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朱俊玮，国观智库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戴维·艾利森（David M. Allison），美国耶鲁大学讲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原子管理”项目助理
亚历山大·德布斯（Alexandre Debs），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国际安全研究核安全项目教研室主任
文安立（Arne Westad），耶鲁大学历史与全球事务“伊莱休”教授
国观智库近期正式发布中美联合研究的课题成果《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借鉴与展望》研究报告。本报告由国观智库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朱俊玮、耶鲁大学讲师戴维·艾利森、耶鲁大学副教授亚历山大·德布斯、耶鲁大学教授文安立主笔，国观智库首席研究员兼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沱生、学术委员会委员沈丁立等老师对报告内容具体指导。
执行摘要
国观智库举行的一次重要讨论凸显了中美两国对“战略稳定对话”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使作者萌生了撰写本报告的想法。中美两国要想避免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误解和沟通失误，就必须就这一议题达成共识。由于两国在核能力和战略意图上存在巨大差异，目前中美不太可能进行像美苏（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START）那样的军控谈判，但战略稳定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战略误解和误判，满足两国对战略稳定的渴望。本报告第一章深入探讨了“战略稳定”概念的演变。“战略稳定”概念出现于冷战早期，用来描述核威慑带来的“危机稳定”，意味着任何一方都无法从先发制人的打击中获益。很快，“战略稳定”又增添了“军备竞赛稳定”的概念，即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扩充其核武库来获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者和决策者逐渐扩大了“战略稳定”覆盖的范畴，使其涵盖一系列安全议题，甚至包括无全球冲突的状态。因此，这种理解上的多样性要求中美双方进行深入对话，就其定义和期望达成共识。第二章主要从美苏（俄）战略对话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根据中美两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用于中美的新见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并不像苏联（俄罗斯）那样拥有与美国实力相当的核力量。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对话会不同于美苏（俄）战略稳定对话。中美必须承认这种对话的独特性和各自不同的安全利益关切。因此，本报告强调中美两国有必要就影响双边和全球稳定的一系列广泛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沟通，并建议双方首先要承认战略稳定的重要性，并通过持续互动来建立沟通渠道和战略互信。最后一章就如何构建中美未来战略稳定对话提出建议，主张建立持续、广泛的对话机制，不仅要应对危机管理问题，还要建立长期的战略互信。二轨对话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两国可通过扩大对话范围，将网络和太空安全以及新兴技术的影响等问题纳入其中进行讨论，从而努力协调其战略目标。本报告最后指出，双方应认识到彼此的安全关切和国内政治限制，并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开展对话。前言
开展“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借鉴与展望”研究的想法，来自国观智库举行的一场中美高层对话。2023年8月，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Stephen Biegun）在国观智库与中方学者进行对话时提出，中方是否愿意与美方开展战略稳定对话。中方学者回答说，中国的核力量规模远远小于美国，目前不具备与美方开展战略稳定对话的客观条件。史蒂芬·比根随即解释道，战略稳定对话和军控对话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讨论的是战略力量运用的条令条例、战略、战术及技术性问题，旨在加强双方核战略的透明度，确保双方正确认识对方的意图、避免因误解误判而导致局势升级，并不涉及限制战略武器数量的问题，也无需任何一方作出妥协。听了这番解释后，中方学者对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持开放态度。这场对话使我们意识到，中美双方对“战略稳定对话”存在不同的认识。于是，我们做了一些基本的文献研究，发现史蒂芬·比根对战略稳定对话的解释准确地指出了战略稳定对话和军控谈判的主要区别。中美不仅对“战略稳定对话”存在不同理解，而且对“战略稳定”概念也存在不同的认识。这些认知差异对双方在战略稳定问题上的有效沟通构成了一定的障碍。我们认为，未来中美双方有必要就广泛的战略稳定问题开展对话。如果“一轨”战略稳定对话暂时不具备条件，那么开展“二轨”对话是切实可行的。“二轨”对话可为未来的“一轨”对话探索道路，奠定基础。鉴于双方对战略稳定对话存在认知差异，有必要对战略稳定和战略稳定对话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和前瞻性探讨，以便建立共识，为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提供参考。我们认为，中美无论是举行“一轨”还是“二轨”的战略稳定对话，双方都需要增进相互理解，发现并纠正相互间的误解，努力建立互信。这将是一个双方相向而行的过程，因此采用中美两国学者联合研究的方式将更有意义。一、 什么是战略稳定？
20世纪40年代核武器问世后，人们在提出“战略稳定”这个术语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战略稳定问题，到50年代已初见雏形。然而，随着战略稳定问题讨论的深入和讨论范围的扩大，各国对“战略稳定”概念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简言之，“战略稳定”作为一个国际关系概念，在狭义上包括两个方面：危机稳定，即任何一方都没有发起首次核打击的动机；军备竞赛稳定，即任何一方都没有进行军备竞赛的动机。在广义上，“战略稳定”是指有助于避免战争的国际环境状态。例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战略稳定——即战略核层面的稳定——与较低烈度层面的稳定进行了区分，[3]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则在其早期著作中将“稳定系统”更宽泛地定义为兼具和平性与持久性的系统，后来威廉·沃尔福思（Wohlforth）等学者也采用了这一定义。（一）不同层次的“战略稳定”概念
2011年，代表美国国防部长参加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谈判的爱德华·华纳对不同层次的“战略稳定”概念做出总结。他认为，对于“战略稳定”概念的理解可分为三个层次。- 最狭义的理解是，“战略稳定”是指有关国家既没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动机（即危机稳定），也没有增强核力量的动机（即军备竞赛稳定）。
- 略为宽泛的理解是，“战略稳定”是指有核国家之间不发生武装冲突。
- 最广义的理解是，“战略稳定”是指各国享有和平与和谐关系的地区或全球安全环境。
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核国家会根据实际需要使用“战略稳定”在不同层次上的含义。例如，美国长期使用狭义上的“战略稳定”概念，但近年来也扩大了对“战略稳定”的理解。俄罗斯使用的“战略稳定”概念相对含糊，近年来倾向于使用第二三层次的“战略稳定”概念。中国一方面在讨论“战略稳定”的狭义概念是否适用于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也提出更广泛的“战略稳定”概念。（二）传统意义上的“战略稳定”
早期的战略稳定讨论主要关注如何预防首次核打击。在核武器时代早期，雅各布·维纳和伯纳德·布罗迪回应了罗伯特·奥本海默对核武器沦为侵略和突袭工具的担忧，强调对报复的恐惧可遏制突袭：“如果侵略国不得不害怕报复，那么它就会知道，即使它是战胜国，它也将遭受比历史上任何战败国都大得多的物质破坏……任何胜利，即使事先得到保证（但现实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保证），也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报复的威胁并不一定需要百分百确定；只要存在很大的可能性，或者说，只要人们相信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就足够了。预测比事实更重要。”报复是降低核突袭风险的途径——这一观点出现在美国学者最早对核武器的思考中，后来学者们又提出了“相互确保摧毁”、“反直觉观念”（the
