓虹灯，而是物质欲望对精神的挤压，对心灵的遮蔽，对人性的扭曲，当然这里面也隐含着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小说有意为坏人的“恶”提供外在的社会背景，并消解“好人”与“坏人”的对立，从而形成一种人性的张力和小说的戏剧性。对于涉世未深的小宝来说，所谓的“坏人”就是那些不让他爸搭车的驾驶员，他固执地相信“一个人一辈子顶多遇到一次坏人”，恰恰是这种天真浪漫的灵魂救了他的命。

作为对照的是，小说所隐含着另一条叙事线索，那就是小宝与娟子的爱情。为了自己的欲望，娟子最终弃小宝而去，跟随工头蒋大叔到海南打工。被遗弃的小宝依然天真地问，“娟子会出事吗？”平头和娟子给予天真善良的小宝以不同的回应，意味深长。“小宝”这个人物仿佛一面镜子，照出人性的不同面向，坏人的于心不忍，好人的冷酷无情，相互映照。至于当下现实中会不会存在“小宝”这样的人物，不是小说考虑的问题，正如您所言，“让小说进入自己的逻辑和自身的秩序中去”。

在一个“作假无愧，作恶无罪”的年头，这部小说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想象显得尤其珍贵。

江飞：今天，我们围绕这本小说集做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本来是想引领阅读，但我们探讨的内容已经超越了阅读本身，话题涉及到了小说理论，小说实践、小说审美、小说技术和小说认知，也算是跟读者进行一次更宽泛的交流。

您是学文艺学出身的学院派作家，可不可以这样说，对西方二十世纪文论、西方现代哲学有深入研究和理解，使得您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是自觉的，是清醒的，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小说技术观、价值观和个性化的叙事方式。

正如您在一开始就说的，“想要读者在小说中读出不一样的现实和人生”，这个不一样究竟在哪里，我看过您在一篇文章中说：“写小说的目的是在现实的根基上，建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是一个道德苏醒、灵魂获救、人性向善的世界。我们现在都被扔在了水里，我们和小说中的人物都需要上岸”。

如何上岸？“与内心谈判，为灵魂活着”！

许春樵：这正是我写小说从不改变的姿态。非常感谢江飞教授为这次访谈所做的精心准备和精准阅读，衷心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对这本小说集的支持和厚爱。

诗意栖居于心间

——读梁小斌的《又见群山如黛》

周丽

在文学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如星辰般璀璨，不因时间的流逝而黯淡，反而在岁月的洗礼下更显光芒。梁小斌先生，这位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杰出的诗人代表，以其深邃的思想、独特的笔触，持续在诗坛耕耘，不断为我们带来新的震撼与感动。

2022年，一个机缘认识了梁小斌先生，彼时他受邀登台，以诗意盎然的言辞与深邃独到的思考，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既富有诗性又蕴含哲思的思想世界。随后的数次诗会相聚，我更有幸与梁老师深入交流诗歌心得，每一次对话都让我豁然开朗，思绪如江河奔腾不息。随后得知，作为“中国诗歌界的眼睛”，梁小斌先生近几年没有出版新书，随后便通过沟通与交流，为他的作品进行了整理，除了皇皇90万字的思想笔记《局外》，还包括近几年创作的一百多首新诗，于是定名《又见群山如黛》，一个“又见”反映了梁小斌先生沉积多年后的“再度出山”，他像一座高峰，他的作品则如“群山”，以巍巍气度呈现给读者。

众所周知，很多诗人成名以后就会才思枯竭，或者说不敢轻易动笔，以免会“砸了招牌”，过大的名气不但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负担。而梁小斌先生没有这种负担，进入老年以后，他的思想更加深邃，对生活的思考更见本质。《又见群山如黛》这本新诗集的出版，不仅是梁小斌先生个人创作生涯的又一里程碑，更是当代诗歌界的一股清流，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诗歌的力量与魅力。

