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平衡”不仅是第二任期的冯德莱恩委员会追求的招牌目标，而且是对冯德莱恩主席的权力掌控的压力测试。初现形态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在数量形式维度的性别平等稍逊于上一任期，但在实质的权力结构维度，女性委员占据权力结构的优势，这是经由冯德莱恩的“组合拳”争取而来的，凸显出强势的冯德莱恩对于欧盟政治的权力掌控。
冯德莱恩在努力实现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性别平衡上的强势地位不仅在于她具有第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深厚资历，更在于她成为第二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方式和程序，经历完整的民主考验“四道关”，赋予她拥有充分自主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带领欧盟渡过特殊时期的多重危机的丰富资历，加上民主程序的充分认证的正当性，使得她成为类似于“总统”的强势主席，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挑选“女班底”。
那么，冯德莱恩是如何连任成功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升级完成通向“总统”之路的民主考验“四道关”。第一道关是党团内部民主关：2024年3月在欧洲人民党（EPP）党团大会上，通过选举获得确认，欧洲人民党推举冯德莱恩作为“热门候选人”(Spitzenkandidaten),竞选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第二道关是欧盟人民选举民主关：2024年6月初的欧洲议会大选中，冯德莱恩作为热门候选人带领EPP成为获得最多席位的第一大党团；第三道关是成员国推举民主关：在2024年6月底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上，基于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和政治党团间的博弈谈判，冯德莱恩被正式提名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第四道关是人民代表的确认民主关：在2024年7月18日的欧洲议会全体大会上，冯德莱恩获得401票的支持，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
这其中，第二道关基本没有难度，因为EPP最近较长时间内都是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团；第三道关和第四道关是关键，第三道关存在一定的变数，尤其是对照2019年的进程而言，但是，冯德莱恩还是在EPP势力范围的政府首脑力争的政治博弈中顺利过关；第四道关则是最为艰难的，因为她想要获得超过欧洲议会720席中的过半席位即至少361席的赞成，有三个争取不同党团联合支持的实施方案：中间大联盟的支持（EPP+S&D+Renew）、中间大联盟+绿党（EPP+S&D+Renew+Green）的支持、中间大联盟+ECR的支持，各有收益与风险。最终是在“中间大联盟+绿党”的多数大联盟的护持下，获得401张赞成票，以多出40张的较大优势，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
这四道关对应于党内选举、全民选举、欧盟国家代表的选举、欧洲人民代表的选举，可谓是得到民主的全环节的支持，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这有别于冯德莱恩2019年的上任方式。2019年EPP在欧洲议会大选中推出的热门候选人是韦伯（Manfred Weber），EPP同样成为大选后占据席位最多的第一大党团，但是，在欧洲理事会峰会上，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幕后交易，并未提名韦伯，而是将当时还是德国国防部长的冯德莱恩提名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因此，冯德莱恩是半路杀出的提名人，并未经过EPP党团内部的大会初选，也未作为热门候选人参与欧洲议会选举的竞争，缺失了第一道关和第二道关。2024年开启的第二任期则完全不同了，她经历了完整的四道关的考验，获得了欧盟人民和成员国的多层民主赋予的充足正当性。
另外，虽然冯德莱恩成为第一任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程序民主没有那么充分，但是，冯德莱恩第一任期的表现有亮点，带领欧盟渡过若干重大危机，取得若干亮眼成就：渡过新冠危机、设立“下一代欧盟”复苏与韧性基金、有力应对俄乌冲突、启动绿色新政、数字转型的重大立法（如《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人工智能法》等）。