counterintuitive idea）和“有限威慑”等概念。这些以报复为核心的思想最初引发了美苏之间危险的核军备竞赛，但随着核战争风险加剧，双方都意识到不加控制地发展核军备的危险性，并签署了一系列军控条约。其中许多条约还寻求通过限制技术或建立沟通渠道来维持战略稳定，确保危机稳定。较早对“危机稳定”理论做出详细阐述的是美国军控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他认为，如果任何一方都没有或不认为有动机因担心对方即将使用核武器而自己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危机就是稳定的。如果危机存在不稳定性，那么政治冲突或常规武装冲突就有可能会转变为核冲突。传统上认为，保持相互威慑和相互脆弱性是实现战略稳定的主要途径。谢林在其《突袭与裁军》(Surprise
Attack and Disarmament)一文中指出，“构成相互威慑的‘不是平衡’，即某种形势下纯粹的相等或对称,而是平衡的稳定”。当任何一方都能通过先发制人打击来摧毁对方的反击能力时，此时的形势是对称的，但并不稳定。当任何一方无论是先发还是后发，都能摧毁对方时，此时的形势才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先发制人来摧毁对方的反击能力。这种“相互威慑”的基础是“相互脆弱性”，后来发展为“相互摧毁”，成为传统上维持战略稳定的核心。因此，“战略稳定”起初被称为“威慑稳定”。竞争双方都有保持威慑稳定的意愿，而要实现威慑稳定，双方都需要有能够在遭受首次打击后保存下来的报复性武器，有能力发起反击，因为自认为较弱、无法在首次打击中存活下来的一方更有可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在稳定的威慑下，兵力水平也会保持稳定，从而带来军备竞赛稳定。一些学者对“战略稳定”的价值提出质疑，认为“战略稳定”状态也会带来潜在的负面效应。一是高水平的战略稳定会鼓励或助推低烈度冲突，也就是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提出的“稳定-非稳定”悖论。斯奈德指出，建立在战略核武库水平上的稳定，可能会让对手以为，反正自己拥有二次打击报复能力，对方不敢贸然发起首次打击，因此不用担心核局势升级，可以放心去打常规战或非正规战。二是认为可以通过适度军费支出和军控手段来实现战略稳定和威慑可信度的想法可能太天真了。没有可信的威慑，就没有战略稳定；没有实施和打赢核战争的能力，就没有威慑可信度。[13]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国只可能同无意伤害自己的谈判对象进行军控谈判；只要对方存在伤害己方的意图，一国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威慑，那么军控对对方就是无效的，甚至还会削弱己方的战争准备和威慑能力。也就是说，“只有在不需要军控的时候，军控才会发挥作用”。（三）美国对“战略稳定”的新认识
美国传统上使用的“战略稳定”概念，与“核”要素密切挂钩，主要针对的是核武器及其运用。不过，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和中国等新行为主体的出现，要实现冷战时期的那种“战略稳定”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官方也已扩大对“战略稳定”相关要素的认识，新增了非核威胁因素，而不仅仅局限于核武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认为，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正在对战略稳定构成新的挑战，这包括反太空武器、超声速武器、先进的生化武器、新兴的常规与非战略核武器及运载系统。此外，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由于缺乏行为规则和控制局势升级的机制，因意外事件而导致局势升级的风险格外高。该战略指出，“人工智能、量子科学、自主系统、生物技术和太空技术不仅会改变武装冲突，还会扰乱美国的日常供应链和后勤工作。[…]安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太空和网络领域——可能会在危机或冲突中增加模糊性，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鉴于此，美国政府认为，加强战略稳定的途径包括：与竞争对手对话；采取单边措施加强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发展防御和架构复原力，以便在冲突期间保持网络和太空作战能力；与盟国和合作伙伴以及竞争对手建立并开展危机沟通，以减少相互误解，帮助控制冲突升级。简言之，尽管美国对战略稳定面临的新挑战感到担忧，但仍然坚持自20世纪40至60年代以来的危机稳定的基本信条。美国认为，只有避免误解，对事态升级加以管理，消除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的激励因素，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全球安全。（四）中国对“战略稳定”的理解
中国对“战略稳定”理解，既有狭义，也有广义。中国外交部于2023年9月13日发布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中提到的“战略稳定”，仅指核领域的战略稳定，即狭义的战略稳定。该文件指出，“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国际社会应共同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应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循序渐进推进核裁军”。2019年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同时使用了广义和狭义上的“战略稳定”概念。该文件指出，“国际战略竞争呈上升之势。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挑起和加剧大国竞争，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加快提升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能力，损害全球战略稳定”——这里的“战略稳定”是广义上的，涉及一国对外政策以及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文中又指出，“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中国军队严格核武器及相关设施安全管理，保持适度戒备状态，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确保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国际战略稳定”——这里的“战略稳定”又是狭义上的。更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董春岭在评论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也使用了广义上的“战略稳定”概念。他在《“旧金山愿景”塑造中美战略稳定新框架》一文中指出，中方在这次会晤中针对下个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五个支柱”[22]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新时期中美战略稳定的基本框架，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为中美和平共处指明了正确方向”。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美之间要建立的战略稳定，应当超越传统的核层面和军事层面，而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的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这也可定义为“不热战、不冷战”。他们认为，“中美要在战略层面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和全局性对抗，既不能发生军事安全领域的冲突，也要避免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全面对抗。”一方面，双方应当在狭义的军事安全领域建立战略稳定关系，包括核力量的稳定关系、太空的战略稳定、常规军力平衡、不组织针对另一方的政治军事同盟、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建立军事安全危机管控机制等。另一方面，在军事安全领域以外，双方也应在宏观经济、金融等领域建立战略稳定。综上所述，中美两国都认识到，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战略稳定”的外延已突破核范畴，扩展到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领域。但是，对哪些问题应纳入“战略稳定”的范畴加以考量，中美仍存在很多分歧。例如，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提到一系列新兴技术对战略稳定构成挑战，但却没有提到中国较为关注的导弹防御问题。中国十分关注的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核力量和预警系统等，也不在美国的“战略稳定”考量之内。同样，美国也对中国的军力和技术发展及其与南海邻国发生的争议表示关切。尽管如此，认识到中美在“战略稳定”领域有许多共同的基本关切，将有助于中美开启战略稳定对话。如果中方感知认为战略稳定旨在限制中国的核弹头数量甚至是裁军，那么鉴于中国的核武库规模远远小于美国，中国官方将不会有兴趣与美国讨论战略稳定问题。