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ucky
最近，主打“素人”、“平凡人”、“底层”的作品都引发了不少争议。
微博上，#电影逆行人生陷巨大争议词条的阅读量破亿，过万观众似乎不再买单中产掉落底层最后逆袭的爽文叙事了。与此同时，《凡人歌》的#现实主义恐怖片词条在豆瓣上成为热门。在《心动的信号7》中，素人嘉宾的中英混杂交流方式引发了网友的讽刺模仿，众多内容突破10万点赞量。
曾经叱咤风云的现实主义叙事和小人物生活，怎么就不灵了呢？
“穿波司登卖卤货是认真的吗”“他们是凡人，我是骆驼祥子”“看富人拍穷人生活，再赚穷人的钱”。舆论的争议不乏讽刺和自嘲，这背后展现出观众对于媒介上呈现的平凡人叙事的不满。
细究起来，人们认为这些故事悬浮且失真，并将批判的焦点转向了荧幕上的精英光环。精英叙事展示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和价值观与普通民众存在巨大差异。这种悬浮的内容呈现让普通观众难以产生共鸣，甚至感到被排斥在外。观众对精英们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优越感失去了耐心，甚至发出能不能有二本恋综这样的呼声？
这种逆反情绪究竟源自何处？那些掀桌而起的观众们，又期待看到怎样的叙事呢？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凡人歌》试图展现现实社会中平凡人的生存状态，剧中人物面临的职场压力、中年危机、家庭矛盾等问题，确实触及了普遍的社会情绪点。家庭主妇重返职场的挑战、中年职场人士因裁员还不上房贷，这些情节极具话题性，仿佛每一个都能上热搜。
《逆行人生》以中产阶级面临的职场危机和生活压力为背景，如裁员、房贷等现实问题。这些情节与当下许多普通家庭的真实困境相呼应，本该使观众能够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
但是，当观众深入剧情，却发现这些主角的“平凡”生活与普通人相距甚远。
《凡人歌》中的主角背景都十分高端，企业高管、曾经的HR总监、名校出身的公务员、CBD的金融白领，这些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例如，男主角那伟曾是公司的副总，拥有价值五十万的豪华座驾，以及价值千万的豪宅。女主角沈琳在辞职前月薪高达两万，沈磊在北京体制内工作，月薪8000元，享有较高的公积金。谢美蓝在投资公司工作，月薪两万。
网友在看剧时忍不住直呼：“这些人的焦虑和挣扎，跟我这种月薪三千的牛马有关系吗？”“他们如果是凡人，我们是凡什么？”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提供了我国社会中“凡人”收入的参考基准：2023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18元，平均到每个月大约为3268元。然而，在《凡人歌》中，章若楠所饰演的李晓悦，作为一位刚刚步入职场的二本院校毕业生，光是服装消费的价格却远高于这一平均水平。剧中她穿着不乏单件价格就超过1000元的衣服，两件合计的价格就等同于真实“凡人”的月均收入水平。
《逆行人生》中的中年程序员高志垒在失业与家庭双重压力下，短期内转行外卖员并迅速实现高收入，这一设定偏离了外卖行业的薪资结构与职业转型常态。同时，影片在描绘其克服糖尿病等困境时，过于理想化地简化了治疗过程，似乎轻描淡写了底层劳动者面对疾病时的无奈与挣扎，令不少观众质疑电影的真诚与深度。
《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外卖员的平均月收入为6043元，这与高志垒的月入6万相差甚远。外卖员通常需要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由于缺乏社会保险，多数骑手在遭遇意外或健康问题时，难以得到及时和有效的保障。影片播出期间，杭州外卖骑手向保安下跪事件引发社会对这一职业群体处境的巨大关注，而这些才是“逆行人生”的真实困境。
当然，大多数走入电影院的观众并不是外卖骑手，而是曾经的高志垒，但这种爽文叙事似乎也难以让很多人感到共情或受到鼓舞：“一个连中产都没达到的家庭敢给孩子报上海的国际学校？”“逆行撞车后迅速爬起继续送外卖？”“明明做骑手第一个月才四千，居然觉得自己能抗下房贷？”
大荧幕和小荧幕，似乎都在努力捕捉和反映社会情绪，然而观众却不怎么买账。
在近期热播的《心动的信号7》中，男女嘉宾在交流时中英夹杂的片段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争议。在询问最喜欢的城市时，有男嘉宾先是迟疑地以中文开头，随后转为英文说出“Southampton”或“Manchester”；在点歌环节，女嘉宾提及“The Weeknd”的歌曲时，被其他嘉宾以中文“德威肯”回应。
