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昆明一医生饮酒后突然猝死,现场一只毒虫遗骸成破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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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7 13:19
江西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昆明的一起案件,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不得不说,当年那些破案的警察确实牛。四季如春的城市昆明,很早就得了春城的名号。尽管昆明的风景气候宜人,可在这座城市获得解放之前,却是一片黑暗景象,一幅幅民不聊生的场景看得令人不寒而栗。好不容易等到了1949年12月,春城终于获得了解放,这让曾经处于黑暗势力压迫下的春城人民终于看到了希望,当曾经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之后,看着曾经压迫自己的黑暗势力纷纷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也个个张灯结彩,放着鞭炮庆祝。就在庆祝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无疑是最为激动的,他就是在昆明开设诊所多年的郎中——陶执礼。当时人民法庭审判那些黑暗势力时,陶执礼直接在自己的诊所前大放鞭炮,不仅如此,还摆了宴席,似乎是在庆祝着自己的胜利一般。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被压迫得太久了,导致很多人认为陶执礼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在一番庆祝之后,他的诊所也得到昆明市民认可了,前来就诊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诊所的生意好,眼看着就要过上好日子,结果陶执礼却突然猝死了。这事发生1950年的5月初,待病人走完后,陶执礼准备小酌一杯,解解乏,突然就两腿一蹬,猝死了。虽说像猝死,可死相却像极了中毒身亡,不仅口吐白沫还全身浮肿乌青,这样一幅场景就算没有什么医学经验的人也能一眼看出他这是中毒死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在陶执礼诊所中务工的杂工看到不对劲立刻报了警,待警方赶到后随即便对现场展开了一系列周密的侦查。警方赶到陶执礼的诊所后,随行警员中来了一位局长,他正是昆明公安局第四分局局长周映邦。身为刑侦专业的高材生,周映邦来到诊所后,第一眼看到陶执礼的尸体便顿感不妙,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眼前的人必然是中毒而死。巡视一周之后,周映邦叫来了陶执礼诊所中的杂工,问了他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我就看到陶郎中喝了酒,很快就倒地口吐白沫了,原本我还打算打抢救电话的,可陶郎中他倒地没多久就不行了。”得知陶执礼早上开工前就只喝了酒,周映邦便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酒里下了毒,很快他取出了刑侦工具,拿出一根银针放入陶执礼生前喝过的酒杯中。原本认为银针放下去必然会发黑的周映邦,却被眼前的一幕感到大为不解。原来,银针放到酒杯里后依旧是完好如初,丝毫没有发黑的迹象。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同时根据酒杯中还有残留的酒,周映邦便推断出倘若酒中被下了剧毒,那么银针必然发黑,如此一来就只能证明酒本身没有被人下毒。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观点,周映邦居然当着众警员的面喝下了残留的酒,几分钟过后,周映邦依旧没有任何不适,这足以证明陶执礼即便是中毒死亡也与他早上的饮酒没有任何关系。