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Roy Liu,华盛顿DC律所合伙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JD 学位。 |
1. 您当年本科毕业后,怎样决定去斯坦福法学院读JD? JD三年有什么收获?
我大学本科去了一个美国文理学院,所以主修了两个古典专业(数学和哲学),但我本人的理念一直是“学以致用”。无论是法律这个行业,还是斯坦福的风气,都和我的理念契合。再加上我幸运地拿到了奖学金,所以很容易地做出了这个选择。
JD三年,我如愿加深了对理论和实践间关系的理解,为之后执业打下了好基础。我选课时刻意选择有丰富实操经验的教授的课程,包括美国前驻欧盟大使教授的国际贸易法等,并积极参加了课外实践,比如为最底层的嫌疑人担当法律义工。我在《斯坦福法学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担任文章编辑期间,致力于选择发表着眼于法律实践的文章,并和文章作者就其观点的实际应用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一些作者后来成为了资深法官和联邦政府官员。我JD最大的收获可能是在知名法律史教授Lawrence Friedman的指导下完成了一项对美国《排华法案》时期华人群体抗争和应对的研究。为此我走遍了旧金山华人街不为人知的角落,包括不少洪门遗址。我们祖先在极端逆境下的顽强和创造力,深深地感染了我,至今仍在鼓舞我前行。
2. JD 毕业后,您怎样决定去华盛顿DC 工作? 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执业领域及项目经验?
作为一个80后,我从小喜欢看香港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梦想着民族繁荣富强。在美国求学期间,我通过对美国思想、法律和政治史的研究,深感美国政府未来可能会通过贸易管制手段全力阻碍中华圈经济的发展,80年代针对日本的手段可能只是小试牛刀。因此,我很早就决定要在华盛顿特区这个权力中枢执业,奋战在美国贸易管制的最前沿。
一开始,我以为美国的贸易管制会一直以关税为主轴,因此执业领域更贴近贸易救济。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以美国强大技术基础和美元统治地位为依托的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是更可怕的管制工具,因此工作重心也更多地转向了这些领域。在2017到2019年期间,我很荣幸地作为企业核心律师团成员参与了震惊全球法律界的美国政府针对中兴通讯的贸易管制调查,之后也参与了几乎所有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的重大贸易管制案例。这期间经历了无数风雨,由于自身能力所限,结果也有好有坏,不过一路走来,也算是不忘初心。
3. 中国人在美国本土做到Biglaw合伙人很不容易。可否分享一下成功之道?
我的心得是多思考,多总结,尤其是要重视一些实操中的东西,不能拘泥于法条。比如有没有深入地理解了当事人的核心述求(即使和他们的具体表述不一致);有没有准确判断监管机构的意图和优先性(考虑到他们的可用资源和已知信息);有没有考虑到建议落地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失误(从而预留足够的冗余和容错性);有没有考虑到后续的连锁效应并做出预案 (案例如果影响足够大可能造成游戏规则的改变);有没有考虑到企业内部的各方利益关系(如何把内部成本最小化)。我有时间就在脑海中复盘做过的案例,这样日积月累,功不唐捐。
4. 对于有志留在美国工作的年轻法律人,您有什么建议?
我有两点建议。第一是要重视基本功,尤其是写作和分析的能力,这决定生涯的上限。有些年轻律师羡慕资深律师的东西,比如人脉资源等,其实随着阅历的增长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基本功如果不努力练习,则不会自动提高。第二是要深刻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并在成为高阶律师后有效领导美国人。中美法律和商务文化差异巨大,把中国人的讲话做事的方法直接套用到美国人身上,效果通常不好。同样一个意思,如果能用美国人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根据他们的心理加以引导,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5. 您的职业理想是什么?
作为律师,我会全力支持我的所有客户,但我个人的职业理想是希望能够帮助中华圈企业冲破重重阻挠,成为世界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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