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晓涵，英国牛津MPhil，《2023 CLECSS-方达海外奖学金得主》 |
牛津大学MPhil Law就读体验
在英国的学业开始前，我在北京与师友告别。一位毕业于牛津的老师在听到我要去读MPhil Law项目时感叹：“你这是选了难度最大的版本啊！”我听后心里一惊，假装镇定地笑说毕业总是没问题的，随后带着一丝狐疑打包出发。果然，这一年的求学经历证明老师的担心并非多余。如今已跌跌撞撞交完学位论文，正好借Simon与CLECSS的邀请对过去一年简单作结，希望对有意申请英国研究型学位的读者略有助益。
我所就读的MPhil Law项目属于一年制的法学研究型硕士项目。与MJur等授课型硕士项目不同，该项目的培养以自主研究为主，其余课程形式与DPhil Law第一年大致相当。因此，许多有志于申请牛津DPhil Law项目的同学常常会将MPhil作为博士申请前的跳板，并在攻读MPhil期间申请博士。据我所知，MPhil Law也是牛津设置的所有MPhil项目中唯一一个一年制项目，其余MPhil项目往往要求学生在第一年上课，第二年完成学位论文，而MPhil Law则只要求学生用一年时间完成论文。因此，早年MPhil Law项目只对完成了MJur/BCL/MSc Law and Finance学位的申请者开放，自2018年起这一标准才有所松动，开始录取持有其他学校硕士学位甚至仅持有本科学位的申请者。
我在去年的申请季中同时获得了MJur与MPhil项目的录取，并在一番纠结之后选择直接攻读MPhil. 事实上，不少师友曾劝我先读MJur，通过一年授课对英美法学术环境更为熟悉之后再申请DPhil，衔接更为顺畅。毕竟对于一直以中文作为学术语言、以中国法作为研究对象的我来说，在一年内完成一篇长达三万词的英文学术论文还是颇有挑战的。由于我没有MJur项目的缓冲，又不像DPhil学生那样可以在入学之后先摸索一阵，等到一年之后再慢慢出成果，直接攻读MPhil因此成了大家眼里“难度最大的版本”。
在这一基础上，我又无意中在选题阶段给自己加了难度。本着“出国了就先不写中国法了吧”的朴素信念，我打算研究美国行政法（因为英国法真是一点都不懂），并旋即发现美国行政法的研究已经相对细化，在行政法总论研究之外，每位学者基本都有自己专门研究的一到两个独立规制机构（administrative agency），学术寒暄也总是以“Which agency do you look at?”开头。于是几经辗转，我最后选定了美国内政部下属的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开始研究濒危物种保护——一个我在去牛津之前从未想过会接触的领域。换了法域、换了工作语言、换了研究方法，强烈的陌生感扑面而来。在英国阴冷的冬天，我坐在图书馆里吃力地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国会数据库里面找关于某个术语的立法辩论记录，正无头绪时，一眼瞟到前一天的记录上写着庆祝哈姆斯特朗首次登月成功。一对时间，恰好是1969年。我感到有些茫然，为什么我会在远古时代的故纸堆里阴暗爬行？为什么我一个中国人来到欧亚大陆的末端，眼光却投向北美东海岸的鲱鱼鱼群，甚至一些我连中文名都叫不出来的物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与这种陌生感苦苦对抗。直到今天，尽管我已从这种陌生感中部分解脱，但如何直面作为一个外人的自己并应对好挥之不去的身份失落，对于作为文科研究者和国际学生的自己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长久反思的课题。
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我一般会建议海外法学博士的潜在申请者三思而后行。每一名申请者的部门法背景、求职意向、研究方法都各有不同，只有适合自己的项目才是最好的。对于非法理学、国际法等领域的研究者来说，重新熟悉并适应一国的制定法和学术传统将产生不小的转轨成本。就算选择继续研究中国法，调整工作语言及思维模式，乃至进入一种新的学术话语体系，都需要研究者重新想象潜在的读者群，确定自身研究的定位，并在研究的最终呈现上做出不小的调整。对于多数将在国内学界求职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工作也许并不是必要的，因为多数国内法的研究最终只依赖于一种传统、一个法域和一门语言，尽管存在比较的视角，也冲淡不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刚性需求。但若是抛开功利的一面不谈，在不同法域、语言乃至研究传统之间的穿梭不仅能给个人带来极大的成长，对于文明的交流与共生也是有益甚至是必要的。我相信对于许多同行来说，思考不同制度间的共性和差异性，与更大范围的研究者对话，讲述不同风格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吸引力的工作，尽管这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时间成本和智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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