断定与死者饮酒无关后,周映邦又带着一众警员在现场反复侦查,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一会他们就在尸体上找到了重要线索。通过仔细观察陶执礼的尸体后,周映邦发现死者在死前还是穿着拖鞋的,这极有可能被暗器所伤。当时在昆明所处的滇南一带,非常流行暗器伤人,各种剧毒暗器也是频繁上阵,早在昆明解放之前,解放军前线部队就有传出官兵被敌人用暗器所伤的报告,大部分袭击的都是一些毫无准备的后方留守部队,他们在被袭击前也有穿拖鞋的表现,于是周映邦在仔细分析了一阵后,便来到了诊所后院仔细侦查了一番,这一查果然让他看出了名堂。原来在诊所后院的墙面上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攀爬迹象,后院的花丛也有明显的踩踏痕迹,这证明有人试图翻墙来到后院中安放暗器。一系列的侦查工作让经验老道的周映邦认为,陶执礼的死远没有那么简单,于是他当即命令警员将陶执礼的尸体带回去法医那做进一步调查,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所中的毒来判断究竟是死于何种暗器?陶执礼的尸体带回到法医鉴定处后,周映邦就在焦急地等待着法医鉴定的结果。随着法医鉴定的结果公布,周映邦这位经验老道的刑侦专再一次被震惊到:陶执礼竟然是被毒虫咬伤身亡。法医在其脚趾处发现了明显的虫咬伤痕迹,此外死者血液中的凝血蛋白酶含量非常高,这是一种广泛分布在各类昆虫中的毒素,一般情况下是不致命的,可个别类型的凝血蛋白酶毒性非常高,配合其他生物酶可以达到致命的效果。看到这样的结论,周映邦顿时愣在了原地,原本认为死者会是滇南地区流行的暗器所伤,没料到的是他居然是被毒虫咬死的,这样的死法他还是头一次遇见,为了尽快破案,周映邦在回过神来后也顾及不了那么多,立刻召集了警员又一次来到了陶执礼的诊所中搜集证据。带着众警员再一次来到陶执礼的诊所后,周映邦立刻吩咐警员展开地毯式的搜查,看看是否有毒虫遗骸的存在。周映邦之所以会这么明确地直扑毒虫遗骸而来,主要还是得益于法医的一句提醒,因为死者在死前有饮酒的迹象,所以毒虫在咬伤死者的同时必然会接触到含有酒精的血液,这样一来酒精也会顺着毒虫的毒腺进入到毒虫体内,一般来说昆虫是无法代谢酒精的,因此这些微量的酒精足以对毒虫致命,所以毒虫在咬伤死者不久后很有可能就会死亡。法医的一席话令周映邦是醍醐灌顶,在他看来找到毒虫才是破案的关键,当务之急就是来到案发处找到毒虫的遗骸。搜寻一番后,还就真的找到了咬伤死者的毒虫遗骸。这种毒虫长相很是奇怪,可以说是一种四不像,浑身黑得发亮不说,还是蚱蜢头和蜈蚣尾的混合体,除了头部口器中有明显尖锐的毒刺之外,还就真找不出混合体以外其他的独特之处,总的来说就是蚱蜢与蜈蚣混合后的样子。不明白是什么毒虫的周映邦很快将毒虫遗骸包装好,带回了警所做进一步调查。为了搞清楚毒虫的来历,周映邦可谓是多方打听,将毒虫照片寄给了全国各大高校,希望有专业人能够给予他一个答案。遗憾的是他寄出的信都是石沉大海,有的不回信,有的干脆明说自己也不知道,最后还是一位在云南大学农学院的杂役认出了毒虫的真身。这个杂役叫老盘,当数位教授都无法认出这种毒虫真身的时候,他一看照片后立马就来了精神,仔细看了几眼后很快就认出了毒虫。根据老盘的叙述,这种毒虫很罕见,似乎只在自己老家的大山中存在,抗战时期就有洋人出高价要来收这种毒虫,可见这种毒虫是非常罕见的。这种毒虫有一个特点,就是毒性特别大,甚至比一些毒蛇都要厉害,而且不惧人,特别喜欢叮咬饮过酒的醉汉,并且醉酒程度越高被叮咬的概率也就越大。曾经有洋人将这种毒虫收回去后,便给这种毒虫起了个名叫“阿雷”。这种称呼很显然是音译的,可能国外已经有了这种毒虫的学名,只是国内暂时还接触不到该类信息而已。了解到毒虫的情况后,周映邦针对毒虫的习性以及死者遇害的情况展开了调查,先不管毒虫释放的生物毒素究竟是什么,眼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死者一定是他杀,如此罕见并且只出现在大山中的毒虫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出现在死者的诊所中呢?很显然是有人故意而为之。之所以要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如今早已不是旧时代,可以光明正大地行伤天害理之事,所以凶手才会想出更为隐蔽的方法来作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破案难度。