如果能像史蒂芬·比根和中国学者所讨论的那样，双方在不涉及限制中国核能力或裁军的前提下进行战略稳定对话，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中国还希望与美国就狭义的战略稳定问题进行沟通，例如弹道导弹防御、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预警系统和核力量等。在拥有较少核武器的情况下，中国对传统军控谈判保持警惕态度是合乎逻辑的，但就这一方面的战略稳定问题与美国进行交流，也会对中国有利。鉴于美国强调以战略稳定为目标，中国的外交官和军官可以通过此类对话提醒美国同行，美国威慑中国二次打击能力的军事技术和兵力部署，将给中美战略稳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二、美苏（俄）战略稳定对话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史蒂芬·比根指出，战略稳定对话不同于军控谈判，旨在增进双方对彼此核战略、核政策、核条令、核思想、核战术、核决策过程等方面的了解，就新兴技术可能对两国战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开放式讨论，相互增加核领域的透明度，提升双边战略关系的稳定程度，以避免误解误判，避免核战争的爆发。自核武器问世以来，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在战略稳定对话方面打过最长时间的交道、有着最为丰富的经验。尽管美俄从2021年开始进行名为“战略稳定对话”的谈判，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导致对话中断之前一共只进行了三轮谈判，但这种谈判建立在美苏（俄）几十年军控谈判和战略稳定讨论的基础之上，又纳入了与时俱进的新要素。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可以借鉴美苏（俄）战略稳定对话的经验和教训。由于中苏（俄）的战略力量和战略环境的不同，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也必然会不同于美苏（俄）战略稳定对话。（一）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借鉴意义
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并接连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协议》等多项重要军控条约，全球战略稳定局势急剧恶化，拜登政府上台后与俄方续签的《新削减战略条约》成为当时仅剩的唯一一项军控机制。在这一背景下，俄方向美方建议开展战略稳定对话。根据2021年6月美俄首脑峰会提出的倡议，美俄两国分别于当年7月28日、9月30日及次年1月10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三场战略稳定对话。对话级别为副部长级，美方首席代表为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俄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双方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国安委、外交部（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等多个部门。对话包含专家工作组的讨论，对话议题在每次正式对话前通过非正式磋商确定。美俄双方都希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避免误解误判引发严重后果，维持双方行动的可预测性，降低并管控因新一代武器（包括人工智能赋能的武器、自主武器、网络攻击现有核武系统、太空武器及可突破防御系统的空中或水下高机动高超声速武器等）缩短反应时间而导致意外冲突爆发的风险。在实际过程中，美俄仅进行了三轮战略稳定对话，尚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在客观上缓解了当时两国关系面临的紧张局势，具有很强的务实性和现实意义。美俄双方对战略稳定对话过程的大致设想是，双方先各自阐述己方对安全形势和战略稳定所面临威胁的认识，阐明己方的政策优先任务，就彼此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联合评估；然后就建立新军控机制提出建议，列出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彼此安全关切的方案，就战略稳定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为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双方拟建立多个工作组，重点讨论未来军控原则和目标，以及具有战略影响的能力和行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也涉及双方未来导弹部署计划，准备对军事演习的规模和范围进行对等限制，提高演习的透明度。美俄也在战略稳定对话过程中讨论双方关心的热点问题，包括当时俄在俄乌边境屯兵数十万、可能出兵乌克兰一事。美俄双方在许多战略稳定相关的重要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关于战略稳定对话议题和军控范围。美方要求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范围的基础上，增加讨论新型洲际核投射系统和所有核弹头（包括先前没有限制过的非战略核武器），并寻求在2026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保留对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携带核弹头的重型轰炸机的限制。美方还要求讨论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与核武器存在交叉的现有或新兴的其他关键技术和领域。但是，美方并未把导弹防御系统等俄方所称为非核战略武器纳入议题范围。俄方提出的对话议题范围更大，要求对所有影响战略稳定的要素进行全盘考虑，将具有战略能力的核与非核、进攻性与防御性武器都包含在内，尤其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远程战略常规武器和太空武器。俄方不同意与美方讨论战术核武器，因为他们认为战术核武器不属于战略稳定范畴，而且战术核武器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关于未来新军控机制的参与方。拜登政府不同于特朗普政府，不以“中国参与”作为美俄军控谈判的前提条件，也不要求中国从一开始就加入战略稳定对话，但希望中国逐渐意识到参与战略稳定对话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并最终加入军控谈判。俄方同意新军控机制应为多国参与留出空间，但不愿强迫中国参与军控谈判，同时根据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又主张把英法等美国的欧洲盟国纳入到未来的军控机制中。但美方认为，英法两国的核武器数量较少，无需参与军控谈判。此外，对于俄罗斯强烈反对的北约东扩问题，美国坚持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愿承诺不让某些国家加入北约，更不愿排除继续扩大的可能性。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经验对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但由于中俄在国情和地缘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与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必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二）中美与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差异
鉴于中美与美俄之间的战略力量对比存在巨大差异，中美战略稳定对话也必然会不同于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美俄两国的核军控谈判以及确立的相关机制，建立在两国核力量势均力敌的基础之上，但中国的核力量与美俄存在数量级差距。即使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计算，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也不到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器数量的十分之一。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3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美国的核武库中共有5244枚核弹头，俄罗斯有5889枚，中国有410枚。其中，部分核弹头处于已部署状态。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计算规则，截至2023年5月12日，美国共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重型轰炸机等投射系统662件；部署在上述投射系统上的核弹头共计1419枚；已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系统、重型轰炸机共计800件。美国国防部在最新的《2022年核态势审查》中没有公布其核力量部署情况，但《2018年核态势审查》指出，美国已部署的核力量包括：14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每艘可装备多达20枚三叉戟II
