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校园里,手机“争夺战”走向激烈

教育   2024-11-25 21:50   北京  


把你的手机放进保险箱。

撰文 |  明雪菲  徐欣萌编辑 |  张恒《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在20万年前的东非大草原上,我们的祖先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一辈子最多见到300个人。


那时候,人类大脑已基本成形,潜意识里寻求新鲜事物,奖赏不确定性。由于环境风险太大,沉浸在某些事物中的人很容易被危险吞噬。每当他们东张西望、多任务操作时,大脑就会分泌出令人心情愉悦的多巴胺进行奖赏。


20万年后,一场对峙发生在上海一处建筑的屋檐下。初中生张晨向母亲发出最后通告:必须把手机还给自己,否则他要采取“行动”。他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或做其他事情,总是想着要玩手机。他的大脑如祖先一样,为游戏里设置的奖赏机制所吸引。


一场小规模家庭手机“战争”就此打响,而胜负很难评断:张晨没有拿到手机,他的母亲则要面对眼前被破坏的房子。


历经20万年,人类大脑却保留着原始的一面。根据原始奖赏机制而诞生的游戏、社交媒体,成为人类生活中最主要的场景。因此,像张晨与父母的那场手机“争夺战”,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家庭中不断上演。


张晨的班主任萧晓彦记得,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明确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允许将手机带入校园;禁止手机带入课堂。从此,这成为各中学的共识:手机不入校。


不止中国,这种试图物理屏蔽手机的做法,先后成了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公立中学管理手机的关键词,它跨越了不同文化,率先成为一种新的人类共识。


只是,问题解决了吗?

“手机暗战”

早上7点20分左右,上海一所中学的学生们开始陆续到校了。班干部拿着花名册在教室里穿梭,目的只有一个:收起同学们携带的手机,放进每个班都标配的保险柜,然后上锁。


萧晓彦说,自从教育部办公厅的《通知》出台后,学校配备了锁手机的密码保险柜。拥有手机的学生还签署了保证书,承诺到学校就上交,绝不在教室里使用手机。


像“手机管理柜”“保险箱”这样物理屏蔽手机的方式,成为许多中学教室里的“标配”。(IC photo 图)

学校的“禁令”,诱发了一场关于手机的“猫鼠游戏”。


萧晓彦所在年级的一位学生,自己偷买了一部iPhone15,好言好语地与邻居沟通,最终将手机藏在隔壁,躲过父母的搜寻翻找。这部手机自然也不在放进保险柜的花名册中,上课时他就趁老师不注意偷看B站,直到被老师逮住。另一位学生,则更为“周全”。他买了4部一模一样的便宜智能机,应对家长和学校的检查。


罗聃是重庆一所公立中学的班主任,该校中考招录标准高于统招线近60分,生源质量非常高。她一直以为,孩子们都算比较听话,会按时、按要求把手机放入保险柜中,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不止一个学生交的是模型机。


手机“禁令”系统需要补上这个Bug,于是新规出炉:学生上交手机时,必须让屏幕亮起,以对抗“障眼法”。


伴随着师生间的“手机暗战”频繁发生,“战况”也逐步升级。张晨在挫败中想要休学。萧晓彦把张晨叫到办公室劝说,后者则拿出暑假与母亲对抗的决心,与老师僵持。“全办公室四五个老师和年级组长,大概劝了两节课”,萧晓彦说,毫无效果。这场口舌之争进行到最激烈处,物理老师情绪决堤,哭了。


师生关于手机的较量此消彼长,在湖南娄底的一所高中,校方则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2024年3月11日,学校组织了一场全校大会,高台上,一名男子摆出多部手机,挥锤砸下。随后,他把已经损坏的手机扔进旁边的冰桶里,令其彻底“死亡”。


“我们是‘杀鸡给猴看’,告诉大家不能玩手机,也不能将手机带进校园,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该校一名负责人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说,为了禁止学生在学校玩手机,校方每天还会在校门口用安检门检查。


哪怕有了安检门,规则永远有缝隙可钻。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无数带手机指南,有学生藏在金属保温杯中试图通过安检门蒙混过关。在本文采访阶段,问及学校有没有新的管理措施,另一位上海公立中学的老师回答,管理暂时没什么新鲜的,“但你可以了解一下孩子们为了买手机、藏手机有什么新的举措”。


学生们的“躲猫猫”游戏,还未终结。


缩在墙角的女孩决定出击

“我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花这么多精力在手机上?”