充分的民主授予要求充分的权力行使，第一任期的亮眼成就也让冯德莱恩对自己的领导力充满自信，因此，充分的民主授予+卓越的领导力让冯德莱恩在第二任期的委员会设计上施展自主性和能动性，更加积极作为。
为迎合女性赋权和解放的大趋势，并且试图延续自己在2019年率先建立了一个性别平衡的欧盟委员会的先例，冯德莱恩在调配她的新一届委员会的领导层时认真对待性别平等，认为性别平衡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必要配方”，自信2024年能再次建立一个性别平衡的欧盟委员会。
为此，冯德莱恩温柔打出“组合拳”中的第一拳：请求各国推荐男女委员候选人各一名，由她从“大池子”中决定最终的提名人选，组建性别平衡的委员会。欧盟委员的提名更多地依循国家政治逻辑，尽管冯德莱恩控制着每个委员的职位分配，但委员的提名是成员国自行决定的。结果到8月30日的提名截止日期时，26国中比利时因为国内联合政府组建受阻，未能按时提名委员人选，剩下的25国基本忽视冯德莱恩双候选人提名的呼吁，只提交了一名候选人，仅有保加利亚公开提名了一男一女两名候选人——背后的原因并非尊重冯德莱恩的意愿，而是因为看守政府总理格拉夫切夫（Dimitar Glavchev）直言不承担政治责任，将挑选委员的政治责任外包给冯德莱恩。而在25国提名委员中，女性委员仅有7名：爱沙尼亚的卡拉斯(Kaja Kallas)、西班牙的里贝拉（Teresa Ribera）、葡萄牙的阿尔布克尔克(Maria Luis Albuquerque)、芬兰的维尔库宁(Henna Virkkunen)、瑞典的罗斯瓦尔（Jessika Roswall）、保加利亚的扎哈里耶娃(Ekaterina Zaharieva)、克罗地亚的舒伊卡（Dubravka Šuica）。至此，初步的女性委员总数达到8名（加上冯德莱恩自己），与18名男性委员形成显著的不对称劣势，欧盟委员会仍然像是一个“老男孩俱乐部”。
冯德莱恩似乎遭受了成员国无视其权威、忽视其请求的蔑视，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尴尬的失控局面，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各国没有按照冯德莱恩要求去做有多种原因，并非要或仅仅要羞辱冯德莱恩。一是欧盟条约并没有强制规定成员国必须提名一男一女两名候选人；二是双候选人提名本身具有缺陷——公开提名两名候选人会将未能获选的提名人置于政治羞辱之中，因为它没有两个候选人的公平竞争的环节；三是成员国的国内政治考量，例如，爱尔兰总理哈里斯(Simon Harris)提名了麦格拉思(Michael McGrath)，后者不得不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以接受提名，再提名一位候选人对麦格拉思来说成本太高，是不公平的。
面对第一拳并未打出令人满意的开局，冯德莱恩随后打出具有某种压迫性的第二拳：施压非欧洲人民党（EPP）执政范围的小成员国替换男性委员，重新提名女性委员，交换条件是给合作的国家分配相对重要的委员职位。目前已知的具体操作有：（1）冯德莱恩成功地说服了未按时提名的比利时于9月2日提名女外交部长拉比卜（Hadja Lahbib），而不是提名迫切想要留任的现任男性委员雷恩代尔(Didier Reynders)；（2）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马耳他替换男性委员。此前，罗马尼亚的提名委员是内格雷斯库(Victor Negrescu)，后来罗马尼亚于9月2日将他替换掉，提名欧洲议会女议员敏扎图（Roxana Mînzatu）；9月6日，斯洛文尼亚决定替换提名委员，9月9日，斯洛文尼亚正式提名女性委员科斯（Marta Kos）；冯德莱恩敦促马耳他提议延长其现任欧盟委员达利(Helena Dalli)的任期，撤回原先提名的米卡莱夫(Glenn Micallef)，但马耳他总理阿贝拉(Robert Abela)未接受冯德莱恩的提议。至此，女性委员的人数达到11人（加上冯德莱恩自己），数量上从原先的一位数提升到两位数，比例上占27人总数的40%左右，距性别平衡的目标近了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冯德莱恩的“第二拳”打出的胜利成果。
至此，冯德莱恩谋求性别平衡的欧盟委员会的手段还未黔驴技穷，还留有一个需要欧洲议会与冯德莱恩合作才能完成的“第三拳”：让欧洲议会打头阵出拳，同时自己跟进出拳。具体来说，欧洲议会也是强调性别平等，而提名委员需要在欧洲议会内部的相应常设委员会进行听证确认，接着全体委员作为一个整体在欧洲议会经受投票批准，因此，如果欧洲议会想要更多的女性委员，他们可以在听证会上推翻某一名/某几名男性委员，或者以性别失衡为由否决整个委员团队，然后，冯德莱恩据此再次迫使某些成员国政府更换男性委员，优化委员会的性别结构。“第三拳”是否以及如何使用取决于后续的欧洲议会听证和投票的实际发展。
