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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科技特派员张锡友（右二）与当地茶农察看茶叶长势
25年来，有一个名字从福建南平传遍全国，继而走向世界，这个名字就是“科技特派员”。
农民欢迎科技特派员，他们给农民带来了新知识，让农民开阔了眼界，提升了素质;他们帮贫困者致富，带勤劳者发家，促进农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科技人员欢迎科技特派员行动，广大科技人员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推动科学技术和农民结合，促进新技术有效转化运用，体会到了被农民前呼后拥的感觉。基层党政干部欢迎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特派员下到农村，搅活了一池春水，农业发展了，农村活跃了，农民高兴了，地方治理的政绩得到了展现。连新闻记者和文学工作者也为眼前鲜活的素材而兴奋。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表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科技部开展的关于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合作,是联合国60多年来推动的最有成效、最有意义的一个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福建时勉励各级领导“要很好总结科技特派员制度经验，继续加以完善、巩固、坚持”。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充满期望。如今，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已走过25年历程，从星星之火到遍地燎原，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充分体现，是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科技特派员行动源自25年前福建省南平市基层为解决“三农”发展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组织的一个行动，开展的一项社会实验。 南平地处闽江源，森林覆盖率80%以上，人均耕地面积是全省平均的两倍，是福建省内唯一可以提供商品粮的农业大市，却是全省人均收入最低的穷市。南平的状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面临严重困难，有人疾呼“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夏天，南平全域更是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洪水摧毁了农田、道路、水利、电力和住房，留下一片片废墟。危困的“三农”生存和发展的路径在何方?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和我们一起深入村庄和农户，调查、了解、研究、探索，寻找治理的药方和发展的路径。 在田野调查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个原以集体经济为特征的生产队彻底地分解为独立的、自谋生计的个体农户。农业生产规模碎片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和“责任”徒有虚名。村级在制度上虽然规范了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但在客观现实上村组织涣散、软弱，既没钱，也没人，没有了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本能力。乡村内部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但是许多上级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看懂这些变化和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工作方式方法仍然停留在对“三农”传统的认识和思维上，不少政策和工作布置如皮球落在水面上，上面看到水花四溅，而村里的农民如同水下的沙石对落下的皮球无感，上下之间互不衔接，相互游离，“三农”工作失效了，资源配置失序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必须以新的时代视角来审视、言说和解决“三农”社会中几乎全新的问题;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全社会的力量，立体地、系统地、全方位地从机制上予以解决。 “三农”发展内在矛盾错综复杂，其中有“五个结”亟待破解：一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市场化与农村小生产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高度垄断的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现代金融资本与弱质低效的农业之间的矛盾;三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对乡村资源虹吸与“三农”自身发展需要的矛盾;四是“三农”发展需要大量新型农民与现有乡村人口空心化之间的矛盾;五是现有“三农”领导体系与乡村治理现实情况相互脱离的矛盾。我国农村工作机制创新必须系统破解这些症结。深刻揭示问题的目的是寻找症结并对症下药，有效地解决问题。 1999年，灾后的第一个春季，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在南平基层展开。市里各科研单位首批选调225名果树、茶叶、食用菌、蔬菜种植、畜禽养殖等各方面专家、技术人员，学习当年革命年代党解决突出问题派出特派员的方法，打着“科技特派员”的旗帜、戴着大红花誓师出发，分散到全市一百多个乡镇的一批强村，住到种植、养殖大户家里。科技特派员进村住农家，生活费用自理，工作经费市政府提供。以一户农家为根据地，白天在山林地头演示讲解，手把手地教，夜晚在厅堂或小学教室科普宣讲，释疑解惑，农民需要什么教什么，遇到难题就帮助解难题。渐渐地，乡村里悄然涌动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下乡的科技特派员把各种优良的品种带到农家。