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混合战争”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的演化与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形态逐渐发生深刻变迁。国际安全学界不断探寻理解当代战争的新术语，复合战争（compound war）、“第四代战争”（the fourth generation war）、非线性战争（non-lineral war）等成为描述战争形态变迁的重要概念。作为颇具新意的术语，“混合战争”是当代国际政治分析战争新趋势最为流行的工具之一。北约、欧盟以及一些国家的官方文件正式采用“混合战争”概念。有学者为此指出，包括俄罗斯、美国、伊朗、以色列、朝鲜以及“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与黎巴嫩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正在使用混合战略推进它们的国际议程。2013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尤其是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混合战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全球霸权国，美国把“混合战争”战略视为实现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的有力手段。2007 年，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与海军陆战队共同发布的《海洋安全协作战略》把“混合战争”看作当代战争的最新方式，低端与高端技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常规与非常规战术的交织混合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特征。2015 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认为美国未来将会面临“国家间冲突”“非国家间冲突”与“混合冲突”，其中“混合冲突”指同时使用传统与非传统的力量对付对手。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混合战争”战略的理论发展如何？美国推行“混合战争”战略遵循怎样的逻辑机理，有着怎样的实践表现？

在前理论阶段，“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三个街区战争”（three-block war）等学说为美国“混合战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谱系基础。威廉·林德（William S. Lind）早在 1989 年就对战争的研究层次加以分类，着重分析“第四代战争”，指出其并非要在物理层面摧毁敌人，而是要在国家内部摧毁它。美国海军上校托马斯·哈默斯（Thomas Hammes）认为，“第四代战争”利用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所有可用的资源使得敌方的政治决策者确信其战略目标要么无法实现，要么因为成本太高难以推进。复合战争是另一个包含“混合战争”元素的概念，强调常规力量与非常规力量的结合。美国陆军作战研究院研究员托马斯·胡贝尔（Thomas M. Huber）认为，复合战争是指同时使用正规军或主力部队和非正规军或游击队对付敌人。“三个街区战争”理论由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Charles C. Krulak）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他认为未来海军陆战队需要在同一个城市的三个临近街区分别实施大规模作战、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在前理论阶段，关于新型战争的学说为美国“混合战争”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有助于框定“混合战争”的概念特征及研究范畴。“第四代战争”的概念强调新技术与新力量，行为体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影响决策者和公众，进而削弱对手的战斗意愿。奥夫·弗里德曼（Ofer Fridman）认为，霍夫曼对“混合战争”的概念化是基于“第四代战争”，特别是基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可以发动战争。“第四代战争”强调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武装部队和非武装部队、军事和非军事力量以及致命和非致命的手段实现既定战略目标，为“混合战争”的研究提供了启发。正如霍夫曼所言，“第四代战争”捕捉到了现代战争特征的深刻变迁。复合战争为“混合战争”概念提供重要的知识来源，“混合战争”的概念框架很大程度上基于复合战争，强调恐怖主义与犯罪行为的协同融合。在此后的“混合战争”研究中，霍夫曼本人承认从复合战争的概念中受益。“三个街区战争”则从特征方面推动了“混合战争”战略术语的生成，集中于多层次与跨领域战术手段的运用。可以说，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战争新术语为“混合战争”研究奠定了语义学基础。

 在创立阶段，被称为“混合战争理论之父”的霍夫曼创造了“混合战争”的概念，把其界定为新战争方式。霍夫曼“混合战争”的概念主要包括在 2005 年《未来战争：“混合战争”的兴起》与 2007 年《21 世纪的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等作品中，开启了美国学界对该议题的研究。霍夫曼提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新技术的推进，大规模常规战争与小规模的非常规战争演变成作战界限趋于模糊、形态更为融合与手段渐次多样化的“混合战争”。在他看来，“混合战争”涉及常规军事力量、非常规战术、恐怖主义、任意的暴力和胁迫以及犯罪行为。霍夫曼的论述引发了关于“混合战争”的学术辩论，美国学术界持续关注这个概念。从 2007 年到 2014 年，美国的安全学界普遍支持霍夫曼的理论，构建“混合战争”的理论与概念体系，专注于对当代军事经验的研究，认为“混合战争”是理解 21 世纪安全的新概念。当然，也有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混合战争’作为一个概念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就概念体系与研究主题而言，创立阶段的“混合战争”研究有着相应的内涵。在概念界定上，该阶段的“混合战争”术语主要指涉恐怖分子或叛乱分子此类非正规军事力量发起的战争，在同一战场的战术层面上的协同作战被视为“混合战争”的标志。霍夫曼“混合战争”的定义关注军事领域，其概念主要指涉军事学说。有学者直言，霍夫曼的“混合战争”概念主要集中于安全防务领域。在研究主题上，该阶段“混合战争”研究着重特定的议程，经典案例分析成为主要的议题，强调弱势方对优势方的不对称作战，关注美国如何应对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混合战争”威胁。该阶段研究集中强调美国面临模糊不清的传统与非传统战争威胁，威胁的主要来源是暴力行为体与“失败国家”等，威胁的重要手段涉及常规军事行动与犯罪活动、网络袭击、恐怖袭击等非常规军事行动。可见，霍夫曼的“混合战争”研究议程关注“混合战争”的军事维度与战术层面，作战环境的调整与作战对象的变化导致了美军作战方式的调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克里米亚事件以后，美国“混合战争”研究议程中的重要特征是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也就是把俄罗斯对外政治与军事的几乎所有活动均称为“混合战争”，促成了其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夸大描述。美国对俄罗斯“混合战争”政治化的话语建构服务于北约整体尤其是其东欧成员国、学术界及西方国家的政治机构。北约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混合战争”行动的政治化是希望推动其成员国提供资源，应对包括传统军事挑战在内的全方位威胁。当然，也有学者呼吁谨慎行事，批评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贴上“混合战争”标签的举动。

