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娃”抑郁退学？那些卷不动的孩子，成了“强行鸡娃”的牺牲品

教育 2024-11-22 21:46 北京

当整个教育系统越来越强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之相关的升学政策也吸引了很多目光，甚至被一些家长视为可以低分进名校的捷径。这些年来，以“强基计划”为代表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实际落地过程中，遭遇了什么样的挑战？它对我们的基础教育提出了什么要求？

文、编丨Jennifer

来源｜外滩教育（ID：TBEducation）

前不久，一个标题为#强基不是你们制造名校抑郁娃的工具#的短视频，引起了很多讨论。

博主表示，自己接触到不少985名校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中学习困难的学生，他们可能从走进大学就开始听不懂专业课和数学课，经过各种挣扎和努力后始终无效。

“有的学生干脆放弃了，还有的学生在焦虑中陷入网瘾无法自拔，还有的走向抑郁和暴躁等心理疾病，只能休学治疗。

其中有不少正是“北京强基娃”，他们可能从小到大都在补习、竞赛，冲击各大名校的强基计划……

但上岸后，前期积累的问题开始大爆发。”

截图自B站物理博主@有点儿夸克

这位博主口中被一些家庭当作“名校跳板”的“强基计划”，是这些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战略的一部分，以解决我国在尖端科技上被卡脖子的问题。

从早期的中科大“少年班”，到重点高校的“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再到如今由科学家牵头的早培计划，如 “丘成桐班”“薛其坤班”等等，都是在不同层面进行的探索。

路径不同，目标一致，都是为了给那些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上有天赋和潜能、未来有志于科研的孩子，更有针对性的培养。

可是，这样一种“因材施教”的初衷，在实际落地时却遭遇了一些阻碍。

强基计划，变“强行鸡娃”？

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关注创新人才培养这一问题，已有三十多年。

他表示，想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全靠自上而下、高校主导、重心在大学阶段的“强基计划”“英才计划”，未必行得通。

如果不改变前端的培养模式，恐怕孩子再有潜力，还没冒出头来，就已经被消耗和损伤。

毕竟，培养创新人才，基础教育阶段至关重要，等到了大学或研究生阶段再去培养，某种程度上为时已晚。

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

图源北京师范大学

从2021年到2023年，北师大中国创新教育研究院牵头调研了1.6万名初中生，并将他们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没有感受到项目化学习”“参与了低水平项目化学习”“参与了中等水平项目化学习”以及“参与了高水平项目化学习”。

调查结果发现，初中学生在文化理解、批判性思考、创新素养、沟通合作、社会责任感、问题解决等素养上，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唯一呈现出正增长趋势的学生群体，是那些感受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参与了高水平项目化学习的学生。

而大部分学生，受制于资源和条件，并没有机会参与项目化学习，而是将绝大多数精力都用在了刷题和应试上。

更何况，在家长眼里，入选“强基”意味着可以低分进名校，顾不及想孩子是否真正有天赋和热情。

以至于有学生高考分数，完全可以挑选头部211高校自己感兴趣专业的孩子，却被强行送进了某985高校的强基班；

更有一些机构忙于搜罗各大高校的强基面试题，教学生答题技巧，甚至直接背题，增加上岸几率...

最后受到伤害的，是原本可以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有正常学习节奏的孩子，以及真正有天赋的孩子。

还有学生和家长，错认为“强基计划”一旦录取就是本研贯通培养，入学后就算躺平也能保研。

事实情况却是，那些被强行鸡进了“强基班”的孩子，可能根本卷不动。

就拿常见的物理学专业来说，北大物理学院负责物理教学的穆良柱教授，曾写过一篇关于物理学科学业困难孩子的研究论文。

在他的描述下，我们可以看到学业困难的学生经历了什么：

“这些学习困难的孩子，问题首先出现在听课上，听不懂课，跟不上节奏。

然后是自学学不懂，思考慢，效率低，不能系统理解知识，完成作业慢。

再之后是时间管理出现问题，没时间复习，考试挂科...

慢慢对学习产生无力感，彻底失去自信，更严重的开始伴随心理问题，最终发展出抑郁症或者躁狂症。”

听听都感到痛苦。

更别谈“强基班”通常采用定制化的课程，难度和强度也高于普通班级，对学生要求也更高。

有一位被某985学校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就表示，他所在的强基班课程要比普通班难度高，比如高数、大学物理等基础课程要比普通班高两个等级难度；

强基班实行小班化教学，课时安排要比普通班多，课堂交流、课后作业的要求也会比普通班高。

在课后拓展方面，他还需要在大一阶段就进入由导师牵头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硕士生、博士生师兄师姐一起做实验...