可见，冯德莱恩的“三拳”是一个具有时间序列和逻辑推进关系的“组合拳”。高调宣扬的第一拳、选择性施压的第二拳都是冯德莱恩的积极主动的作为，而可能的第三拳则是一种相对消极被动的作为。强势的冯德莱恩选择自己掌握主动和能够掌控的第一拳和第二拳，对于第三拳目前则是采取乐于观望的态度，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动权而让欧洲议会来“干脏活”。
虽然11:16的数量对比，40%的女性占比相较最初情形确有改善，但是，与理想的男女委员数量平等的目标仍有差距，为此，冯德莱恩再次利用自己具有对提名委员进行职位分配的特权，在委员会内部的制度层级和政策领域上，形成一个女性委员占据优势的权力结构，在平等的“质量”维度上取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核心权力层的性别结构倒转：在委员会内部进行“执行副主席——普通委员”的层级划分，然后在更高级别的6名执行副主席核心圈内，女性委员占据4名，形成倒转的4:2的性别权力结构，居于数量少数的女性占据核心职位的多数。这4名女性的执行副主席分别为西班牙的里贝拉、芬兰的维尔库宁、罗马尼亚的敏扎图、爱沙尼亚的卡拉斯。这当然是冯德莱恩在职位分配上的刻意设计的结果，尤其是对敏扎图的职位分配显然是对顺从其意愿替换男性委员的罗马尼亚的奖赏。执行副主席的4名女性委员的设计背后也有地理平衡和党团政治平衡的考虑。地理上，代表来自南欧西班牙、北欧芬兰、东欧罗马尼亚、波罗的海爱沙尼亚，加上冯德莱恩自己来自西欧德国；政治党团平衡上，里贝拉和敏扎图来自社会民主党（S&D），维尔库宁来自欧洲人民党（EPP），卡拉斯来自欧洲复兴党（Renew Europe），将支持她连任的多数大联盟悉数囊括。
第二，核心政策领域的女性委员优待：在与具体政策相关的政策职位分配上向女性委员倾斜，使得女性委员基本占据重要的政策职位。欧盟的基础是单一市场，因此，经济类职位成为成员国政府为自己的提名委员向冯德莱恩极力争取的目标，同时，扩大政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也是各国竞争的显要政策，冯德莱恩基本上将女性委员分配在核心政策领域。具体来说：里贝拉负责范围广泛的政策组合“清洁的、公正的和有竞争力的转型”，同时还负责单一市场中重量级的竞争政策，和执行副主席塞茹内（Stéphane Séjourné）一起协调欧盟经济的去碳化和工业化，形成和监督“清洁产业新政”（Clean Industrial Deal）的实施。可以说，里贝拉无疑是除了冯德莱恩之外的最有权势的欧盟委员了。 维尔库宁负责“技术主权、安全和民主”的政策组，同时还将负责“数字和前沿技术”职位，成为欧盟未来的技术政策的掌管者。 卡拉斯将担任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任副主席，在欧盟的内部和外部政策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确保一个有效运转的地缘政治的委员会。 敏扎图将担任负责“人员、技能和备灾”的政策组，具体负责技能、教育和文化、高质量的工作和社会权利，该政策职位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但她是执行副主席。 普通委员阿尔布克尔克则获得了权力巨大的“金融服务、储蓄与投资联盟”委员，是与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竞争力”焦点直接相关的重要的经济类委员，将在加强和完善欧盟资本市场联盟（CMU）以及确保私人投资推动生产力和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科斯将担任扩大委员，同时负责东部邻国事务。她将负责支持乌克兰，继续开展重建工作，并支持候选国为加入欧盟做准备。 舒伊卡将担任新设的地中海事务委员，这是一个新的角色，纳入了范围更广的南部领国事务。她将与卡拉斯以及许多其他委员密切合作，以发展与该地区的共同利益。 拉比卜将担任备灾和危机管理委员。这是另一个新的政策职位，将侧重于韧性、备灾和民事保护。她将负责领导欧盟在危机管理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工作。
冯德莱恩谋求性别平衡的组合拳以及欧盟委员会内部的权力结构上的女性优势，相当程度上成为对自己的权力掌控的测试，体现出冯德莱恩的权力运用上的主动性、压迫性、掌控性、“分而治之”的策略、权力真空下的欧盟领导力攫取。
权力运用的主动性测试。面对性别结构失衡的问题，冯德莱恩本可以选择将皮球踢给欧洲议会，由欧洲议会来替她施压成员国，但是，现实情形是冯德莱恩自己主动出击，坚定打出“组合拳”中的关键性的第二拳，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是源于她的四道关的正当性授权和她第一任期的治理成效，也是源于冯德莱恩本人的冯德莱恩的控制欲强且独断的领导风格。面对第一拳的不利局面，冯德莱恩更愿意直接使用手中的权力，而非静候欧洲议会的出手。实际上，冯德莱恩一直坚定地高调呼吁成员国为她提供性别平衡和合格的委员名单的第一拳就体现了她尽其所能地主动运用权力的风格。