新的品种，新的种植养殖技术的传播，让一个个住着科技特派员的种养大户的农田、茶山、果园、菜地、猪栏、鸡舍等发生了新变化。村里邻居和邻村乡民纷纷围拢过来，学习、仿效，争先恐后把科技特派员往自己家里拉。科技的神奇让农民增产又增收，农户之间开始争抢科技特派员。没有被派科技特派员的村庄干脆跑到乡镇甚至县里，要求公平选派。往日寂静的山乡日渐沸腾起来，“榛仙”詹夷生、“茶仙”刘国英、“菇王”刘瑞璧、“葡萄仙”谢福鑫、“柑橘玉女”方金妹……一时间南平大地上涌现出一群“神仙”“大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他们的事迹，诸如“伟大的创举”“现代普罗米修斯”“科技特派员的话就是钱”等，美丽的故事广为流传，“科技特派员”成为广大农村最受欢迎的人。以科技特派员为先导的社会实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针对农村突出的矛盾和症结，“三农”工作机制的改革创新大幕渐次拉开。 源源不断的科技人员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进入村庄，村庄里的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很好地发挥着邻居的榜样示范带动作用。随着农户小规模生产向整村的规模化合作、集体化演进，有了科技特派员的引导，科技成果在农村落地、转化，促进了农产品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单家独户的提篮小买卖已不能适应规模产业化生产，如何有组织地进入大市场成为发展起来的农村面临的新问题。 在扩大科技特派员选派的同时，南平市又组织选调一批商品营销经验丰富的人员进入乡村，发展农产品流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联合成共同体，提高进入市场、应对竞争的能力，实现增产之后的价值实现和增收。 科技特派员和流通队伍联动服务激起了农户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也引发了农户资金不足的新问题。南平继而在农村培育信用贷款，把村里具有良好诚信记录的农户联合起来组成互保联合体，向农村信用社申请农业贷款，从几户信用户开始，发展到信用村，乃至于信用镇，使用互保贷款保证了农户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求，既发展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能力，又培养了农民的诚信意识，实现了产业和民风的良性发展。 立足于长远发展的需要，南平利用村级组织换届的契机从2000年开始向全市1800个建制村中的三分之一的村派去村党支部书记人选，经村党员大会选举出任村党支部书记。645位当选的村支书都是市县两级严格选拔的优秀干部，他们肩负着“带好一支队伍、建好一个班子、找好一条路子”的责任，为科技特派员、农产品营销和金融信贷助理员在农村开展服务搭建平台，排忧助力。 以科技特派员为开路先锋，在工作方式上，突出典型培育，发挥邻居带动效应，扎根大户，培育强村，培植重镇，以点带面扎实推进。在实现路径上，科技先行，市场牵引，金融扩张，链式互动。在内在机理上，发挥科技创新的种子、酵母、催化剂的作用，实现“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行”的“三农”工作新机制。一环扣着一环的探索实践显著地改变着南平农村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工作机制创新在南平推开，每一步探索实践都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血。2002年8月，习近平同志亲自撰写的《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发表在《求是》杂志上，全面介绍了南平的探索实践。称之为“高位嫁接、重心下移，夯实农村基层工作基础”的“南平机制”。![]()
人称“菇王”的科技特派员、福建省南平市农业学校教师刘瑞璧在讲授毛木耳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栽培成龙爪菇的培育情况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农村工作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福建南平科技特派员的实践经验，科技部先后在西北五省区和西南七省市展开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2004年，科技部、人事部梳理了福建南平的科技特派员经验和宁夏的农村科技创业模式，将试点由西北、西南扩展到全国。2006年，科技部、人事部共同在福建南平召开全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会议，总结推广福建省的创新实践。科技特派员制度由南平一地的星星之火变为覆盖全国的燎原之势。2006年，科技部、商务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启动了“中国农村科技扶贫创新与长效机制探索”项目，进行国际化探索。2009年，科技部、人社部、农业部等八部门联合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2012年起，科技特派员工作连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这一源自地方的创新实践，自此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并在全国推行。2013年，我国科技部与埃塞俄比亚农业部签订备忘录，科技特派员融入“一带一路”建设。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科技特派员工作做出制度安排。科技特派员工作进入全新发展阶段。2019年，“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号召全党和全国各地“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2021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他倡导的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福建武夷山，到田头看望的第一个人就是科技特派员。