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1989年加入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长期规划司，历任国家发改委财政财政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中国城市发展中心主任、中美关系主席（副主任）
演讲时间：2023年6月
演讲全篇过长，故做了精简：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在发改委工作了29年，主要在发展规划部工作。我的职责包括研究和制定国家中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个部门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庞大而神秘的实体。
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结构性放缓，这不是周期性的...我们的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放缓的压力之下，我将其归因于以下因素:
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前景
在考虑了上述所有因素后，我估计未来十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4%至5%之间。这一潜在增长率比我们制定“十三五”规划时的估计低了近2%。我们当时估计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6%......
这种结构性减速压力对国家规划和政策制定提出了重大挑战。如果你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领域，你会注意到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并没有设定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曾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后来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起参与过从“第八个五年”到“十三五”的许多五年计划，观察到这是第一次“五年计划”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反，它建议经济增长目标由年度计划确定。这种方法推翻了以前使用五年计划为年度计划提供基础和指导的计划逻辑。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这一变化反映了规划者在许多不确定性中设定明确的五年平均年增长目标时面临的困难
明年（2024）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回到4%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
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全方位创新
在我国要素条件恶化、要素配置效率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不减弱？事实上，经济学有标准的答案......出路是通过创新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用我们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就是通过全方位创新......经常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种说法无疑是为了增强信心。然而，有多少人真正考虑过中国经济的长期基本面？......我相信，中国企业家和普通中国公民，坚持学习、努力奋斗、不断创新、努力繁荣，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另一个标准解决方案是，应努力提高劳动力的质量，特别是在劳动力人口趋于减少的情况下。
市场化体制机制创新
只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gov或国有企业分配的资源占比过高，国家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就会下降。许多经济学家已经从经验上证明了这一点，使其成为一个客观的结论，而不是一个基于先入为主的观念的主观结论。目前，GOV干预和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规模多年来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速度，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市场化体制机制创新，必须保护国家统一的大市场。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宣言，还需要真正的改革。
尽快废除城乡户籍制度。遗憾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至今仍未实现......当地方保护主义到位时，资源配置就不可能有效......
这些改革往往触及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础。除非这些基本方面得到解决和改革，否则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此外，保护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也至关重要。没有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创新和长期投资。这是因为所有形式的创新，尤其是由私营企业家发起的创新，都需要长期的持续投资。
......在中国股市，如果产权保护不充分，投资者就不会制定长远计划，股市的微观基础就不会稳定。许多企业主将公司上市后，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兑现部分资产并将一些资金转移到国外，以防万一......因此，股票市场的财富积累效应和融资功能将受到不利影响。
此外，要进一步减少GOV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降低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不断加大民营经济的作用。我不需要强调私营经济的重要性。民营企业的众多贡献是可以量化的，这表明了它们的重要性和对稳定发展环境的需求。
持续投入科技创新
在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是综合创新的又一侧翼......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合作。虽然在面临封锁时，自力更生是不可避免的，但仅仅依靠自己，却又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封闭体制给我们的教训是，中国与国际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因此，中国不能重蹈覆辙。即使美国的科研能力如此先进，也无法实现完全自主。因此，我们新的国家体系可以有自己的优先事项，但整个体系不能封闭，应该多样化和开放。在这段旅程中，企业家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说是敢于冒险和创新的精神。
以制度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程度高对未来增长至关重要......我国过去的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影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的官方声明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但究竟什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看来讨论不是很清楚，也不充分。新时期对外开放必须有系统。过去我们谈扩大开放时，多说的是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现在看来，现有的国际环境不太可能接受这一点。
中国未来的开放必须建立在提高开放标准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坚持从全球角度配置资源。这样，我们的企业将拥有更大的市场边界、更高的效率和更充分的竞争。这对中国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要为中国企业的全球经营建立更加可靠、可预测的国际规则和体系......过去20年仅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就达近6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帮助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致富的？坦率地说，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6万亿美元相关的人民币的释放相当于40万亿多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国企业、人民和国家本身的财富。在现代文明经济制度下，贸易顺差是一个国家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尽管GOV很少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如果公开声明，其他人可能会指责我们是重商主义国家。
因此，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开放性。当务之急是全面了解制度开放意味着什么。
我记得在2014年学习“十三五”规划的基本原则，当时TPP正在谈判中。当时，中国国内正在讨论是否作为创始成员加入。由于我们对有关环境和劳工标准的某些规定持保留态度，我们犹豫不决。因此，我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加入的意愿或动机。随后，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CPTPP主要由日本主导。中国现已正式宣布有意加入。然而，与加入世贸组织时相比，现在加入这个体系的过程需要更高、更严格的技术要求，为了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体制改革来应对这些挑战，使自己与国际公认的标准保持一致。我们最初加入世贸组织时，修订了数千项国内法律法规，以符合相关规定。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看到演讲和GOV文件强调需要与国际规则和惯例保持一致。尽管这种情绪在今天已经不那么常见了，但它们仍然至关重要。否则，其他国家将不愿意与我们接触。
目前，美国正试图在各地结成联盟，打着共同价值观的幌子提出一套新的国际规则，目的是将中国排除在外。这种行动的借口是中国不遵守规则，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许多国家可能都知道美国的意图。我很难相信跨国公司会失去与中国市场接触和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机会。此外，如果美国打算成功地拉拢其他国家将中国排除在外，就需要继续“慷慨地”通过其持续的贸易逆差为这些国家提供足够大的贸易市场。能否实现这一结果还有待观察。对中国而言，进一步扩大开放必然涉及更高标准、新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这无疑将给我们带来挑战。我们是否愿意实施新的改革来防止制度脱钩？我们是否准备开放媒体，让投资者、研究人员和市场参与者更方便、更全面地获取全球市场信息和科技文件？这些都是涉及zz、经济和技术的艰难改革问题。在我看来，制度脱钩一旦确立，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产业链脱钩更深远、更有害。
瞄准创新增长的主线
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是未来大势所趋。
此外，智能新能源系统和数字能源的发展和普及也至关重要。
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能家居的开发和部署正在获得动力......