梁小斌先生宛如一座璀璨的灯塔，须仰视可见。更重要的是，他的新作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需要编辑来挖掘。得到梁小斌先生的肯定以后，我经常与之保持联系，对他的很多诗歌都细细研读。他的睿智曾让很多诗人获益，围绕在他身边的诗人往往在他一句话的启发下，出现一首超越自己的好作品。他不仅照亮了身边诗人前行的道路，更引领着他们向更高的艺术境界不懈追求。2023年，中国宁波禅诗奖颁奖典礼上，来自五湖四海的诗友汇聚一堂，共襄盛举。而我也有幸受他委托，登台朗诵他的代表作，当梁小斌老师荣获特别奖的那一刻，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除了诗歌界的嘉宾以外，就连许多出家人都声称“读过他的作品”，纷纷与他合影留念，有人更是激动地表示：“通过教科书初识梁老师，其作品早已深植于心，今日终于见到本人了。”

在这个信息爆炸、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梁小斌先生依然能够坚守初心，坚持手写，每年保持十几万字的创作量，实属难能可贵。他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追求，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执着与坚持。这种精神，无疑是对年轻一代诗人和所有文学爱好者的巨大鼓舞和激励。

《又见群山如黛》这本诗集，汇聚了梁小斌先生近年来的精品之作。从对自然风光的细腻描绘，到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从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到对未来世界的无限憧憬，梁小斌先生的诗歌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引领我们穿越时空的界限，感受生命的真谛与美好。

经过数次诗会的深入交流，我了解到梁老师即便年岁已高，仍笔耕不辍，新作频出，令人由衷敬佩。梁老师的诗具有思想性和史学价值，值得我们细细地品读。《又见群山如黛》不仅收录了梁老师少量的经典之作，主要推出了近年来少为人知的崭新篇章，所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梁小斌老师的朋友王长征、张耀月、张培亮、王中朋等人在整理过程中的鼎力相助。

《又见群山如黛》以其细腻入微的心灵笔触，引领读者踏上了一场心灵的净化之旅，穿梭于现实与理想的交界，深刻感悟人性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书中既有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深情颂歌，也有对生活琐碎的细腻捕捉，更有对时光流转的深刻哲思。它不仅是梁小斌对世间万物深刻洞察的结晶，更是其内心世界情感波澜的真实写照。梁小斌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敏锐的情感捕捉力，将生活中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瞬间与深沉感悟凝固成永恒的文字，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以往作品中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又见群山如黛》中梁老师的笔触更为柔和，充满了抒情意味。

编辑此书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深潜。梁小斌先生的诗歌，总是能在平凡中发现不凡，在细微处挖掘深刻。他笔下的群山如黛，不仅仅是自然风光的描绘，更是内心深处情感与哲思的映射。每一行诗句，都仿佛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印记，充满了对生活、对自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独特理解。

作为此书的责编，我深感荣幸也倍感责任重大。在编辑过程中，我力求保持梁小斌先生诗歌的原汁原味，同时也力求在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上能够体现出诗歌的美感与意境。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读者朋友们手中的一盏明灯，照亮心灵的角落，激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诗歌的向往。

在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中，这样一部诗集无疑是一剂珍贵的心灵慰藉，让人得以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沉浸于诗歌的海洋，与诗人一同探寻生活的真谛。最后，我想借用梁小斌先生的一句诗来结束本文：“将每一天咀嚼成岁月，再将岁月无条件交给时光。”梁小斌先生正是以这样一种态度，将他的诗歌创作融入生命之中，用诗歌记录生活，用诗歌思考人生。让我们一同期待梁小斌先生未来更多的佳作问世，继续在文学的旅途中携手前行。

礼堂路上的意象“蜂群”与语言献礼

——评王太贵新诗集《青瓦之上》

杨不寒

汉语新诗是最自由的文体之一。如何想象汉语新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诗人能够抵达的境界。也有诗人怀揣着多副笔墨，既能在不同场域描画诗歌的既定角色，又能够从自我感知到的存在处境出发，探索诗歌的其它可能性。在近年诗歌征文比赛的猎场中，王太贵无疑是一员骁将。屡屡得鹿的佳讯，也给人造成一种刻板印象，即他是一位典型的征文体诗人。2024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诗集《青瓦之上》，相信足以让一般读者对他产生新的认识。