D5型潜射弹道导弹（SLBM）；在450个发射井中部署了400枚单弹头“民兵III型”洲际弹道导弹；约60架具备核能力的B-52和B-2轰炸机，可装备重力炸弹或空射巡航导弹（ALCM）。根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俄罗斯最多可在各类战略投射工具上部署1550枚核弹头。俄罗斯的核力量包括772套“亚尔斯”（Ярс）洲际弹道导弹系统、576枚“圆锤”潜射弹道导弹、340套Р-36М2“沃耶沃达”（Воевода）战略导弹系统、320枚“蓝色”（Синева）/“班轮”（Лайнер）潜射弹道导弹、78套“白杨-M”（Тополь-М）系统、7套“先锋”（Авангард）导弹系统、448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13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34]与此同时，俄罗斯还拥有大量不受任何军控条约限制的核力量，包括至少2000枚非战略核武器。[35]俄罗斯自2010年以来大幅更新核力量，据时任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称，截至2021年底已完成更新计划的89%。[36]俄罗斯还在开发新型技术，包括核动力和装备核弹头的巡航导弹、装备核弹头的水下无人潜航器、装备核弹头的高超声速滑翔器等。数据来源：美国国务院、美国科学家联盟、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年来美国不断炒作中国大力发展核武器这一话题，但即使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核力量也仍然远远落后于美俄两国。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3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称，截至2023年5月，中国可能已拥有500余枚核弹头，比上年增加约100枚，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1000枚，到2035年将增至1500枚，几乎与美俄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下可部署的核弹头数量相当。[39]美国传统基金会在《2024年美国军力报告》中称，中国即将部署数百枚可精确打击美国军事基地和盟国领土的战区弹道导弹，其中许多导弹可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40]尽管中国的核武库规模远远小于美国或俄罗斯，但仍然十分强大。中国拥有全世界第三多的核弹头，具备陆海空“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并且核力量增长速度很快。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估计，中国有346枚核弹头装载在“东风-5”、“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上，有108枚装载在“东风-21”和“东风-25”中程弹道导弹上，有72枚装载在“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上，另有至少20枚可由“轰6-K”战略轰炸机投射的空射核巡航导弹和核炸弹。此外，中国在开发高超声速投射工具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投射工具包括“东风-17”，可能具有常规与核双重能力。[41]另据《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多名知情人士称，中国还在测试一种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声速武器，即在释放后滑向目标之前先在全球轨道上运行的分轨道轰炸系统（FOBS）。美俄两国的战略力量相当，并且均未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的核武器不仅用于保卫美国国土，还为三十余个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因此其核力量部署遍布全球。美国国防部在《2022年核态势审查》中指出，美国核力量的三大任务是遏制战略攻击，确保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在威慑失败时实现美国的目标。这意味着拜登政府已放弃美国核力量提供“对冲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这一任务。《2022年核态势审查》还提高了核武器使用门槛，宣布“只有在极端情况下，美国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来捍卫美国或其盟国和伙伴国的重大利益”尽管美国军控界呼声很高，但美国政府仍未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或“单一用途”核政策。美国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核态势模糊性来提高对手的决策复杂性，包括美国是否会激发危机、发起武装冲突、使用非核能力进行战略攻击或升级到使用任何规模的核武器。[46]俄总统普京于2020年6月2日签署的《俄联邦国家核威慑政策基础》规定，在下列四种情况下，俄罗斯可使用核武器：俄罗斯收到关于发射弹道导弹攻击其领土和/或其盟国领土的可靠情报；敌人对俄罗斯和/或其盟国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敌人对俄罗斯关键的国家或军事设施采取可破坏俄核力量反应能力的行动；俄罗斯受到常规武器攻击且威胁到国家存亡。和其他得到承认的核大国一样，俄罗斯也强调其奉行核威慑政策，并严格且一贯地遵循核战争打不得的原则。俄方强调，其核理论是纯防御性的，并且不允许进行泛化解释。面对西方媒体有关俄罗斯降低核门槛的传闻，普京在 2023年10月5日表示，没有必要降低核门槛来改变核学说。不过，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常常向西方发出时而含糊时而明确的核威胁，警告乌克兰和美西方的某些行为可成为俄使用核武器的理由。2024年2月29日，普京向俄联邦会议发表年度国情咨文，称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处于保证使用的全面准备状态”，“任何干涉者的后果将更加悲惨，我们最终必须认识到，我们也拥有可以打击其境内目标的武器”。中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五个核国家中唯一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在1964年首次核试验成功后，就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后又在历次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重申这一原则。2019年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再次阐明了中国的核政策：“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主张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国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目的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确保国家战略安全。”中国的这一政策也得到了美国官方报告的认可。美国国防部《2023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仍然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其核武器的用途仅限于“吓阻敌人发起首次打击，并且在吓阻失败时进行反击”。然而，美国担心，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发展可能与其宣称的核裁军和反军备竞赛的目标相悖。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中国的报复能力受到常规攻击的威胁，中国可能会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52]战略稳定对话可使中美两国有机会弥合这一认知上的差距。美国对非盟国的有核国家和潜在有核国家采取“量身订制”的核威慑战略。尽管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视为其历史上首次同时面临的两个核大国战略竞争者和潜在对手，但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核威慑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从美国《2022年核态势审查》来看，美国似乎并不担心中国会对美国发动核攻击，但担心中国会对美盟国和伙伴国使用核武器。该报告强调，美国“将保持灵活的威慑战略和兵力态势，继续向中国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因受到威慑而不敢保卫盟国和伙伴国，也不会被迫以不可接受的条件结束冲突”。美国用于威慑中国的核力量包括W76-2低当量潜射弹道导弹、部署在全球各地的轰炸机、两用战斗机、空射巡航导弹。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仅使用“核三位一体”中的两类核投射平台。美国仍然把俄罗斯视为美国对手中拥有最强大、最多样化的核力量的国家，其部署的战略与非战略核力量既有能力对美国本土发起大规模攻击，也可以为支援地区军事行动而实施有限打击。美国需要利用现代化的“核三位一体”来威慑俄罗斯，并利用携带B61-12核炸弹、W76-2核弹头或远程防区外（LRSO）武器的F-35A两用战斗机等核力量来进一步加强地区核威慑能力。鉴于上述原因，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新的不仅限于核武器的军控机制，其中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脆弱性仍是关键。（三）对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的基本认识