绿色低碳转型
对中国而言，实现碳中和取决于能源转型，这需要大量投资，并代表着显著的增长轨迹。中国约80%的碳排放来自能源消费......在新能源革命方面，我国的绿色电力替代主要包括风电、光伏发电、水电、核电和一小部分生物质能。中国仍需继续发展和提高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随着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转换效率的不断提高和成本的下降，预计未来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清洁能源替代的“光伏+储能+智能电网”模式可以消除未来对财政补贴的需求......在与宁德时代CEO曾玉群的讨论中，发现他们比日本和韩国企业领先约20个月。
另一个感兴趣的领域是可控核聚变，这涉及大量投资和长期研究。中国和美国都在这一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一旦这项技术取得突破并具有商业可行性，它将颠覆其他新能源技术。然而，这一突破预计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和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国内投资机构开始在这一领域建立业务。此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特别是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也是一个值得创新和投资关注的领域。
最后，还有生态文明转型的概念。
生命科学与合成生物学
这一领域越来越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的关注......
首先，它在能源和化工材料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
其次，合成生物技术对农业、林业和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合成生物技术有望实现的第三个领域是生物医学，包括疾病检测、治疗服务、药物开发、医疗保健和抗衰老。
城市化和房地产仍是驱动力
考虑到城乡之间的普遍差距，我预计农村人口将继续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农业收入大大落后于非农业部门。例如，农民每年从粮食种植中每亩土地赚取约1000元，而在北京等城市工作，他们每月至少可以赚取3000元。因此，我坚信这种转变背后的驱动力并没有减弱。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80%，城市空间和人口将进一步扩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房地产行业自然会继续发展......然而，房地产市场强劲增长和持续价格上涨的时代已经过去。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达40平方米左右，农村地区甚至更高。此外，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减少将影响房地产需求。因此，在未来20年内，房地产价格不太可能经历同样的升值水平。个人经验，例如2003年在北京购买经济适用房，未来可能不会因如此大幅的价格上涨而复制。因此，如果打算投资房地产，建议仔细考虑。整个行业已进入萧条状态，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关于如何规范房地产行业，众说纷纭。一些人提议增加房地产税作为控制房价的一种手段......中国在实施财产税制度方面面临一定的技术挑战。我们居住的房屋的所有权并不代表完整的产权，因为我们只有 70 年的产权。此外，当开发商购买土地时，他们已经支付了一次性的土地使用费。这引发了对在中国实施房产税的合理性的质疑。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广泛讨论，但有些障碍尚未得到充分解决。在发改委财政部门工作期间，我学习了财产税征收计划。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曾向国务院提交方案，但最终未获通过。主要原因是涉及重大问题和对居民利益的潜在影响，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有一些替代的税收方法可以更有效地规范房地产市场的运作。特别是，我认为收益税可能是解决投机驱动的房地产升值问题的一种更有针对性的方法。通过对短期房地产交易征收更高的收益税，尤其是那些由投机驱动的交易，这将使投机者重新考虑与股票市场等其他领域相比，投资房地产的成本效益。
展望未来......许多建筑并不节能，更不用说零碳结构了......未来的城市将优先考虑改造、节能升级和提高住宅质量。此外，还可以努力在建筑中推广“城市采矿”的概念，即使用钢结构建造建筑物。这种方法允许在建筑物拆除时将废钢快速转化为新钢。城市矿山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可以推动房地产行业的持续投资和消费。
该领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村地区大量闲置的房屋和宅基地。过去，重庆实行土地复垦与土地“票证”挂钩的制度，有效配置农村闲置建设用地资产。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广泛鼓励。探索有效利用城市周边农村地区闲置房屋和宅基地的途径，值得继续探索和试验......最终促进农村地区的现代化。
土地产权制度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话题。然而，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以及法律和经济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提高土地质量......我分享这些见解不是为了提倡土地私有制，而是为了强调我们观察到的不合理现象。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现有系统。只要系统保持不变，相关现象就不太可能改变。
服务业的发展与城镇化紧密相连......然而，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控制城市规模或增长的尝试很少成功。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城市往往会变得更大。目前，中国已经有6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而且这个数字在未来可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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