诗集《青瓦之上》是《诗刊》社第39届青春诗会推出的丛书之一，诗人精选了2006年至2024年的诗作共计140首，列为“我有我的深蓝”“当你起航”“时间的炼金术”“寒露之后”“如果看到海”五个小辑。这些诗小部分写于吞风吻雨、登山临水的旅途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写于北京，其时诗人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大部分则写于安徽六安霍邱县，这里是诗人生活的地方。诗集中反复出现的地名“礼堂路”，正位于该县，诗人每天上下班都在这条路上往返。在诗人的书写下，“礼堂路”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诗学地理。它从现实中的“礼堂路”挣脱而出，离地三尺，一端联接着诗人的心灵，另一端则通向复杂而广阔的现实世界。

在第一辑“我有我的深蓝”中有《往返礼堂路》一诗。在该诗结句中，诗人写到：“我的往返/从厨房到打印机，正好置于礼堂路的两端”。如果说诗句中的“厨房”隐喻着生活，“打印机”隐喻着工作，那么这一段万物葱茏、百象丰饶的礼堂路，就是诗人展开诗性活动的园地，也是其诗思蕴成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可以把王太贵的写作理解成一种平常的三分法。但实情恐怕并非如此，因为“打印机”，同时还意味着写作本身。假如考虑到王太贵创作的勤奋，这种推测就会显得尤其可靠。如此，“礼堂路”便是一条通往诗的道路，而写诗也具备了工作的属性。应该说，诗歌写作是一种另类的工作，需要严肃而长期的精神投入。感受力、想象力和智识力最优秀的部分人把大量精力投入诸如诗歌等艺术领域，不仅仅因为艺术是对美的创造，还因为艺术可以把隐秘不居的内在意绪客观化、镜像化，使人们能够超越自我局限，更全面地观看到自己的处境和世界的真相，从而达成某种启蒙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便迈向一条抵达真与善的道路。

整体上来看，诗集《青瓦之上》很接近生活诗学的范畴，在题材、视境、意象等方面往往与现实生活存在血肉关联。王太贵不甚在诗中作纯粹的玄想，而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创造诗。除屡屡被书写的“礼堂路”之外，现代纪行诗《Ｚ226》可以看作另一个生活诗学的例子。在该诗中，诗人用极经济的笔法，写下了抒情主体在“Ｚ226”火车上的片段见闻。“我”、“呓语”的“孩子”、“对镜施粉的女人”和“酣睡”的“异乡人”等人物与窗外飞逝而过“塑料棚”“沟渠”“白杨”等风景相呼应，逼仄的车厢与窗外广阔的天地相对举，旅途的劳累和观看女人化妆的悠闲相缠绕，鸡飞蛋打的“生活况味”与遐思中的“梅花鹿”相对照，梦境与现实相渗透……种种张力关系，交织成既辩证又统一的审美空间，构成了极富真实感和颗粒感的生活诗学。仔细分辨，会发现这种书写路径中隐约蕴含着一种民主意味，从中我们还可以阐发出诗人对越来越简化、私密化和思维茧房化的现代文明的不满。诗人不断提醒我们尽可能地去观看周围世界，毕竟我们自己正是处于与周围事物的各种关系之中——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是更广泛的人与对象世界间的关系。

就像《Ｚ226》一样，在王太贵的诗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纷繁驳杂的生活图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图景全部是由语言的“不定点”（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来显现的。他以“礼堂路”为诗学根据地而创作的诸多诗篇，亦可以看作语言的献礼。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王太贵是在语言世界里建构出了繁复而精细的生活镜像，映照着现实世界，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在此，我们不妨对他的创作风格做一个整体上的描述：他擅于以词象带动丰富的物象，进而组建鳞次栉比的意象，意象的排列或叠加最终构成了他苞笼万象的诗歌世界。那些纷至沓来的语词和联想，颇有陆机《文赋》中所谓“瞻万物而思纷”“挫万物于笔端”的味道。从肌理布置来看，他的诗则让人想起元代王蒙的山水画，元气淋漓，纵横铺陈，很多时候甚至稠密得分不开节。

诚如诗集同名诗《青瓦之上》末尾所写的那样：“期待雪花更大些，崭新的炊烟/总是出现在一片陌生的屋顶”。诗集中氤氲的“崭新的炊烟”这一颇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主要生发自诗人“陌生”或者说“陌生化”的语言方式，而这种语言方式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像“更大些”的“雪花”一样，纷纷扬扬，让人应接不暇。当然，相比于“雪花”，王太贵的诗中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物象“蜜蜂”，也颇能象征其诗词语丰饶、意象葱茏、生意喧闹的美学面貌。