回顾美国“混合战争”的研究脉络可以发现，每个研究阶段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其概念不断明确，分析对象逐渐扩展，研究主题深刻变迁。美国“混合战争”研究存在相应的问题。一是“混合战争”一词可以被运用到一系列行为方面，该概念在过去十多年中发生重要变化，但是依然不甚明确。“混合战争”概念把一切都变成了战争，而军队也变成了一切。二是“混合战争”研究更关注战术层面，强调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混合。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认为，大多数关于“混合战争”的文献缺少战略的存在。三是“混合战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需要进一步结合，特别是强调美国开展“混合战争”战略的根本目标以及具体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

从美国“混合战争”研究进程来看，“混合战争”是行为体混合不同技术与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的冲突形态，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军事斗争与非暴力性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在同一战场空间同时展开。“混合战争”是常规作战与非常规作战的混合体，战场领域由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大到政治战、经济战、外交战及信息战等，军事、外交、经济、信息与政治等要素交织，以往同战争难以发生联系的因素逐渐成为战争的核心。在“混合战争”框架下，常规作战往往能够与非常规作战在战略和战术上进行有效的协同，且非军事手段在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方面的作用增强。只有当非军事手段与武装力量的实际威胁或使用相协调时，决策者才应将国际政治竞争描述为一种“混合战争”的形式。美国“混合战争”涉及安全、政治、外交、经济、信息等多领域，但是并非包罗万象，“混合战争”的战略目标突出强调破坏对手的政治稳定与内外安全，打击对手的认知体系。比如，跨境水资源分配、碳中和等领域虽然是美国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但是不能归属于“混合战争”的范畴。美国“混合战争”战略本身表明大国竞争的制胜机理发生了巨大变化，竞争范围逐渐从传统的物理域、信息域延伸到认知域，以认知争夺为代表的“软战”成为大国竞争的有力表现。 

美国的“混合战争”除了具有表现形态模糊性、行动领域多维性、行动手段全谱系性等“混合战争”的一般特征之外，也有自身相应特色。从行动目标来看，美国“混合战争”具有鲜明的霸权导向性。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以“混合战争”作为全球霸权护持的有力手段，借此破坏竞争对手的稳定，拉大竞争对手与美国在各领域的实力差距。从表现形态来看，美国“混合战争”具有显著的进攻性倾向，展现出主动出击的进攻态势。这同美国强大的国家实力有着密切联系，也与美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有关。从行动手段来看，美国“混合战争”的技术性更加突出，强调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武器化运用。此外，美国“混合战争”强调“全政府路径”（Whole of Government）的组织原则，以“全政府”为支撑调动政府与社会资源，制定与实施“混合战争”行动的机构涉及政府部门、军事机构、国会等，商界、学界及媒体界也会参与其中，各种战术运用交织，发挥协同作用，这是其不同于一般战略竞争方式的重要方面。

 深入理解美国推行“混合战争”战略的逻辑，可以通过“目标 + 对象 + 手段”的视角加以分析。通常，战略涉及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指出，战略不仅仅是战争的概念，而且是治国之道的内在要素。从战略的层面来看，“混合战争”通常涉及战略目标、针对对象、战略手段等方面。 