权力运用的压迫性测试。冯德莱恩以性别平衡为借口，选择保护自己的EPP党团，对非EPP党团势力范围的小成员国的施压。在政治光谱上，被施压的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库(Marcel Ciolacu)属于社会民主党，马耳他总理阿贝拉也属于社会民主党，斯洛文尼亚总理戈洛布(Robert Golob属于欧洲复兴党。当然，这种施压包括奖励和惩罚的回报。奖励的回报则是给罗马尼亚的政治声望并不高的敏扎图分配执行副主席，给斯洛文尼亚分配重要的扩大政策，由此，要么在制度层级要么在政策事项上给顺应其意愿的成员国政府以实惠。惩罚的显著案例则是对不遵从其性别平衡努力意愿的马耳他的处理上。冯德莱恩给马耳他提名委员分配了一个负责“代际平等、文化、青年和体育事务”的职位，这显然是一个边缘性的政策领域，同时在制度层级上也只是一个普通委员。
权力掌控结果的测试。冯德莱恩可以算是较为顺利地通过结果测试，这一方面体现在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在她的施压下用女性委员替换原先的男性委员的行为事实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冯德莱恩在数量劣势下，利用自己的委员职位分配的特权，在制度层级和政策事务分配上有意向女性委员倾斜，形成欧盟委员会的内部权力结构上，少数的女性反而占据优势的另类性别平衡。当然，后续如果欧洲议会有所作为的话，冯德莱恩的权力运用应该还会继续。
权力掌控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运用。冯德莱恩在给女性委员倾斜性赋权的同时，也在用男性委员来对之进行权力平衡，例如，将重要的经济类职位中的负责凝聚政策的执行副主席分给菲托(Raffaele Fitto) 、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分给塞夫科维奇（Maroš Šefčovič）、预算委员分给塞拉芬(Piotr Serafin)；让来自法国的执行副主席塞茹内负责欧盟产业战略，由他和里贝拉来共同规划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清洁产业新政”。这种“制约的合作”或者说“分而治之”策略成为冯德莱恩管理欧盟委员会的典型特征，确保自己成为最终的决定者。
冯德莱恩对欧盟领导力真空的填补。性别平衡过程所展示出来的冯德莱恩的权力掌控实际上并非只是局限在欧盟委员会内部，冯德莱恩的权力积累更多的是因为6月欧洲议会大选以来，欧洲一体化的法德引擎熄火留下的权力真空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遭遇了极右翼势力的重大挫败，随后又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国内选举；德国总理朔尔茨也被视为跛脚鸭，可能会在明年大选中失去执政权力；波兰总理图斯克则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于是，政治敏锐的冯德莱恩看到了成员国首脑们留下的真空，跳进去填补这个权力真空，成为欧盟的领导者，可以更加自主地分配委员团的内部职位，并以此为筹码与成员国进行性别平衡的政治交易。借此也稀释有权势的委员的影响，这里显著的案例便是法国委员的权力在新一届委员会中被暗中削弱。在冯德莱恩第一个任期的委员会内，法国委员布雷顿(Thierry Breton)负责内部市场和服务，包括数字政策、太空和防务政策，但在新委员会中，法国的塞茹内虽然是负责“繁荣与产业战略”、单一市场的执行副主席，但是数字政策由女性委员维尔库宁负责，库比留斯将负责太空和防务事务，并且库比留斯向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报告工作内容，塞茹内负责的产业战略还需要与里贝拉协作来适应“清洁产业新政”，因此，冯德莱恩至少通过女性委员里贝拉和维尔库宁对塞茹内形成变相的权力削弱。
总之，虽然欧盟条约没有要求欧盟委员会主席组建性别平衡的团队，但是，冯德莱恩仍然高调宣示要让自己的第二任期如第一任期一样，成为实现性别平衡的欧盟委员会，只是此次的性别平衡之路绝非坦途。对此，作为通过民主考验“四道关”而连任的强势主席，通过运用“组合拳”的政治博弈过程，初步组建起一个数量上接近、质量上权力结构反转的性别平衡的委员会。这一过程和结果成为目前欧盟政治中法德领导力虚空下冯德莱恩的权力掌控的测试与印证。正如冯德莱恩在谈及性别平衡时所说的，“如果你不去要求，你就不会得到它，这不是自然而然的”，显然，强势的冯德莱恩已经搭建起自己的“总统女班底”，未来欧盟政治的发展离不了她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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