“蜜蜂”总出现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机勃勃，嗡嗡作响。遍观整本诗集，至少在《山雨欲来》《独轮车》《水门春行》《题兜率寺的侧柏》《从文学馆路到育慧南路》等五处，可以看见这只小昆虫的影身。试举《从文学馆路到育慧南路》一诗为证。诗中所写季节应是早春，毕竟“栅栏里的海棠/低垂着心”，而“阳光在体内铺展的道路/暂时还没有通畅，蜜蜂正从远方飞来”。“阳光”的“道路”未能“畅通”，一方面是因为大地还未完全回暖，另一方面也因“体内”二字的暗示而生发出更隐秘的指涉。诗人作为“异乡人”走在“文学馆路”和“育慧南路”，所为何事？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动作中窥见一二：“提着笔和黑色笔记本”。由此可见，需要畅通的路大概与写作有关，而“正从远方飞来”的“蜜蜂”，既是飘渺的创作灵感，也是实际的诗歌语言。

“蜜蜂正从远方飞来”需要时间，王太贵的诗歌语言也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如茧成蝶、蛇蜕皮。诗集《青瓦之上》所收录诗作的写作时间跨度有十八年左右。大体上，前半部分为诗人新近的作品，后半部分则写于更早时期。《在赵岗山远眺》《雾之事》两首是诗人大学时期的“少作”。那时，他偏爱用以入诗的物象是“雾”这等轻盈空蒙之物。前一首诗中站在高处眺望的第二人称抒情主体“周身缠绕着雾”；第二首所描绘的早晨在床边看雾的画面，亦如晨雾一般清新。年轻的诗人写雾中的山“被大雾弥漫着/像不存在似的”，而他的这一段创作经历却真实不虚。那时的他，几乎都来不及使用隐喻，与世界相交的原初体验占据了他语言，其诗遂有新鲜、干净而澄明的质地。

而现在，对诗歌语言艺术更为熟稔的诗人则长于利用隐喻，尤其是转喻，来进行创作。《捕梦者》这首书写梦境的诗，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却很能展现诗人以转喻带动意象闪现的艺术手法：

不难发现，诗中意象的出现总是迅捷而利落。诗人并不在具体的事物上做过多涂抹，只留给读者以意味深长的暗示。于是，我们得以在王太贵的诗中，重新看见汉语诗歌最古老却又被新诗长期忽视的一种原则，也即赋的原则：“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一如前文所言，王太贵名词繁密的诗总是在提醒我们是处于复杂的物我关系之中。在他的赋一般的铺陈之下，可以看见抒情主体如何调整与确定自我的存在，而这完全可以视作他“体物写志”的方法论。总之，王太贵“蜂群”般的语言风格，当是自觉探索的结果。终于，如诗集《青瓦之上》前半部分所展现的那样，在横向思维的转喻链条上，“蜜蜂”般的语言来了，并且来得成群结队。

最后，我们不妨说，在诗歌世界里存在两个王太贵，一个能够熟稔地创制某种征文体诗，在各项诗歌大赛中拔取头筹，另一个则像我们在诗集《青瓦之上》中看到的这样，专注于诗艺、物我关系以及存在之谜的沉思与探索。虽然转喻式的诗歌语言仍然为两者所共享，但是，后者的思绪主要发自幽微的心灵深处，诗人创造的密集意象，也是为了在复杂的世界关系中确认抒情主体的存在，这自然与征文体诗歌依附外物、指向外物的诗意生成逻辑相异。我们清楚地看见，在诗集《青瓦之上》中，这位“礼堂路”上的诗人正在用语言，实现着他对故乡乃至整个尘世的献礼。这句话反过来说，想必也是恰当的，那便是诗人认真体悟着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思绪，以“蜂群”般纷繁而迅捷的意象，展开着他对现代诗歌语言的献礼。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2024年8月30日第6版），发表时有删减