对此，网络上“什么时候能推出二本恋综”的呼声热烈，甚至有人开始创作各种搞笑的二创内容，解构节目中的精英化表达，比如“我最爱的餐厅是麦…MacDonalds，肯…KFC也还行，那边每周四都挺Crazy的……”。
观众的逆反各异，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不满主要指向了媒介中的精英形象——这些人物通常拥有优越的家庭背景、雄厚的经济实力、高学历以及令人羡慕的职业。
面对精英叙事，这届观众为何掀桌了？
观众的逆反情绪，首先在于对个人境遇的焦虑与不满情绪的累积。当前众多人都面对就业压力增大、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当紧张、不满等情绪内在张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荧幕上那些看似条件优于自身却仍感不足的角色，便成为了观众情感宣泄的靶心。观众在对比中感受到强烈的心理落差，最终化作为“何不食肉糜”的愤慨。
例如，《凡人歌》中对于公务员沈磊的描绘就引发众怒——月薪8000元，被老婆嫌弃不上进，最终面临离婚，这与大众认知中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存在较大偏差。在当前经济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该职业因其稳定性而备受多数群体青睐。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国考）报名审核通过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03.3万人，部分热门岗位的竞争比例甚至超过了1000:1。
因此，公务员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众多个体不惜投入巨量时间与努力，以期成功跻身这一行列。实际上，公务员职业的稳定性和福利待遇，如公积金、医疗保险等，都是其重要的职业吸引力，而剧中的设定忽视了这些因素，对于沈磊这一人物的刻画与公众普遍期待相悖，便触动了社会舆论的敏感神经。
其实，国产剧人设精英化的问题一直存在，描写精英的困境也许跟部分观众的生活有所脱节，但这既能够迎合大众对于精英主义的崇拜，也能够满足情节紧凑和故事丰富度的创作要求，从而加深剧集的吸引力。
在此前国民都市剧《欢乐颂》中，刘涛所扮演的安迪，是一位投资公司的高管兼首席财务官，剧集深入描绘了她对身世之谜的恐惧。同样，在《我的前半生》中，唐晶作为一位资深的咨询顾问，在职场上的强势和果断，与其在感情上的脆弱和挣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与贺涵的十年感情因婚姻观的不同而走向分手，这些情节曾经触动了许多观众的心。换做今天的逆反观众看来，这些叙事跟我们这些月薪三千的牛马也毫无关系，“她虽然失恋了，但依然很有钱啊”。
“你天天搁这风花雪月的，我都快要去大街上扫雪了”，在普遍焦虑的社会氛围中，观众在观看剧集和节目时，往往容易对精英阶层产生对立情绪。这是因为精英叙事通常描绘的是成功、财富和权力的形象，这与经济下行期间普通观众所面临的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加剧了观众的焦虑感，促使他们将不满情绪投射到精英形象上。
正如在《心动的信号7》中，观众对嘉宾中英混合聊天方式的反感，实则是对其所代表的物质实力和身份优势的批判。嘉宾们在节目中所展现的物质符号——名贵手表、保时捷车、贵价珠宝等，如同社会差异的镜像，映射出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心理冲击。这种批判背后，是观众将自身境遇与嘉宾的优渥条件相对照，从而产生的不平衡感与挫败感。通过调侃和攻击，观众能够找到共鸣，与处境相似的群体建立联系。
其次，现代社会下的观众在多重社会角色中累积了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难题。当荧幕上的角色展现出与自身观念相冲突的行为时，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压抑便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观众倾向于通过情感投射机制将内心的情绪压力转移到剧集或节目人物之上，通过站队、攻击等方式进行情感的集中宣泄，这是许多人在束手无策的现实环境中寻求的一种替代性满足。
近期，许多人在观看《花儿与少年》时，就将节目中的情景代入到自身的职场处境。在面对行程安排的混乱时，陈好作为团队中的大姐大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但被批评为过于咄咄逼人，“特别像我之前那个强势的女领导”“i人面对这种压迫性提问真的会碎掉”。周雨彤在节目中的表现则被部分观众认为不够积极和主动，“我的同事就是这种混子”“这类人的松弛感真的都是我这种牛马在帮他们负重前行”。