从战略目标来看，美国推行“混合战争”战略是为了更为有效地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作为霸权国，美国把维护及延续霸权地位作为关键的国家利益。当前，新兴大国不断崛起并推动大国间权力对比逐渐缩小，这种权力结构变迁使得美国霸权护持的动力加强。美国对大国开展“混合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迟滞大国发展，扰乱大国战略，赢得地缘战略优势，维护霸权地位。由于大国直接开战的成本过高、代价过大，通过“混合战争”的方式可以降低冲突的成本。在伊万·罗森（Ewan Lawson）看来，“混合战争”是低成本与相对低风险的战略操作形式。美国采取“混合战争”这个更为全面与软硬行动相结合的战略，形成针对竞争对手的全面打压态势，阻遏竞争对手的崛起势头，实现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

美国推行“混合战争”战略的第三个指向对象是削弱竞争对手的经济科技潜力，通过经济战、科技战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与科技实力，维系美国的经济与科技霸权。经济战可以破坏对手的战争融资能力和敌人领导层的合法性。经济工具是削弱和影响对手的有力工具，美国可从对手的经济损害中获利。为维护及巩固霸权地位，美国采取的路径除了强化自身经济与科技实力外，还强调通过削弱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拉大其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推行“去风险”政策，强化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同时，美国还通过侵蚀竞争对手的经济基础，激发对方民众对现政府的不满，引发社会紊乱。为维持自身科技领先地位，美国通过科技战阻断竞争对手的科技进步，抑制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美国在开展经济战与科技战的过程中还注重推动经贸与科技问题意识形态化，把经贸、技术同价值观结合，提出技术的开发与使用需要由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推动，技术发展需要实现共同价值观的目标。美国通过给先进技术赋予“人权”“自由”“民主”等标签，为其构造“芯片联盟”“清洁网络”等小圈子及推行技术出口管制寻找理由。此外，美国积极推动在清洁能源、粮食进出口等领域同竞争对手“精准脱钩”，试图联合欧盟打造“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将竞争对手排斥在清洁能源供应链及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以外。 

 美国推行“混合战争”战略的第四个指向对象是塑造目标国家的话语叙事体系，通过信息战打压对手，强化美国的文化霸权。非军事手段的使用特别是具有信息战、心理战性质的手段是“混合战争”的关键因素。信息行动与军事行动经常同时进行，相互提供支持。信息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可以被用来塑造政治话语与文化叙事，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美国专注于赢得叙事之战，有效地同步其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为更好地实现打击竞争对手及维护霸权的目标，美国针对竞争对手开展叙事之战，通过信息战冲击与再造竞争对手的认知与价值体系，扰乱竞争对手的社会秩序。美国信息战的主体呈现多元化，不仅包括政府行为体，还涉及媒体、智库、个体等非政府行为体。为打击竞争对手的心理文化与身份认同，美国着重展开信息战略武器化行动，发起宣传和虚假信息运动，包括赞助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与阴谋论、操纵社交媒体。美国信息战的重点是借助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科技公司等打击竞争对手的价值理念，削弱其文化基础，向竞争对手民众输送美式价值理念，煽动竞争对手的舆论，影响竞争对手的公众舆论与社会价值观。社交媒体是“混合战争”的重要武器，美国在社交媒体制造话题热度及创造虚假账户，持续地发起政治鼓动与造谣活动，冲击竞争对手民众及国际社会对该国政府的信任。

“混合战争”的概念形成及理论建构缘起于美国，并逐渐成为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混合战争”概念的出现及其理论的发展展现出安全威胁的模糊性以及战与非战的不确定性，需要借助多种方式促成战略与政治目标。“混合战争”推动常规战争逐渐过渡到政治战、经济战、外交战、信息战等全方位作战阶段，突破了和平与战争二分法的传统认知。“混合战争”强调战争状态的模糊性，人们不能确定是否爆发了战争及难以确定某项行动是否属于战争范畴。大国战略竞争是推动“混合战争”的内驱动力，也使得“混合战争”理论受到美国政界与军界的重视。在大国无战争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政府不断探究大国战略竞争的新手段，并把“混合战争”作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控制大国之间的冲突保持在常规战争的门槛之下。 

随着国际权力对比变化的加速与国际体系结构演变的加快，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逐渐加强。1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原本的“遏制 + 接触”并重转为重在遏制的方向发展，中美逐渐迈入大国战略竞争阶段。为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美国不断整合国内各种资源，特朗普政府提出“全政府对华战略”，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把中美关系定性为“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声言对华展开“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实现“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战略目标。拜登政府在 2022 年 2 月发布新版《印太地区战略报告》，围绕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展开，本身就体现出“混合战争”的特征。同年 3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美国竞争法案》，强调以中国为竞争对手，要提振美国在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把中国视为全球霸权护持的主要战略对手，但是与中国发生直接战争的概率极低，由此逐渐开展“混合战争”战略实践，不断调配与集合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信息等多个权力要素强化对华战略竞争。 