不过用毒性如此剧烈的毒虫杀人,周映邦认为其性质已经非常严重,倘若不尽快揪出凶手,他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作案,因此在他的主导下很快成立了专案组,从而开展地毯式的侦查工作。经过专案组数天的缜密侦查和整理证据后,在案件讨论会议上,有警员提出是否有仇杀的可能性存在。周映邦听到有警员这样说,没有反驳而是让他畅所欲言,在这位警员看来如果死者不是仇杀,那么凶手的动机何在,诊所财物没有任何遗失,证明凶手并不是为了谋财而来。此外,在对死者的诊所后院进行侦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重要线索,足以证明凶手为了作案可谓是预谋已久。原来,在陶执礼的诊所后院里不光有凶手翻墙的痕迹,在其卧室外窗上还被凶手用烟头烫出了一个小洞,很显然这就是放置毒虫的入口。如此缜密的作案行为,让一些警员不禁开始怀疑这起案件是不是和仇杀有关,听完警员的推论后,周映邦对案件的看法也渐渐有了转变,在他仔细沉思了一番后便将案件的突破口转向了死者的社会关系之上。在仔细分析了死者的社会关系后,周映邦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有想到这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郎中,其妻子居然是昆明赫赫有名的镇滇帮头目邢名扬的女儿——邢相谦。按理来说娶了邢名扬的女儿之后,陶执礼的诊所应该很快扩大才对,不应该到解放后还是家庭作坊式的规模。被引发好奇心的周映邦伴随着调查走访的推进,又发现陶执礼在这段婚姻背后所隐藏的秘密。原来,陶执礼与邢相谦属于自由恋爱,这在旧时代是不被允许的,为此邢名扬也曾屡次阻拦过这段婚姻,只不过因为女儿坚持,最终只得无奈作罢,不过这并不代表邢名扬就接受了这个女婿,为此他还想出了不少办法企图拆散这段婚姻。邢名扬仗着自己财大气粗,在昆明又颇有势力,而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郎中,便在抗战时期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让军方的人把陶执礼给抓了壮丁,希望能够借日军之手除掉这个令自己厌恶至极的女婿。就在得到陶执礼被抓了壮丁的消息后不久,邢名扬是一度喜出望外。不料女儿却找自己帮忙,希望父亲出面让陶执礼免除参军。邢名扬自然是假意承诺,随后就赶紧催促军方将陶执礼送上战场,好让自己心里的这块石头快点落地。得到军方肯定的回复后,以为陶执礼这次必然会死在战场上的邢名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会将计就计大作文章。因为在抗战时期征兵有一条规定就是独子不在征兵之列,这让急于救夫的邢相谦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在通过多方走访报社进行曝光后,陶执礼不明不白地被抓了壮丁的事件很快在昆明当地上了报纸的头条,这让不少人为此游行示威,给了军方不少的压力。为了不让事情扩大,同时也是维护镇滇帮在昆明的地位,邢名扬无奈妥协了,让军方将陶执礼给放了回来。看着丈夫死里逃生,邢相谦是开心了,可她却忘了自己早已劳累成疾,不久后便大病了一场,原本注射盘尼西林还是有可能医治的,可当时盘尼西林属于精贵药,陶执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这么病逝。沉浸在妻子去世悲痛中的陶执礼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老丈人邢名扬会把这笔账算在自己头上。妻子病逝后,陶执礼也感受到老丈人的杀气越来越重,为了表明自己对妻子是一片忠心,他当着老丈人的面发誓不再娶,每年还给邢名扬送了一份大礼,隔三差五还给他送些补品什么的,时间一长还就真让老丈人动了心,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就这样一直到1949年的12月,此时的昆明已然解放,陶执礼听闻解放军宣传的人民从此可以当家作主,加上自己诊所收益越来越高,顿时觉得自己没必要对老丈人卑躬屈膝。虽说普通的礼尚往来还存在,可送的礼明显没有过去那么贵重,邢名扬顿感这个女婿是不是有了不轨之心,因此对陶执礼的印象又有了变化,为了试探自己的这个女婿,他特地吩咐了镇滇帮的人前去监视陶执礼的行踪。