借鉴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经验，同时又考虑到中美和美俄战略稳定现状的不同，我们得出以下基本认识。与美俄战略稳定对话不同，由于中国的核武器数量远远少于美国，未来中美开展战略稳定对话不是为了建立军控机制，而是为了就战略稳定问题保持沟通，更好地了解对方对战略稳定问题的感知、立场和限制，相互澄清误解，形成共识，避免因误解误判引发危机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建立战略稳定对话机制，定期就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战略问题进行沟通，有利于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和逐步建立互信，所以未来这一对话机制有望成为中美之间常设的交流渠道，成为双方互信的来源之一。因此，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的目的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危机稳定”层面，加强战略稳定沟通，确保核武器不被使用，以此作为“军备竞赛稳定”的基础；二是支持广义的稳定，促进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平。鉴于上述目的，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可从澄清双方的核政策、核战略及相关条令条例等原则性问题开始讨论，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相互脆弱性”（尽管中方认为中美之间并不存在“相互脆弱性”）、非对称核力量等等。然后可拓展到改善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加强两军沟通等问题。在太空域成为核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的组成部分、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被用于核领域的情况下，可将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尤其是核用途列入对话讨论范围。考虑到地缘政治问题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挑战，双方还可将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台湾、南海、朝鲜半岛、俄乌等问题）纳入战略稳定对话进行讨论，。一些美国学者还主张进一步扩大战略稳定对话的讨论范畴，认为战略稳定不应只讨论武器问题，更不应只讨论核武器，因为“军事实力只是极其复杂的战略稳定方程式的一部分”；应当确立“战略稳定”整体观，考虑导致战略不稳定的其他因素，包括社会、经济、技术、宗教/意识形态等更广泛的因素。[57]虽然中美不太可能就所有这些议题达成协议，但建立沟通渠道并就不同观点达成相互谅解，有助于降低危机意外升级的风险。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议题无需受军控目标的束缚，双方可就核武器或战略武器开发和部署问题达成一些原则性共识。例如，美国希望与俄罗斯讨论战术核武器，中国当前没有战术核武器，但中美双方也可以就战术核武器进行讨论，甚至可以联合呼吁限制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和使用。考虑到双方有一些不同的关切（例如中国担忧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担忧中国的高超声速导弹），中美可通过战略稳定对话在某些领域达成妥协。战略稳定对话是一个持续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美双方可能很难从一开始就列出一份完美的战略稳定对话议程，可以先根据对话目的提出一份初始议题清单，然后在对话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在两国官方进行一轨战略稳定对话之前率先开展的相关二轨对话，可为一轨对话探索道路、提供参考、打好基础。为了使中美战略稳定对话能够长期开展下去，双方在启动对话之前应约定一些原则。一是相向而行。在中国看来，中美两国核力量差距悬殊，美国作为优势方应单方面做出更大让步，更多地迁就劣势方。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快速扩军且拒绝参与军控是咄咄逼人的表现。这种安全困境思维会导致意外局势升级。如果双方都认为危机稳定来自对威慑稳定的信心，这将有助于双方缩小在这一认识上的分歧。例如，中美都应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差异，不应以“完全对等”的方式来要求对方。对于中方所关切的导弹防御问题，美方也应作出回应，并设法减轻中方的担忧，使中方对其现有核力量的自卫能力充满信心，从而减少对核力量建设的需求，避免两国进一步陷入核军备竞赛。二是认识到国内政治因素的限制，不迎合国内相关受众。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由于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中国对外政策受国内政治影响相对较小，连续性好; 美国对战略稳定问题的讨论通常讲求专业性和技术性，避免政治化，但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在其国内政治中相当敏感。中美即使就战略稳定问题缔结某项条约，也很难获得美国国会批准。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应注意此类国内政治因素。三是持续性。根据美苏（俄）经验，战略稳定对话过程有助于双方加强相互理解，提高透明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话过程比结果更重要。[58]这就要求战略稳定对话一旦开启，就要下定决心坚持定期对话。因外部因素尤其是“黑天鹅事件”而导致的对话中断不仅会影响对话效果，还会对战略稳定起到反面作用。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坦诚开放、平等互利的精神，通过战略稳定对话，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三、对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的建议
尽管中美对彼此的核武库有着强烈的担忧，在军控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双方对战略稳定有着相似的期望。缺乏沟通容易造成误解误判，甚至引发危机，因此中美有必要开展战略稳定对话。鉴于当前中美关系仍处于止跌企稳的过程中，决策圈外围可先行就战略稳定对话开展二轨的前瞻性研究和讨论，为未来一轨对话打好基础。（一）当前中美两国对举行战略稳定对话的态度
美国政府将与竞争对手开展对话作为加强战略稳定的途径之一。美国《2022年核态势审查》报告指出，“和平时期与潜在对手进行对话，有助于在危机或战争中减少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误解风险”，美方与潜在对手讨论战略稳定问题，旨在“提高透明度，增进对威胁认知、政策、条令和能力的相互了解，并建立或加强有助于避免或限制冲突升级的危机管理程序”。该报告还指出，美国与俄罗斯在战略对话和危机管控方面有着长足的经验，但对华战略沟通进展缓慢。美国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共同努力降低风险、开展危机沟通。中国政府认为，当前中美并不具备开展官方战略稳定对话的客观条件，中方也尚未做好与美方进行战略稳定对话的准备。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中美两国政府尚未就“战略稳定”的定义达成共识。美国政府曾向中方提出举行狭义上的战略稳定对话，但中方没有同意。中国政府曾在2017年向美方提出举行包含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广义上的战略稳定对话，但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美国政府希望仅就狭义上的战略稳定进行对话。在双方对“战略稳定”的定义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难以想象两国能开展一轨战略稳定对话。二是两国对战略稳定对话的原则存在分歧。美国希望强调相互保持核力量的透明度，但中方认为己方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太少，不能要求中国与美国保持同样水平的透明度，主张保持渐进的、公平的、可接受的、不对等的透明度，但这又是美国不愿接受的。三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军队实施军事改革以及大力开展反腐工作，军内出现大量人员变动，新上任的从事战略稳定相关工作的人员既不了解传统的战略稳定概念，也缺乏对战略稳定新变化的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学习过去美苏战略稳定对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根据形势变化对战略稳定形成新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二轨层面的战略稳定对话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能够为未来的一轨对话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并有望最终促成一轨对话。中国政府支持双方学界专家和退休官员开展二轨战略稳定对话。目前中美之间存在两个二轨战略稳定对话机制,且已运行多年。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双方有望开展更多的二轨战略稳定对话。（二）中美二轨战略稳定对话的潜在任务和议题