在安全上，美国在亚太地区排兵布阵，强化安全联盟，并试图发动代理人战争。拜登政府在战略军事领域升级对华戒备与堵截，除了在东北亚部署大量军队外，还在东海、台海、南海等方向加强对华军事施压，逐渐扩大地区军事存在，突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攻防能力。美国频繁派遣飞机、军舰在南海海域“自由航行”，利用侦察机对华进行电子侦察与情报收集。美国推进国防韧性议程，通过韧性建设强化美国国防抵御力和威慑力，再度影响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拜登政府“竞赢中国”的基本思路体现在“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在中国周边地区，拜登政府积极寻求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改造与提升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推动“四方安全对话”扩容升级，试图把“四方安全对话”打造为围堵与控遏中国的“亚洲版北约”，积极利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与“五眼联盟”遏制中国。拜登政府亚太安全政策的突出点是推动北约介入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地区安全热点议题，推动英国、法国及德国等欧洲盟友在亚太地区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及海上巡航等军事行动，把南海打造为未来海上“混合战争”的战场。美国还借助地区代理人同中国对抗，不断武装澳大利亚，把台湾地区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资产”，通过对台军售增强台湾地区的武装能力。在南海争端中，美国幕后推动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在仁爱礁、黄岩岛等区域挑战中国的底线。2019 年以来，美国派遣海岸警卫队到西太平洋，多次穿越台湾海峡与南海，打着渔业执法合作的旗号同印尼、菲律宾等国进行联合演习，阻碍中国在南海正当的维权行动。 

在政治上，美国试图扶持政治代理人，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在中国内部制造政治混乱。拜登政府重视价值观在对华全面竞争中的地位，利用“民主自由价值观”对华进行政治渗透，借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中国内部事务妄图搞乱中国。美国积极推动“以疆制华”策略，政府、国会、媒体、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共同发力，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商务部等政府机构负责制定政策、实施制裁，美国国会通过反华涉疆法案向中国施压，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同政府、国会配合，形成干预新疆事务的联合机制。美国政府幕后支持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的达赖集团，国会先后通过“2018 年对等进入西藏旅行法案”以及“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等决议案，以所谓“强制同化”为由制裁中国官员。2019 年 7 月到 2020 年 6 月，美英对香港“修例风波”不断发声，给中国政府施压。尽管美国宣称不试图改变中国的体制，但是依然图谋推动中国内部政治秩序的变化，改变中国民众的政治立场与信仰体系。美国还以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为遏制中国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周边国家开展“颜色革命”是其政治战的具体体现形式，积极支持地区国家反对派或者少数民族推翻相对友华的国家政府。比如，2021 年 11 月，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发生大规模反政府骚乱，发动者是得到美国与台湾当局支持、被总理索加瓦雷怒斥为“台湾代理人”的马莱塔省省长苏达尼，目标直指刚刚签订中所安全合作协议的索加瓦雷政府。

在外交上，拜登政府以意识形态划线，积极拉拢与拼凑反对中国的地区联盟，以美式“民主价值观”孤立与遏制中国，达到强化追随美国的联盟及孤立中国的目的。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指出，联盟与伙伴是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美国将恢复与升级联盟与伙伴关系体系。一方面，美国妄图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通过召开全球民主峰会，以意识形态划分国家阵营，人为地把世界各国分为民主与专制，“民主对抗威权”成为美国遏华外交的主流叙事。2021 年 12 月，美国召集全球 110 多个国家与地区参加“民主峰会”，组建针对中国的“价值观联盟”。2023 年 3 月，美国召开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把意识形态因素同安全、外交、经济及技术融合起来，彰显出“混合战争”的典型特征。2022 年，拜登在北约马德里峰会提出团结盟友应对中国对世界的“系统性威胁”。另一方面，拜登把加强盟友体系作为亚太地区外交政策的首要之举。组建遏制中国的国际联合阵线正在成为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部分。在亚太地区，美国联合地区盟友与伙伴，塑造亚太地区环境，搭建孤立中国的地区统一战线。 

 在经济上，美国持续对华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排他性经济机制遏制中国，构建排除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拜登政府在布局“印太战略”的过程中，更为注重对经济与安全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试图通过经济利益进一步黏合其“印太安全同盟伙伴网络”。美国在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制裁打压，通过经济战、贸易战与金融战，削弱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能力。拜登在 2021 年七国集团峰会发起全球基础设施提议——“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3W），企图抵制“一带一路”倡议。同年，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夯实“印太战略”的经济基础，利用地缘经济方式整合盟友与伙伴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以“四方安全对话”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技术联盟”。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印太经济战略“去中国化”的政策导向较为显著。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机制，美国试图以美国的印太产业链取代中国产业链，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打压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

责任编辑：丁懿楠

公众号图文：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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