意蕴丰赡：“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书写

——黄丹丹《南有嘉鱼》读札

陈振华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急遽变化、充满不确定的年代，人类的“亲密关系”也莫能例外。文学关于“亲密关系”的书写，也从古典时代、神圣时代、世俗时代让渡到现代、后现代时代。尤其是在缤纷复杂的当下，“亲密关系”的神话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自我解构。自我解构的途中，又试图重新建构其神圣性的精神向度。黄丹丹的短篇小说《南有嘉鱼》就是当下“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审美建构。这篇小说之所以被《小说选刊》选载，编辑是有独特眼光的：“小说在有限的叙述空间里展现了三辈人各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和内心困扰，探讨了父女、祖孙、夫妻、姐妹等多重家庭关系……呈现了一幅宴会般丰富热烈的当代城市生活图景”。（编辑胡丹语）

首先，《南有嘉鱼》的小说命名不落俗套，别具意味。读者阅读伊始，想到的可能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其乐融融的家庭伦理氛围。《诗经》里面的家庭欢宴或者君臣之间的宴飨，其氛围、其色彩、其格调都是欢愉的、祥瑞的、和谐的、融洽的，充满了血缘伦理、家庭伦理以及君臣伦理的脉脉温情。然而，随着小说叙述的展开，古典诗词里的“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中呈现的乐陶陶、乐悠悠、乐平安、劝满觞的温馨场景并没有出现，反而被拧巴、别扭甚或龃龉的家庭气氛所颠覆。小说以郑家瑜和郑家亮一对双胞姐妹的命运故事展示了她们之间关系从别扭、紧张、猜忌到最终消除误解，重归于姐妹温情的过程。从叙述基调看，小说并不是反讽的叙述，而是对家庭亲密关系的正面建构。小说的结尾：“我和小瑜像两个逃学的小孩似的，撒开脚丫奔跑在春夜的新城大道上。”——文本叙述最终曲终奏雅，实现了“南有嘉鱼”“鼓瑟吹笙”亲密关系的文本书写意图。评论家陈培浩在分析徐坤长篇小说《神圣婚姻》时曾言：“从反讽到正谕既是徐坤知识分子书写立场的内在变迁，也是从新时期文学到新时代文学某个内在变迁的侧面。”从这一个层面来分析，黄丹丹的《南有嘉鱼》也具有文学意识上的新时代性。作家不是解构一个时代，而是要在碎片化、冷漠化、原子化的关系时代，真正书写人的“亲密”关系，在一个神圣性零落成泥的时代，建构亲密关系的正当性、神圣性。小说借文本亲密关系的叙述，发出了深沉的生命追问与重新回归亲密关系伦理的价值姿态。

其次，小说对亲密关系的审美书写意蕴丰赡。《南有嘉鱼》里面对亲密关系的书写主要体现在这几组关系之间：双胞胎姐妹关系（郑家瑜与郑家亮），爷爷和双胞胎姐妹的祖孙关系，父母与双胞胎姐妹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夫妻关系，“我”和儿子蝈蝈的母子关系，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关系以及婆媳关系等等。小说中的亲密关系主要体现在血缘伦理的亲情关系以及夫妻两性、婆媳的非血缘关系伦理及其现实情状的复杂纠葛中。它们共同构成了意蕴丰赡的小说审美内涵。“既生瑜何生亮”是小说的开篇，揭示了郑家瑜和郑家亮这对双胞胎在成长过程中复杂紧张对峙的姐妹关系。她们从生下来就被人为地分开，之后不同的成长环境与命运轨迹造成了她们之间关系的隔膜与裂隙。姊妹情深的血缘伦理被现实的境遇、遭际不断消解，与传统的伦理温情相去甚远。爷爷对“我”的平淡与对郑家瑜的在乎和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仅仅是因为“我”跟着父母长大，而郑家瑜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而且为何要将双胞胎姐妹分开养育？是什么导致了亲姐妹关系的变异？随着叙述的渐次深入，伴随着姐妹关系主线的其他血缘关系也逐渐显露出真实的面目。爷爷对双胞胎姐妹表面上的厚此薄彼，郑家瑜和爷爷奶奶的特殊感情，郑家瑜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乖异，“我”和姐姐郑家瑜的貌不合神亦离（当然，双胞胎的长相是非常相似的），以及“我”和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还有“我”和父母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都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里得到了擘肌分理的摹写。亲密关系的血缘、亲情及其伦理的纠缠、异变都其来有自。这里不仅仅有时代思想语境的原因，更有亲情伦理内部的情感逻辑。通过亲情伦理关系的真实书写，小说揭示了家庭伦理内部“匮乏”“缺席”的爱、温暖、光亮、关注，需要更真切的爱的救赎、理解与沟通。除了血缘伦理关系之外，小说也揭示了夫妻两性之间的婚恋以及婆媳等非血缘的“亲密关系”及其伦理。其中，“我”的父母之间的关系，看得出是比较日常化的夫妻关系，在很多生活、情感难题上的相互推诿也比较符合多数夫妻的日常情态。他（她）们之间的夫妻热情已被生活所磨平，更多是搭伙过日子的类型。“我”爷爷与奶奶之间的关系尽管在文中着墨不多，但他（她）们之间的感情更加内敛与传统，可能比年轻一代更加重情重义，这从对待他们死去的女儿的态度及其救赎上可见一斑。而小说中的“我”与丈夫迫于生活的压力，近三年几乎处于分居的状态，孩子蝈蝈则由婆婆在老家看管抚育，还有婆婆和“我”的不冷亦不热的关系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写出了亲密关系中非血缘伦理的另一面，它们聚焦的是情爱伦理、家庭伦理的日常或裂变。无论血缘伦理的亲密关系还是情爱伦理、家庭伦理的亲密关系，它们都经历了沟通不畅、相互怨恨、情感疏离到相互理解、彼此懂得的过程。在这一叙述呈现过程中，多维关系的真切描述，见出了作家的叙述功力与对生活的深度认知，同时也见出了作家对理想亲密关系重塑的叙述伦理——期待用文学的方式建构起融洽、和谐的亲密关系而非分裂和异化。