可见，如果对基础学科和科研领域不感兴趣，会感到压力山大，难以坚持。再加上转专业困难，基础学科就业受限，感到更加绝望。

这也是为什么，“强基计划”，不仅需要孩子在基础学科上有天分、有兴趣，还要能对科研感兴趣，能将兴趣爱好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

“层层筛选、集中培养”，

会有什么问题？

除了由高校主导的“强基计划”，这些年，在基础教育阶段也陆续出现多种探索模式。

比如，由地方政府主导，可以被称为加强版、现代版的“重点高中”“窗口校”；

由科学家主导，在一些优质高中落地的大中衔接贯通式人才培养，比如南方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的“薛其坤班”、以及全国已有46所中学授牌开办的“丘成桐少年班”；

还有直接面向14岁以上孩子选拔的一贯式创新培养项目，比如由清华大学“钱学森班”联合创办、中科院院士郑泉水担任院长的深圳零一学院。

随着教育系统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视，还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参照清华“邱班”“钱班”的方式，在高中甚至初中招收超前拔尖学生，集中举办少年班。

这是否会刺激家长的焦虑，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教育内卷”？

上海科技馆馆长、上海教委会副主任倪闽景就曾表示，少量探索值得鼓励，但如果面上形成规模，就十分令人担忧。

上海科技馆馆长、上海教委会副主任倪闽景

图源第六届中国创新教育年会

他提醒，从1985年12所高校招收少年班以来，这种培养方法已经被证明很难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另外，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扩大，对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教学将会造成较大冲击，进一步引起学校和广大家长的焦虑，给未来人才的培养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认识和培养方法需要避免两个误区。

1.误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天选之人，只要有适当的方法把这些天才筛选出来并进行培养就可以了。

从1921年起，美国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曾启动一项长达35年的天才跟踪研究计划，招募了1500多名IQ超过135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但这个“天才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没有对社会作出什么创造性的贡献，其中30%的男生和33%的女生甚至没能大学毕业。

很多实例表明，只要智力正常，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小的时候智商超群、考试成绩出众的人，长大后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并不多。

刘坚教授也有同样的观点。

在他看来，将智力超长、或者成绩优异的学生，等同于创新人才，是一种典型的认识误区。

有研究表明，智商和创造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仅有0.17，且当智商达到一定数值之后，智商和人的创造力就没有关系了；学业成绩和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只有0.22，二者都呈现一种弱相关性。

而目前对学生的早期选拔和考试，往往以学科测试和竞赛成绩为主。用有标准答案的难题，挑选能够面对人类未知领域的创新型人才，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成立的命题。

著名的“数学早熟青少年研究”项目（SMPY）联合主任大卫·鲁宾斯基也曾袒露，天才（genius）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

“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找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人类并不简单。要理解一个人，首先需要全面评估他们的个性化特质，在认知能力水平和模式上，人们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兴趣、性格、机会也各不相同。”

在他看来，定量推理、语言推理和空间能力等智力能力，固然在科学、人文学科、创意艺术等领域至关重要。但能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还要考虑兴趣。你对哪些学科充满热情？

此外，性格也很重要。即使两个人的能力和兴趣相似，但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路径也会大不相同。

2.误认为把超常儿童集中在一起做超前拔尖学习和训练，就能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实际上，多年来几乎所有进行集中培养的少年班、创新班、英才班全都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集中培养反而减少了人才成长需要的多样化环境。因为拔尖创新人才恰恰是在思维多样化中涌现出来的。

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促进基础教育的多样化，比如，不断提升课程的多样化、教学的多样化、学生的多样化，对那些偏才、怪才多一点包容，开设一些特别的发展通道，自然会涌现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至于“层层选拔、集中培养”这一模式，其弊端也很明显。

刘坚教授表示，它不仅会造成大量学生在层层选拔中成为了陪跑的分母，那些极少数被选拔出来的天之骄子，在集中培养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伤害。

因为他们过早地脱离了和同龄人相处的正常成长环境，知识学习大大超前，社会性、情感发展却受到限制。

而当一群天才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之间又形成新的“正态分布”，那些排名靠后的学生产生自卑和失落，自我认同感和效能感降低。

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大塘小鱼效应”。

‌“大塘小鱼效应”‌，也被称为“鱼塘效应”，提出者是悉尼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赫伯特·W·马什，用这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环境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这一效应也被用来解释不同班级环境对学生自信心和学习动力的影响。比如在重点班或重点学校中，优秀的学生会因为周围都是优秀的学生而感到压力和缺乏自信；而在普通班中，同样的学生可能会因为周围学生的水平较低而显得更加优秀‌。

伟大不可以被计划，

更要鼓励“自下而上”的创新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想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书中，Open AI的两位人工智能科学家肯尼斯·斯坦利和乔尔·雷曼告诉我们，所有的伟大创新都是不是被计划出来的。一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设立目标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能够推动我们向伟大前行的是好奇心和有趣。

创新的前提，始终离不开“兴趣”二字。

可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却因为学业负担重、考核标准单一、功利化升学，极大消耗孩子的兴趣。

1. 在基础教育阶段受到的“伤害”越大，成长为创新人才的可能性就越小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校长汤涛，一直强调兴趣对于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重要性。

他发现，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创新人才难以培养出来的原因之一，是训练方法、选拔人才的方式相对“野蛮”。比如很多热爱数学的人，容易被冗长的题海战术消磨掉热情。

“中学阶段的数学知识点，实际上是很有限的，让学生对数学保持一种兴趣，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对它有热情就够了。但很多学生到大学后就会对它失去兴趣，原来的热情变成了压力、恐惧或者厌倦，他们反而希望做轻松一点的事情。”