这个问题曾像一个搅得死死的毛线团,困住了高中生Anita。她不是一个人,很多困在手机里的中学生,都有摆脱“控制”的意识。这是他们要与手机进行的另一场战争。Anita想要搞清楚自己为何会被困住,在学术项目导师、心理学老师支持下,她开始研究手机游戏成瘾的课题。


因为踩刹车的前额叶还未发育完全,孩子更容易“坠入”手机。(@视觉中国 图)

十年级时(相当于公立中学的高一),她从公立学校转入深圳爱文学校,这是一所国际化学校,对手机管理相对宽松。习惯了公立学校以及家中严格的“手机禁令”,突然迎来“手机自由”,她玩手机的频率进入人生峰值。


与之交织的是,转学后扑面而来的同学压力。班上许多同学原来就在国际教育这个赛道上,“有的同学已经自学雅思拿了7”,这个成绩,基本达到英国大部分学校研究生的语言门槛。


这一切让Anita很不适应。全英文上课时,她和另一个同学总是缩在墙角。


她也痛苦地努力过,成绩依旧不理想。手机,成为重压之下的宣泄口。“一想到要重复痛苦,我就想逃避。”Anita说,如果没有学校活动,下午4点放学,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的”。手机游戏成为她填补空白的最优选。


《蛋仔派对》这个游戏是她初期最爱,这是一个竞速、生存、跑地图的游戏,由同学领她进入。在转校后的新环境里,游戏成为她与新同学间的“社交货币”。而后,她玩的游戏朝着对战类游戏深入,《狂野飙车》《和平精英》等等。在学校,“一到课间,或者管得不严时,就开始‘蠢蠢欲动’。”


她与家人的矛盾也随之产生,因学习、手机问题而酿出的情绪,像是涌动着的一团乌云,夹杂着父母的失望、自我的失望,时常“电闪雷鸣”。


下坠,是她用以形容自己那个阶段状态的一个词。她意识到,这不对,却无法按下“刹车键”。她困在挫败里不断循环。


在十一年级,Anita和导师探讨后,结合眼前的手机困境,打算自己把手机成瘾的机制搞清楚。


她画过一张“像蜘蛛和蜈蚣一样歪七扭八”的思维导图,包含了许多关于手机成瘾的关键问题:从大脑神经反应,到游戏中多巴胺如何释放,再到玩家研究,以及同样有成瘾机制的赌博和毒品相关研究等。


沿着这些关键词,她阅读了大量文献,甚至还进行实验,用仪器测量不同游戏设定里学生的大脑波动。


Anita发现,游戏里的随机性,是诱导用户成瘾的一个原因。《和平精英》开局会随机给玩家一些物资,这个悬念让人有期待。如果符合预期,则“游戏设计得好!再来一局!”不符合预期,那么便是“这不是我的运气,再来一局!”


“当我们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游戏上时,形成神经习惯后,再出现选择,人就会优先选择游戏。”Anita说,另外,多巴胺的阈值也在不断上涨,“同样的快感,逐渐需要更多的时间玩游戏才能达到”。


而且,游戏给予的正向反馈很及时。“如果我(在游戏里)跑完一张技术含量很高的图,它给我带来的快感、成就感是现实生活中所不能比的。”更关键的是,“游戏有重来的机会”。


拉开距离审视这一切,她发现,自己曾经离彻底上瘾只有一步之遥。以这个课题作为支点,Anita终于厘清了自己的困境所在。手机开始以“淡去”的方式离开她的生活。随着研究深入,“踏实地做一个东西时,整个环境都给你正反馈”。


她的学术项目导师叶秋怡记得,最开始和Anita沟通,她还不爱交流,说话“就像挤牙膏一样”。到了十一年级,她开始侃侃而谈。因为阅读大量英文文献,她的英语慢慢得到提升,上课时,也能用英文和老师同学互动。


Anita离开了墙角。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在成瘾的边缘,她通过对手机游戏的研究“知己知彼”,逐渐建立起一道心理屏蔽机制,实现了对手机使用的“内控”。


这种解决方案,可以在其他中学生身上复制吗?


