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复杂且多面的，既包含了对其作为统一六国、奠定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开创者所给予的高度赞誉，也包含了对其施政手段严酷、文化压制政策的深刻批判。
秦始皇的首要历史贡献在于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这一成就并非偶然，而是基于秦国数代君臣的积累，以及秦始皇个人的雄才大略。他任用贤能如李斯、王翦等，采取远交近攻策略，逐一消灭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统一。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秦始皇的军事才能，也映射出他对统一的执着追求，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
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尤其是郡县制，打破了旧有的贵族分封体系，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框架。这一制度创新，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稳定与统一，对后世的汉朝乃至整个中华帝国的政治架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秦朝的中央集权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加之秦始皇个人的独断专行，导致政策执行往往走向极端，忽略了民间疾苦和社会承受能力，最终加速了秦朝的崩溃。
为巩固统一，秦始皇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文化政策。统一度量衡、货币、车轨，修建驰道与长城，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国内经济交流与边疆安全。同时，焚书坑儒事件，虽旨在消除思想异端，巩固统治，却造成了文化浩劫，严重打击了先秦学术自由的传统，被后世视为文化专制的典型例证。
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不仅简化了经济交往，提高了效率，还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这些措施对于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经济上的重税和大规模征用劳动力进行工程建设，如修筑长城、阿房宫等，严重消耗了国家的人力物力，加重了民众负担，引发了社会不满情绪的累积。文化上的焚书坑儒，虽然目的之一是为了统一思想，但其手段过于激烈，对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限制了思想的多元发展。
秦始皇重视法治，命令李斯等人整理法律，颁布《秦律》，实现了全国法律的统一。《秦律》严苛，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系统完整的法典之一，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过度依赖严刑峻法，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成为其“暴政”形象的一部分。
秦始皇在军事上的成就，如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加强了边疆的安全防御。长城的修筑，更是成为了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然而，频繁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加剧了社会矛盾。
早期如西汉初年的贾谊，在《过秦论》中将其描绘为暴君。而到了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虽批判秦的奢华，但也间接肯定了其统一的功绩。近现代以来，随着史料的丰富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学者们开始更加客观地评价秦始皇，既肯定其统一六国、制度创新的非凡成就，也不回避其统治手段带来的负面影响，力求全面理解这位复杂历史人物的多重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