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没有能够去云南大学看望我的导师朱维明先生，记忆中还是他在校园中快速行走的步伐，在办公室及标本室查对标本和文献的高大身影。
1986年我有幸考入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蕨类分类与生态研究室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旋即于7月初就提前报道，为了参加朱老师主持的滇西北香料植物调查队。由于硕士面试已经到过老师的办公室并且听说他是整个研究所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住宿安排妥后，第2天我就早早到了生态所，这时三楼正对着楼梯的办公室门已经打开，一张黑色的硕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厚厚的夹着标本的报纸。朱老师听到我上楼梯的脚步声，已经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疾步过来，说让我过来看看他们刚从版纳和河口一带采集回来的蕨类标本。他一张一张打开报纸，问我认识不，我看着那些现在知道多是三叉蕨科和金星蕨科叶片硕大的热带蕨类，一个名字也叫不出来，突然间一张友水龙骨标本出现，我脱口而出“水龙骨”，他才满意地微笑了一下。
暑假时，朱老师和植被生态的金振洲教授组织了一支包括植物分类、植被和生态调查，以及植物化学等多学科约20人的调查队。同时，先生还继续挑选需要装订的标本，我就充当助手，挑选质量好、完整的、漂亮的标本。没过多久的一天早上，朱老师低沉的声音告诉我和陆树刚师兄，他收到了北京中科院植物所的唁电，秦仁昌院士去世了。这个消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像是心中一座灯塔的倒塌，充满了伤心和遗憾。
考察队出发了，植物分类组有朱老师，陆树刚，张光飞（朱老师亲自去云南省林业学校挑选的来云大管理生态所标本室的应届毕业生），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程来学习植物分类的郝思军。考察队第一天就赶到了桥头，遇到了李庆军，他正在随云大的禾本科采集队调查，后来在翁水大雪山时和我们才汇合。第二天到了中甸后，刚从云大生物学毕业分配到迪庆州农业局的方震东加入了考察队。
在高海拔地区野外考察很辛苦，每天晚上压制烘烤标本到深夜1-2点。朱老师每天晚上都亲自给标本仔细的整形后才压到报纸中，认真地教我们怎么捆标本夹，以保证在马背上托运时不会散架。朱老师对我们研究生从野外采集到压制标本都严格要求，并且言传身教。我们但凡有丝毫的马虎，马上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更正。
野外工作结束后，朱老师开始安排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当时，大师兄周厚高刚完成了云南观音座莲属的分类，二师兄李建伟正在研究观音座莲的细胞染色体，三师兄陆树刚开始研究云南鳞毛蕨属的分类，他希望一个身体健康能爬山的学生研究蕨类生态学。朱老师大学期间已经在当时云大生物学主任秦仁昌教授的指导下采集蕨类标本，研究蕨类分类，毕业留校后参加并完成了玉龙雪山的蕨类生态和垂直分布的论文，他一直想重点布局蕨类生态的研究，并且题目也想好了，是“西藏墨脱的蕨类分类和生态”。当时要联系西藏的军用直升飞机才能进入墨脱，由于难度太大而最终放弃了。老师问我对哪个类群有兴趣，我说卷柏，但后来还是安排我研究蹄盖蕨属。其时，老师已经在规划布局云南蕨类植物志的编写，这些分类困难的大属需要先行研究。
1988年寒假前朱老师派我到中科院植物所查阅蹄盖蕨属模式标本时，我拜见了邢公侠先生。邢先生当年在北京举办国际蕨类植物系统学大会期间已经为夏群（中大毕业分配到植物所跟秦仁昌院士研究蕨类分类）联系到去加拿大留学的机会，为了让北京植物所秦老开创的蕨类研究后继有人，他要去申请一个进人指标。但我在论文答辩后，云南省教委要求内地生源的学生要在边疆省份工作，直到国庆节前才给发放毕业派遣通知。这期间，朱老师为了我工作的事情亲自和教委学生处的处长联系，还带着到昆明参加植物区系课题会的路安民所长去教委谈。
昨日，突然收到师弟和兆荣发来的信息，已经没有机会再听到老师的声音和指导了。但朱先生当年对蕨类分类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他矫健的身影时时在我记忆中清晰地浮现。
老师已去，师恩永存，精神常在！
您的学生们会继续把中国蕨类分类研究传承下去，老师安息吧！
张宪春2023年5月29日
2015年，朱老师出席中国蕨类协会分会的研讨会。从左至右：方震东、张宪春、朱老师、陆树刚、和兆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