邢名扬想着倘若自己的女婿敢有不轨之举,自己立刻就命令手下除掉他,以吐自己心中的不快。可不料还没等手下人观察出个结果,自己的末日倒是先来了。因为自己已经是镇滇帮小有名声的头目,于是在1950年初,邢名扬就被刚成立的公安部门逮捕,押到了公审法院之上。随着邢名扬的死,陶执礼认为自己从此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于是他这才会在诊所门口放鞭炮庆祝。正是这个行为,让陶执礼惹怒了一个人,她就是邢家的二小姐——邢相君。依靠着父亲的势力在昆明做起生意的邢相君,在没了父亲这座靠山后,瞬间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仅公司财产全部充公,还丧失了往日耀武扬威的资本,这让她很是不悦。由奢入俭难,失去父亲庇佑的邢相君,看到陶执礼在父亲被枪决后的表现后,难免会心生疑虑,这也让她有了很大的作案动机。调查到这里,周映邦决定仔细盘查邢相君在案发前后的各种表现以及生活轨迹。通过仔细的走访调查,周映邦很快发现邢相君曾经结过婚,可惜丈夫早年丧命于抗战前线,此外她还有一个老情人——俞若金,两人在昆明解放前就走得很近,直到案发前两人还是保持着联络。不过令周映邦感到不解的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基础上,邢相君居然还借助着姐夫陶执礼走访的时候,公然向他示好,甚至有向他求婚的表现。根据邢家几位下人的表述,当时邢相君可以说是使劲追求自己的这位姐夫了。这样的表现不禁引发了周映邦的疑虑,她这么做究竟意图何在呢?有一位老情人还嫌不够,难不成是真喜欢上了姐夫不成?就在周映邦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另一条线索很快引发了周映邦的重视。原来在陶执礼去世前的一周,邢相君在昆明的钱庄里支取了一大笔钱,并且她拿到手的还不是金圆券或者银票而是实打实的银元。要知道当时的银元可是市场最稀缺的货币,一块银元就足以让普通人过上数月的生活了,而这一次她整整取了三十块银元。支取这些钱用来干什么?仔细调查了一番邢家的开支后,根本没有发现有用得着三十块银元的地方,这不禁令周映邦怀疑邢相君花钱是大有嫌疑的。正巧在案发前的数日,一位专门卖土特产的商人声称自己家遭了贼,准备卖给洋人高价的稀有名虫被盗了。翻看这人的报案记录后,联系前后所发生的事情,这让周映邦决定把突破口都转移到了邢相君的身上。将一连串的线索整理后,周映邦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因为这位卖土特产的商人早年间就是专门倒卖“阿雷”这种毒虫的中间商,通过高价卖给洋人曾经赚了不少大钱,自然也知道毒虫身价不菲,这才会来警局报案。借助这样一个线索,周映邦仔细深入调查,随即出动大量警员首先侦破这起毒虫失窃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日的努力后,警方很快找到了嫌疑人,他就是已经债台高筑的赌徒——衣仁生。衣仁生曾经十分好赌,欠下了巨额债务,如今可谓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何况此人喜爱喝酒抽大烟,开销更是不菲,一来到警局就对自己盗窃毒虫一事是供认不讳,目的就是为了在警局躲债,防止债主继续找上门来,他也借机供出了幕后主使-俞若金。根据衣仁生所言,自己前一阵烟瘾发作,手头上又身无分文,奈何有一身偷鸡摸狗的好本领,这自然是吸引俞若金找到了他,跟他商议盗窃毒虫的事。俞若金开价很高,一出手就是三十块银元,这足够他抽好一阵子大烟了,于是想也没想就同意,很快就将毒虫偷到手交给了俞若金。听了衣仁生的供述,周映邦几乎肯定凶手就是俞若金了,于是他很快下令警员全力抓捕俞若金。不久后俞若金落网,果然不出所料俞若金对自己谋害陶执礼一事也是供认不讳,表示这一切还是邢相君的暗箱操作。因为在邢相君看来自己父亲的死,自然是和陶执礼脱不了干系,于是花大价钱买通自己,设法除掉了陶执礼。案件侦查到这里基本也就真相大白了,随着邢相君的落网,两人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到法庭之上两人因为是共犯也都被判处了死刑,随着两人被押往刑场枪决,春城的毒虫疑案终究宣告了侦破。
今日人物志
愿所到之处皆为热土,所遇之人皆有善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