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经济发展的议题很多，自主经济增长、自主科技创新、促进先进制造业、金融去风险、税制改革以缓解地方财政风险、管理规模空前的房地产危机、提振国内消费和振兴私营企业，等等。
但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老龄化严重，与此并列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土地财政崩溃，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债台高筑。
“三中全会”将如何为中国经济"指明方向"，受到了格外的关注。
按照以往的经验，历届三中全会都是以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为主题，为今后五到十年的经济发展制定大政方针。
此前，舆论聚焦财税改革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两大议题，笔者认为，本次三中全会聚焦的这两大议题，很可能是朱镕基以来最大财税改革动作和邓小平以来最大规模农村土地改革变迁和。
这里主要谈谈新的财税改革
专家称财税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骨头”，因为它触动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和个人之间深层次利益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出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2023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再次聚焦财税改革，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做出进一步的战略部署。但和以往不同，2024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被写进预算报告中，成为 2024年财政改革发展重点工作之一。
实际上，仅靠土地财政也解决不了地方建设需要，地方靠大量借债支撑发展，以至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入不敷出。在面临的形势是随着房地产步入低迷周期，地方又失去了出售土地这一重要收入来源。问题就更为突出。
根据90年代中国房地产大调整和2008年金融海啸后全球房地产调整周期计算，本次调整期将会持续5至6年，甚至更长。因此，地方发展依赖的土地财政没有指望。出台新的财税改革方案，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利益显得重要而紧迫。
还有一个现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加，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达超过10万亿元，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高达43.6%。
地方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过日子，本身就意味着财税分配不合理，也需要重新分蛋糕。其中的重点是为地方注入新的财税来源，一方面解决地方发展动力，提升地方政府政治主动性和经济自主性。另一方面解决地方债务。
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政府不仅要投资发展地方经济，还要承担大部分的公共服务支出，包括低保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但征收税收的比例太低，又不能大幅削减服务或增加税收，这会加剧民众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
如何大刀阔斧推出税改方案，如何激活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主要是利益再平衡，即通过再分蛋糕，刺激地方能动性。
笔者妄言，三中全会将为中央和地方税收失衡寻找应对方案，有望让地方政府保留较多税收。有专家提出，降低消费税中央拿走的比例，提高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有人推测，此次消费税改革，最大可能是中央和地方各一半。如此，则是由消费税替换土地财政，充盈地方财政，填补土地债窟窿，刺激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先站起来。
单一改革消费税分配能否解决地方财政问题？也许还要改革增值税分配比例，总之要“使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更相匹配”。
微信公众号《政事堂2019》也在7月6日发文指出，三中全会的两条主线之一，就是“由新构建的财税体系来取代旧的金融系统，进行再分配，维护共同富裕，这个追求的是公平。”
这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重大利益分配，是块“最难啃的骨头”。
这里只希望解决地方财政一不要靠增加税收，即不要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毕竟经过几年疫情，现在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亟需休养生息、固本培元。二不要让地方靠罚没增加收入，这会搞得怨声载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