在开展一轨战略稳定对话的时机成熟之前，中美可通过持续开展二轨对话，来增进了解彼此对战略稳定相关议题的看法，消除误解误判，求同存异，寻求共识，建立互信，增强对一轨对话的信心。中美二轨战略稳定对话可为未来一轨对话做好先期准备工作，既要通过对话确定应纳入战略稳定讨论的议题，又要对相关概念、相关议题进行充分的非正式讨论；既要寻找共同利益和共识，又要发现主要矛盾和分歧。目前，我们认为中美二轨战略稳定对话至少应讨论以下议题。中国尚未定期发布专门的核政策文件，但在例行的国防白皮书等相关政策文件中对其核政策进行了阐述，其核政策也具有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2023年9月13日发布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再次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核武器、核战争、核不扩散、核裁军等问题的立场。同年9月26日，中国政府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重申将核安全全球治理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无论新版国防白皮书何时发布，中国的核政策大体上都不会改变。美国法律规定，每届总统都必须在任内发布一份《核态势审查》报告，阐述美国未来五至十年的核政策、核战略、核能力和核力量部署态势。当前的最新版是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27日连同《国防战略》、《导弹防御评估》一道发布的《核态势审查》报告，阐述了美国保卫重要国家安全利益、减少核风险的综合性平衡方法，
分析了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和威慑挑战，阐明了核武器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提出了针对不同潜在威胁的核威慑战略，阐释了美国在军控、核不扩散和反恐方面的立场，并全面展示了美国的核能力。尽管中美双方都对各自的核政策作了文字阐述，但仍有必要通过二轨讨论就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澄清，尤其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公开政策与实际政策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中美在核领域的共同利益和共识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是，双方都认同“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大国间的战略稳定应建立在三个基础上：一是承认拥有核武器是有必要的，大国不可能单方面宣布放弃核武器；二是确保不使用核武器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三是讨论如何确保不使用核武器和建立互信，有助于加强战略稳定。这三点适用于中美的实际情况，也阐明了中美战略稳定对话的最低目标。中美在核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和误解，但通过深入对话有望化解某些分歧和误解。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战略稳定，但中国怀疑两国能否在核不平衡的条件下实现战略稳定。中国认为，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建立在“相互脆弱性”“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但中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与美国存在数量级差异，中国的“核三位一体”也明显落后于美国，因此中美之间不存在“相互脆弱性”和“相互确保摧毁”。但是，美国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核力量的二次打击能力并不纯粹是数量上的，也有质量上的因素。美国认为，中国目前拥有安全的二次打击能力，只要中国对美保持有效核威慑，两国就能寻求并实现战略稳定。美国前高官指出，如果中国对其威慑能力缺乏信心，那么中美两国通过战略稳定对话来建立信心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中国感觉到有必要考虑先发制人，或者觉得有必要大幅扩充其战略能力，那么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美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上也采取不同政策。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奉行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近年来，美国政策圈内就是否要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当前拜登政府仍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力。中美可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对“相互脆弱性”“相互确保摧毁”与有效可信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进行权衡比较，找到确保大国间战略稳定的最佳方式。是否将导弹防御问题以及旨在对抗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声速武器问题纳入讨论范围，可能是决定未来中美能否开启战略稳定谈判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美俄战略稳定谈判的经验来看，美国倾向于拒绝将导弹防御问题纳入战略稳定对话的范围，但中国显然会要求在对话中设置这一议题。同样，中国拒绝任何限制其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企图。美国过去一直愿意就导弹防御问题进行谈判，因此双方也许还有望就这两项相互抵消的技术进行对话。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导弹防御系统就被认为是影响战略稳定的因素之一。核军控学派认为，确保核威慑能力的关键，是确保核武器的进攻能力不会受到任何防御能力的抵消。其代表人物美国时任防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认为，美国的威慑能力体现在从苏联的首轮攻击中存活并确保将其摧毁，这才是威慑概念的精华所在，如果美苏可以实现相互确保摧毁，那么导弹防御系统就被证明是无效的。麦克纳马拉还说服苏联同意，弹道导弹防御是对先发制人攻击的补充，有悖于保持相互威慑。这一认识成为美苏签署《反导条约》的基础。然而，美国在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后，开始加速研制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构建了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为主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逐渐加强研发导弹防御系统助推段拦截技术，以实现“抵近侦察、全程拦截”的侦打一体能力。尽管美国宣称其研发和部署上述导弹防御系统主要是针对朝鲜和伊朗等“敌对”国家，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提出的一系列任务则很难和中国脱离干系，包括：研发旨在针对一切大气层内处于滑翔阶段的超声速武器的“滑翔阶段拦截器”（Glide Phase Interceptor），并在2032年12月31日之前实现全面作战能力；责成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与多方协调，制定一项夏威夷和印太地区一体化防空和导弹防御战略；要求就发展天基导弹防御能力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进行一项独立分析；要求国防部长提交一份印太地区陆基战区射程常规导弹战略。此外，美国还在不断加强与盟国的导弹防御合作。在中美两国导弹防御能力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情况下，美国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极易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误判和战略互疑，双方极有必要就导弹防御问题开展对话，这符合战略稳定对话的初衷。鉴于美国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不断取得进展，而中国也在继续发展高超声速导弹，双方都对对方的系统感到担忧。