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当Anita在学校里决定对手机“宣战”时,她并非一个人。学校的学术项目导师、心理学老师、家里的父母,甚至是同学都加入了“战壕”。


“你永远不要指望孩子一个人去努力,去对抗手机成瘾系统。”这是刘勤学在科普讲座上常向学生与家长提到的一句话。她是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从2008年就开始研究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


“许多产品设计,已经超出了(中学生)个体自控范畴。”刘勤学说,生理层面,青少年本就具有易感性。大脑皮层直到25岁才完成发育。“脑干是从后往前长的,产生情绪部分先长了,但是踩刹车的(前额叶)区域还没有发育”。


过去十几年里,伴随着研究深入,刘勤学开始转向赞同中学阶段通过“手机禁令”,实现学生对手机的物理屏蔽,以此“外控”。


这和手机系统的进化也有关。手游还未出现时,刘勤学认为手机不用完全隔绝,把握一个度即可。但随着手机游戏、短视频平台利用人类寻求新鲜事物和不确定性奖赏等偏好,设计的诱导机制越来越复杂,她注意到,大脑发育还不成熟的青少年,“很容易被游戏奖赏机制、短视频随机跳出的(新鲜刺激),诱发生理上的多巴胺分泌带来的愉悦感”。


手机成瘾只是表象,背后有一个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在目前阶段,心理方面更专业、有效的支持,很难迅速在所有学校全面实现。像Anita那样丰富的支持手段则更难落地。


刘勤学遇到过一个前来咨询的案例。那是一个女孩,休学了一段时间。学校竞争很激烈,复学后她成绩下滑,只好大量补课试图追上进度。那段时间,她整个人身上的“发条”都拧得很紧。有一次,父母偶然间半夜上厕所,发现她正躲在里面用手机聊天、看小说。激烈的争吵随之爆发。最终,父母带女孩来找刘勤学进行家庭关系与手机成瘾的咨询。


手机成瘾背后,女孩的真实需要是什么?伴随着咨询深入,刘勤学发现,女孩看的都是穿越类小说或者爽文。她觉得,这会让自己有一种“一切都可以重来”以及“一切尽在掌控”的感觉。


当时情况并不严重,刘勤学提出建议,让父母与老师对孩子进行一些具体的积极反馈。很快,女孩生活回到了正轨。


但初二下学期,这位女生再次陷入手机困境里。家庭“战争”再次爆发并且升级,女孩也再次休学。


在刘勤学看来,手机成瘾行为本身就容易复发,来自外界的愉悦感如果没有长期、稳定支持,很容易败给手机系统。


这一次,咨询效果不再如第一次迅速。刘勤学用了许多方法,像手机游戏里的打怪升级一样,把重回学校、夺回成绩等问题,细分成非常小且具体的环节。每个节点,都建议家长和老师给予正向反馈。最终,进行了20次左右的咨询,女孩才粗略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这个女孩、Anita和张晨在手机中“下坠”的故事,是许多面临挑战的同龄人的缩影。


刘勤学所在的研究团队持续数年跟踪手机成瘾相关数据,发现整体年龄正在走向低龄化,并且有“地域下沉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虽然农村孩子手机的普及率比城市孩子要低,但他们的成瘾率更高。


他们,还未迎来自己的“回升”时刻。


在这场与手机的“战争”中,张晨似乎失败了。作为班主任,萧晓彦琢磨过许多办法,比如“威逼利诱”,考试如果达不到一定成绩,就让家长把手机锁起来,一点都不许用。或者,某个学科取得了进步,就答应他可以在暑假玩一定时间的手机。萧晓彦也给他讲过游戏成瘾的机制。但随着挫败的循环,张晨逐渐变得“油盐不进”。到现在,听到老师对他说手机问题,“就给你一个白眼”。


萧晓彦也有些挫败。他说,张晨甚至没有一瞬间曾表示过要与手机“战斗”。


“其实孩子最不喜欢被操控。认识到成瘾问题后,他们并不喜欢被(手机)控制的人生”。刘勤学说,除了物理屏蔽,还可以进一步去做的是在学校增设数字素养课,让孩子意识到手机的操控性,但前提是学校有一定条件。


对学校与家庭来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而它目前还在中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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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手机大脑:让人睡眠好、心情好、脑力好的戒手机指南》,作者:安德斯·汉森,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应受访者要求,萧晓彦、张晨、罗聃为化名。感谢刘瀚琳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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