正如小红书平台上，不少北漂的准妈妈们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表达了对谢美兰选择与沈磊离婚的理解。一位年收入28万的北漂孕妈发帖说，她懂谢美兰不希望孩子出生在出租屋里的愿望。另一位30岁的北漂孕妈看谢美兰痛哭流涕：“我哭着跟老公说我也害怕我的爱情在面对现实的挑战中变质”。这体现出一种观众视角的转向，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当旁观者，而是通过站队荧幕角色，映射并抒发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
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加和个体对于情感宣泄的需求所驱动，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情感需求的增长和对共鸣的渴望。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时，更倾向于将自己代入到角色中，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和释放，进而强化自我认同和归属感。
那么，在当前的观众基本盘中，他们渴望看到怎样的叙事和作品呢？
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媒体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凡人歌》太残酷而不敢看的。
毕竟剧中的人物命运太像是现实版恐怖故事，沈琳重返职场的面试官竟是自己的前下属。那伟作为创始员工却在中年遭遇裁员，其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在求职市场上显得无力。而年薪百万的程序员那隽，因长期加班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突发性耳聋，这些情节在许多北漂人看来简直就是自身生活的镜像。
“最近看《凡人歌》有点抑郁了”“白天当牛马，晚上回家追个剧还要复盘一下牛马的生活”。有人如此诟病道：“这部剧把一堆问题和焦虑抛给我，总让我看到跟自己影子重叠的部分，但又没给我一个好的答案”。
其实，社交媒体上失业无奈、生育困境、应届生求职难等残酷真实叙事俯拾皆是，正如承担家庭重担的小英、治好精神内耗的二舅，观众们并不缺未经修饰的失意人生叙事。然而，观众选择追剧与综艺的初衷，并非为了复刻或映照自身生活的艰辛，而是寻求一种超越日常的愉悦体验。因此，观众本就更倾向于选择观感更佳的精英叙事，以此追求积极、正面的情感体验，激发自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如《心动的信号7》中的热门嘉宾依然是翁清雅、奥斯卡、孙乐言等家境优越、高颜值高学历的精英，相较之下倪雨桐、刘雨璠等背景不太突出的嘉宾关注度较低。在上一期中，最新补位的女嘉宾王琪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这引发弹幕和评论争论起该学校究竟是一本还是民办二本，这不禁让人感叹：“真成为二本恋综你们反而不乐意了”。
观众的逆反情绪，一方面源自于他们对生活中无法控制因素的愤怒和挫败感，这种情绪在观看影视作品时被放大，成为他们宣泄无力感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观众渴望在荧幕上看到“恰到好处的希望”，以便寻求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和力量。
《逆行人生》中的逆袭故事，本质问题在于它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一位失业中产在短时间内依靠送外卖便实现了人生的全面逆转难以引发广泛共鸣，尤其是对于那些面临中年失业困境的观众而言，非但无法获得情感慰藉，反而激起他们的不满与愤怒。同样，很多观众讨论《凡人歌》中沈琳失业开业卖卤煮的可行性，不少从互联网大肠辞职餐饮创业的失败者现身说法不可行，因为如今餐饮行业同样难做。
当我们像高志垒一样被裁员可以怎么办？真正的外卖小哥又该如何改善自身处境？如果所有努力似乎都无法改变现状，我们又该如何调整心态，找到生活的出路？
当下观众想要的，其实是这些触手可及又直击心灵的情感慰藉和希望。这要求创作者必须沉下心来，深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摒弃对社交媒体上热门“普通人困境”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转而去挖掘那些未被过度消费的平凡故事。唯有如此，创作出的作品方能让观众在感受到真实的同时，也能汲取到前行的力量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