中国希望限制美国针对中国使用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而美国则认为自己的拦截导弹数量太少，无法可靠地防御来自俄罗斯或中国的大规模打击。同样，尽管美国担心中国的高超声速能力，但在这种能力得到实战证实之前，中国对其高超声速导弹能否突破美国导弹防御也未必有百分百的信心。因此，两国应讨论是否可以对这两类系统加以约束，以促进战略稳定。中国军方的一些专家甚至提议，中美可尝试构建导弹发射相互通告机制。一般来说，相互通告内容可包括发射窗口、发射位置、发射角度、有效荷载的计划影响区域、是单弹头发射还是多弹头发射等。对中国而言，可选择部分参数与美交换，借此缓解美国对中方军事透明度的压力与双方在核威慑能力上的战略疑虑，亦可推动太空军控领域的核查进程。美国曾表示愿意在导弹防御领域表现出一定的透明度。《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允许中俄代表参观美国的某些导弹防御设施，然而一年后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则规定永久禁止向俄罗斯或中国转让有关导弹防御的敏感信息。未来中国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要达成任何有关导弹防御的条约，都很可能会受到国会的阻挠。不过，这并不排除两国合作的可能性。1991年里根总统曾在没有缔结正式条约的情况下颁布了一系列总统核倡议，这就是佐证。向盟国和伙伴国提供延伸核威慑、让盟友伙伴安心，是美国核力量的主要任务之一。美国和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北约成员国等五十余国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向其中三十余国提供核保护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壮大以及对南海争议领土的历史性主张，许多邻国对中国实力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忧。与此同时，美国以朝鲜威胁为由，进一步加强了对东亚盟友的延伸威慑保护，也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对抗形势。美国和日本自2010年起就建立了一项常态化对话机制，来讨论如何维持和加强延伸威慑力。美韩两国在2022年9月重启了中断5年的“延伸威慑战略磋商”机制（EDSCG），并于2023年4月发表《华盛顿宣言》约定美对韩提供“核保护伞”，建立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Nuclear Consultative Group，NCG），增加朝鲜半岛周边包括战略核潜艇在内的战略资源部署。[76]同年7月，美海军核弹道导弹潜艇时隔42年再度停靠韩海军基地，被视为美向韩提供“延伸威慑”的具体体现。而中国的政策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不提供核保护伞，不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中国认为，“参与核共享与延伸威慑安排的无核武器国家应采取切实措施，降低核武器在其国家安全政策与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在中国看来，美国及其盟国“渲染别国‘威胁’，推动在全球范围内、甚至远离本土的别国家门口部署有关武器系统”的做法，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严峻挑战。“个别国家为谋求霸权地位和绝对优势，持续推进战略力量现代化和前沿部署，不断强化‘核联盟’和‘延伸威慑’，严重损害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阻碍国际核裁军努力”。但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延伸威慑是为了消除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对于可能遭到核大国攻击的担忧。同时，这也有助于防止核扩散，因为一些盟国如果没有美国延伸威慑的保护，可能会考虑自行发展核武器。美方认为，后者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一旦美国不向日韩提供延伸威慑，日韩必然会寻求自行研制核武器。更何况在当前存在延伸威慑的情况下，韩国已有60%以上的民众支持自行开发核武器以威慑朝鲜，其中有34%的精英层支持拥核，尽管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但也不容小觑。而以日韩的核技术水平，两国不难在几个月内造出核武器。中国周边已有四个得到承认的和实际有核国家，再增加两个有核国家将使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战略稳定对话将使美国有机会回应中国的关切，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关切。在这种情况下，延伸威慑是中美战略稳定对话无法逃避的问题。在二轨层面，中方有机会向美方表明其对延伸威慑的担忧。美国则应回应中国的关切，并澄清且证明其延伸威慑政策不仅旨在威慑中国，而且对于核不扩散和地区稳定也有积极意义。双方可讨论建立何种机制有利于控制延伸威慑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例如加大美国核潜艇、战略轰炸机等核力量在中国周边部署与活动的透明度。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安全、人文交流等领域爆发一系列矛盾纠纷，两国关系已严重恶化。中美军事安全关系面临风险较高，一旦爆发危机，管控难度极大。在此形势下，建立强有力的危机管理机制已成为中美安全关系中的首要任务，成为两国避免进入冷战、甚至热战的一项战略任务。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应“将危机稳定及制定核领域的信任措施亦作为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管理是战略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实现战略稳定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实现战略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成功的危机管理有助于维护战略稳定，即使在面临危机时，也能保持战略关系的相对稳定。没有危机管理，就难以实现战略稳定。无论是建立危机管理机制，还是开展危机磋商谈判，都离不开当事方之间的有效对话。目前，中美之间的防务安全对话机制相当脆弱，并且往往受到两国关系大环境的影响而时断时续，持续性较差。两国应大力加强和完善危机管理机制，既要针对潜在引爆点预防危机，又要为应对意外事件做好危机管理预案，及时控制危机、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可为危机管理提供平台和机制，双方可讨论如何预防潜在危机，建立危机管理的机制和渠道，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从而为有效的危机管理奠定基础。此外，鉴于历史上大国间的战略稳定可能会起到鼓励低强度冲突的负面作用，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在讨论危机管理问题时，也应把避免低强度冲突作为危机管理的目标之一。这可以作为改善沟通的第一步，双方无需妥协即可进行，可将难度较大的讨论留到晚些时候。如今，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领域与核武器的关系日益密切，中美在技术相关问题上既有分歧，也有共识。太空技术在提供指挥控制及通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核武器的部署、监视和指挥控制至关重要，太空资产已成为美国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NC3）的关键一环。太空中的侦察卫星还可为核行动搜集情报，卫星导航系统可为核武器提供精确定位和导航，确保核攻击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早期预警和导弹防御系统也需要依靠天基能力。因此，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必须讨论太空军事化问题。中国反对太空军事化，主张“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军备竞赛，“积极参与国际太空合作，加快发展相应的技术和力量，统筹管理天基信息资源，跟踪掌握太空态势，保卫太空资产安全，提高安全进出、开放利用太空能力”。中国批评美国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研发部署进攻性太空武器，组织军事攻防演习和技术实验，甚至恶意跟踪并危险抵近别国航天器，制造太空物体碰撞风险，已成为太空军事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和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则不认同中国的这一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美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宣称，仅从数字上看，“中国已取得太空优势”，中国数百颗在轨卫星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可以侦测到美国的航母、远征军、飞行联队”，“这些能力与数量日益增长的精确武器结合起来，使中国能够对美国及其盟国部队实施远程精确打击”。