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勉励地方党政领导和农民、科技特派员要很好地总结科技特派员工作，并不断地完善、巩固和坚持，“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25年的实践证明，科技特派员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我国农村小生产向现代化农业转化推进，科技赋能农业农村发展而进行的成功的农村工作运行机制的社会实验。从科技进步和普及切入，带动农业规模化和合作化的发育，促进扩大的农业再生产和市场对接，引导乡村诚信培育，推进农村持续发展，使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得以强化。农村工作机制是“三农”发展的内在机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良性结构互动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在逻辑，“科技特派员”适应了其中的关系、结构和逻辑的运行机理，是农村工作机制系统中一项成功的创新探索。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以及彰显的生机和活力，引发了整个农村一系列工作机制、系统机理的联动、牵引与互动效应，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技特派员制度还在完善中，农业是系统的产业体系，农民作为生产主体正逐步多元化，随着农村人口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资本进入乡村，农村土地大规模流转和新的集体经济发育，农村生产关系又在发生新的变革。科技特派员制度为适应农村发展变化的实际需求，也在不断地发展进化。从单个农户对接个人科技特派员的点状服务，逐步发展到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对接团体、法人科技特派员的集团式服务;从无偿的义务式服务，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契约式服务;从政府对农民的行政调配服务逐步发展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城乡互动。因科技特派员广泛地服务乡村以及农业的技术进步要求的提升，一些地方为分散在乡村的科技特派员赋能，提供良种，提供技术，提供决策方案，提供产品订单的大批科技型企业为特征的科技特派员2.0版在快速发展中。省级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在利益共同体的牵引下，解放自己，走出大院到地理标志特色产区创办诸如养猪、养鸡、高山蔬菜、水稻、食用菌等专业科研机构，依托院校本部的实力发展专项科研，与2.0版科技特派员企业联手，并支持和赋能为分散的农户发展点状服务的1.0版的广大科技特派员，解决服务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这种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科技特派员3.0版模式也应运而生。更有国家五部委联合派出的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把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会同地方的科研力量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科技特派员4.0版服务体系，将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工作融入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职能之中，与全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自上而下融为一体，运用科技特派员制度，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地得以完善，成为全社会互动联动的社会科技进步行为。 科技特派员制度得以巩固关键在农民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自于期望的效益得到有效的实现，农民不会为形式主义的成本埋单。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自科技推广实践的成果与科技论文得到同等待遇。他们的劳动得到社会尊重，合理的劳动所得也得到法律的保障，科技人员服务“三农”与从事科研同样成为前途远大的职业。 科技特派员牵引带动上层管理服务机构与底层农村农民两个相互游离的循环体有机结合，激发和催生了“三农”工作新的运行机制，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系统振兴，先进的要素源源不断地导入“三农”。他们是嫁接的“接穗”，推动城市现代文明长入农村;他们是“酵母”，用知识的力量发育农村社会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活形态;他们是“催化剂”，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融入“三农”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传统的“三农”由于文明的嫁接得以脱胎换骨，“三农”正在告别昨天，孕育明天，内生和植入的新农民正以新农人的形态建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和农业。虽然“三农”工作道阻且长，需要足够的历史耐心，而且“三农”发展多为潜政绩，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责任心、恒心和毅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已完成近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的世纪伟业，科技特派员制度这项“三农”工作的机制创新，必将为世界各国的减贫和均衡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路径、中国方案。当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的号角，科技特派员制度必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作者系福建省南平市原市长、市委原书记，福建省原副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