再次，《南有嘉鱼》体现了较好的艺术完成度。黄丹丹写散文、写诗歌，在语言的锤炼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小说的语言当然不能等同于诗歌与散文，它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文体的特征。好的小说必然需要好的语言。这篇小说的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洁清朗。正像雷蒙德·卡佛所言的：“在诗或者短篇小说中，有可能使用平常然而准确的语言描写平常的事物，赋予那些事物——一把椅子，一面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一个女人的耳环——以很强甚至惊人的感染力。也有可能用一段似乎平淡无奇的对话，让读者读得脊背发凉——这就是艺术之源。”无论是叙述语言，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这篇小说都很简洁清晰，不枝不蔓，非常明快畅然。这也比较符合当下轻逸化的审美书写潮流。与语言的简洁清朗相契合，《南有嘉鱼》的叙事节奏也比较轻快。小说的叙述节奏一般源于情节的节奏和叙述话语的节奏。就本篇而言，简洁准确的语言形成了故事情节的简明，形成了叙述节奏的干净明快。小说尽管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人心的幽微，但小说读起来并不滞涩。除此以外，这篇小说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地域文化元素的有机嵌入，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小说中的博物馆、非遗、护城河、巍峨的古城门以及古寿州的锣鼓、鼓书、舞龙以及周边地域的文化景观、人文掌故自然融洽地构成小说中人物的生存背景与历史景深。这些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叙述有效地避开了同类题材的同质化书写，从而让寿州的小城风貌、生活韵味、历史文化内涵跃然纸上。美国南方作家韦尔蒂说过：“地方同情感紧密相连，情感同地方又有深刻的联系。历史上的地方总代表着一定的感情，而对历史的感情又总是和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黄丹丹将亲密关系的审美书写落地于寿州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不仅仅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内涵，也寄寓了作家内在的生命感受与对故土的深情。

评论家杨庆祥曾言，未来的文学书写，“亲密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主题面向。这样的判断当然是基于欲望化、碎片化、快餐化、泡沫化以及后疫情时代亲密关系及其伦理的裂变作出的。现代或当下的“亲密关系”因为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或症候，才愈加被文学叙事所关注。作为文学叙事的小说或其他文体不能仅仅成为这种现象的旁观者，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作出该有的反应，如何以文学的微光敞亮那些晦暗的角落，则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黄丹丹作为安徽第六届签约作家，近些年的文学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她曾说，所有的痕迹都是为了看清自己，我也相信她的生命刻痕会越来越明显。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2024年8月3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