这一分歧凸显双方的另一种观念差距，可以通过有效对话来弥合。网络域对战略稳定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核力量的指挥、控制与通信往往依赖于网络技术，网络安全威胁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核指挥与控制系统、军事通信和情报信息，导致指挥失效或误判，从而增加核冲突的风险。美国既强调网络空间对军事的重要性，将网络作战能力视为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又主张在国际社会制定网络空间规则，反对网络军备竞赛。中国主张“和平利用网络空间，坚决反对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坚决反对并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就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开展建设性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然而，和太空领域一样，美国认为中国已发展出强大的网络军事能力，两国也相互指责对方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有必要在战略稳定对话中讨论如何缓和两国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对立态势，就共同利益点达成一些共识，并为确保太空和网络安全探索合作机遇。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中美应相互保持战略克制，做出三个“互不首先”承诺，即中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美互不首先攻击对方的太空资产；中美互不首先攻击对方的网络资产。这种宽泛的承诺可能难以达成，但中美两国或许有可能共同商定禁止对核指挥控制系统发动太空和网络攻击。与太空和网络领域不同的是，军事人工智能是中美有望在短期内达成某些共识的一个领域。尽管美国为遏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而禁止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所需的先进芯片、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及相关技术，但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如果不对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进行治理，可能会引发全人类的灾难，尤其是在核领域。中美已在2024年春季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并接近就禁止在无人机等自主武器以及控制和部署核弹头方面使用人工智能达成一致，确保“人在环路”（human-in-the-loop）。未来中美二轨战略稳定对话应继续讨论如何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降低风险、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并提出加强互信的建议。在美苏（俄）两大阵营的军控谈判史上，《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是冷战期间的一个里程碑。该条约于1992年正式生效，为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中美之间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考虑签订类似协议，但在当前的中美军力对比下，中方会希望将常规武器发展问题也纳入对美战略稳定对话，美国也有必要了解中方在常规武器问题上的关切，因为先进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部署，也会严重影响原本就建立在核不平衡基础上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在中方看来，美国有60%的海军、55%的陆军和40%的陆战队兵力部署在印太地区，并且还在持续发展各类复杂体系（system of
systems），部署常规快速全球打击能力，在日韩等中国周边国家部署各类预警系统，利用侦察舰机等手段在中国周边开展常态化抵近侦察活动，通过澳英美联盟（AUKUS）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常规潜艇、联合研发新兴军事高科技并考虑扩大该联盟，这些举动都引起了中方的严重关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和新近成立的一系列小多边联盟，也有着强烈的针对中国的意味。在美国看来，中国日益发展壮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已接近取得地区霸权的地步，这引起了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的极大担忧。美国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其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同时又要控制局势升级的风险。简言之，中美两国都需要在不危及战略稳定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在二轨层面讨论有关常规力量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中美二轨战略稳定对话还应就影响战略稳定的地区热点问题交换看法，澄清误解，寻找利益契合点和合作点，并向双方决策者提出政策建议。双方至少应将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和俄乌问题纳入讨论范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而且台湾海峡通常被认为是中美间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地点。二轨对话有助于双方准确解读对方涉台信号，避免发生误判和意外冲突。南海被认为是中美最有可能发生意外事件的区域，美国的盟友菲律宾对该地区有领土主张，菲中关系依然紧张，进一步增加了引发危机的风险。朝鲜半岛和乌克兰地区的稳定对于中美两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并且这两个问题都可能面临核风险。中美可通过二轨对话，寻找解决问题的共同点和合作机会，促进和平与稳定。中美专家、学者、前官员可在二轨对话中坦诚而灵活地就敏感问题进行探讨，有望为两国决策者提供新信息、新思路、新建议，推动双方政府在涉及战略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取得更多共识和进展，为未来一轨对话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面对面的讨论本身也有助于缓解紧张关系、增进互信，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三）中美开展战略稳定对话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中美两国在双边战略稳定对话方面存在经验上的差距。美国有着六十余年的对苏（俄）军控谈判与战略稳定对话经验，而中国尚未参与过任何政府间的战略稳定对话，仅有为数不多的几项中美二轨对话机制。然而，目前两国都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两极世界和成功军控谈判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当前的环境似乎也不利于取得此类成果。中美两国应继续进行二轨战略稳定对话，探索可能达成一致的领域。中国应利用二轨对话的机会，学习和掌握与战略稳定对话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未来可能进行的一轨对话积累宝贵经验。二是中美应在正式开展战略稳定对话之前明确对话意图。对于美方提议与中国开展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一些乐观的中方专家认为，这可能暗示着中国已不再被列为核攻击的潜在目标，未来双方还可能采取有意义的信心建立措施。但是，中国作为弱势一方，并非没有疑虑。一些中方专家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担心迅速发展的中国战略力量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因而不愿在核领域继续自捆手脚。中美双方应认识到彼此的安全关切。美国的军事能力强于中国，但中国的军事能力正在迅速增长。中美两国都担心危机稳定、军控稳定和总体稳定受到各种威胁。双方在进行二轨战略对话时，应明确对话的意图和原则，确保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三是中美应努力避免战略文化差异影响对话效果。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和善意的态度进行对话，相信对方的善意。中美都应认识到，加强战略稳定将使两国乃至全世界受益。 瑞典驻华使馆政务参赞到访国观智库
日本防卫研究所一行到访国观智库
韩国驻华大使在国观智库发表主题演讲
活动预告|《未来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借鉴与展望》联合研究报告发布会
国观智库成功举办首届“中美核故障安全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