而过早、过量的超负荷认知和学习，极易消耗人才的终身成长。甚至，在基础教育阶段受到的“伤害”越大，成长为创新人才的可能性就越小。

“网红校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当代教育研究所所长唐江澎也曾感慨，当前高中教育最为突出的困境之一，是学生负担过重，没有给创新人才的发展留足时间和空间。

比如，与考试相关的课无限膨胀，把与高考不相关的课程大量弱化甚至彻底取消，提前结束新课、提前复习，把高中三年的课程两年上完，留出一年专门复习应付高考，这样的模式培养不出创新人才。

2. 教育军备竞赛筛选出来的，只是最熟悉规则的人

北大教授刘云杉认为，现在的“拔尖人才”培养以结果和标准为导向，这和“创新人才”培养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和不怕失败的精神相违背。

当教育已经蜕变为选拔赛，筛选出的“拔尖者”常常是熟悉规则从而跑得最快的人，而非天赋最好者，也不是最有创新潜力者。

为此，科学的选拔模式也很重要。

唐江澎曾建议，“如果强基计划还是采取单一的考察方式，中学只能刷题、增分。但如果选拔方式是综合素质和全面考察，高中的培养方式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可以在强基计划的现有政策框架内，研究卓越工程师素养考核标准，突破单一的纸笔测试方式；

着重考察学生的制作、制造、创新、创意能力，引导高中学习方式走出单一刷题增分的误区，重视培养学生动手实践、创新创造的能力；

还可以启动“工+医”、“工+农"专门人才的选拔，引导学生增强对卓越工程师的职业向往......

这几年，全国范围内开设的 “丘成桐少年班”，也在不断摸索，如何选拔出具有潜力，适合走这条路的孩子。

外滩君曾经采访报道过的南京一中，首届“丘班”选拔考试只考数学和物理，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些孩子偏科严重，语文和英语等人文学科落后明显。

如果存在偏科和短板，未来也会影响在基础学科领域的深入学习。毕竟那些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顶尖人才，往往都是文理兼修，具备一定的通识教育基础。

就像丘成桐本人，不仅在数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还在文学和历史等领域有着广泛涉猎。很多顶尖科学家的事例表明，文理兼修，能帮助提升一个人的整体素养和创新能力。

丘成桐在自传中提及，对历史和文学的诗歌的兴趣，让他一生受惠，也影响了他在数学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如何看问题。

南京一中汲取首届招生经验，在丘班的招生选拔上，不仅仅考数学、物理，而是全面考察学生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和化学等五门学科，同时还增加了数学的加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有所拔高，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而非应试能力。

初试环节后，还会邀请学生和家长，进行面对面沟通。经过多方考察和多轮谈话，“丘班”的名单才最终确定。且和以往纯搞竞赛的“理科班”不同，“丘班”学生可以自行选择加入或是退出竞赛学科的学习。

3.创新人才培养路上，还需要更多样化的探索

难以避免的是，在现有的升学压力下，各种各样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也被担心引起新一轮的掐尖，以及教育内卷。

在这条路上，还需要有更多的探索。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向下干预，利用招生或者课程资源，提早选拔和培养在某个领域更有潜力的学生。

这也给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带来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比如，上海徐汇区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探索开通初中、高中、大学直通车，试点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拔尖人才早期培养的新模式；

复旦大学与复旦附中、上海民办兰生中学，也签订合作，探索大中贯通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始于2021年的复旦大学“周末学堂”先修计划，则直接面向中学生开设“大学先修课程”，覆盖国语言文学、哲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基础医学等十大学科，课程设计偏重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基础学科学习兴趣，难度和深度介于大学和高中教育水平之间。

这类“大中衔接培养项目”，就是大学主动下沉，由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师协作，调整对拔尖学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一般来说，这些贯通培养项目不会和高考挂钩，而是让学有余力的学生，提前接触到大学阶段的科研环境、专业学习，有渠道早一点发展他们的专业爱好，找到自己的志趣。

刘坚教授提醒，比起层层选拔和集中培养，或是仅筛选出一小撮智商超群、有数理潜能的学生集中培养，我们更需要鼓励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

比如，由学校主导的选课走班、项目式学习、多样化选择的课程体系。

这方面，以北京十一学校为代表，从2011年开始，北京十一学校就开始实施高中阶段的全员走班上课和“个性化课表”，400多名学生的课程表各不相同。

在刘坚教授看来，给到学生有选择性的课程，关乎教育本质和成长基本规律。

“让每位学生都能在达到课程标准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广泛开展项目学习和鼓励选课走班，引导学生在主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激发好奇，在跨班级跨年级的选课中发现潜能，在中学阶段能够找到让自己着迷的领域甚至愿意终身从事的事业。

就拿获得首届国家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的北京十一学校来说，其实全国不少地方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关键是我们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面上形成制度、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毕竟，极少数的天赋儿童需要适合的教育，广阔的基础教育，同样应该是滋养“创新人才”的沃土。

备注：本文部分内容整合自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在首届“神仙湖教育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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