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横，QQ（1781670646）第一昵称是“初三夜”，常常自称“三初先生”；微信（hhsanchushu）第一昵称“一树闲景”，常常自贬“恶木斜文”。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人，上世纪85/89年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大学，没拿到文凭。教过三年书，做过三十年手艺，爱好古文，偶尔写写，都无成绩。曾供职于姜堰一家教育机构，迷惘于如何教少年人的读写，希望朋友们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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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我出生于火红的年代（1966），火把能烧的旧物旧书差不多都烧光了，山河大地一派红色，识字的人们能读到的书除了红宝书还是红宝书。如果说人民只能有一种信仰只能读一种书，那么把那个年代说成是红色沙漠并无不可。
我的启蒙教育没有读经，给我发覆的两位女教师也未必知道什么是中国的经。没有读经，我们有了天真烂漫的嬉戏和劳动的童年，没有读经，让我们后来读书写文章毫无童子功可言。因为没有童子功，所以我们没有成为学问家和文章家，那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东风三队有三位乡贤（黄栋成先生，周玉珏先生，周南先生），毛笔字写得像字帖一样，他们应该是读过经书的，并且有深厚的童子功。乡贤，是我（们）现在对他们的追谥，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他们是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他们本应是乡间心灵的甘泉，荷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他们本应该是传统文化的法身活体，但他们不能施教，不能言说，为了苟全性命，宁愿把学问带到泥土中去。因为青少年时光没有真正读过书的人教我们读书，即便有读过书的人教我们读书，世上已无书可读，所以，我（辈）半世人品轻浮，一生学养无根，也是该派了。
上大学了，居然学的是中文（汉语语言文学）。我的高三语文老师蔡肇基先生拜托我到学校的图书馆帮他借两本书，一本是《论语》，一本是《围城》，姜堰中学的图书室当然是没有的。我几次去图书馆借，没借着，因为书库里没有，也就是说，我的大学四年间和后来被我称之为中国人的“圣经”的《论语》没有一面之雅了。《围城》后来见过，盗版的，错别字多得像夏天的苍蝇一样令人难以饭读。《围城》买而失，失而买，因为知名度高，又是白话小说，总有人借而不还。我也是钟书先生的粉丝，有时想读读钟书先生，所以先后买了《谈艺录》和《钱钟书先生论学文选》，因为钱先生惯用文言，所以终于没有人借阅了，所以一直在触明斋的书柜里呆到如今。
我的《论语》是杨伯俊先生的译注本，繁体字版，什么时候及怎样来到我手中，一点印像也没有了，可以肯定是我来上海做油漆匠之后，因为我用绛红色的墙纸把书包了。油漆匠有时要贴墙纸，所以我收集了些零头边角用来包书。常翻常读的书，我都要包起来，是我的积习了。从小到大，我尽管形象不正，衣着不整，但我最着不得自己的手脏兮兮的，自己所读的书封面又皱又破，页角翘起二郎腿，一副让人难以接受的趾高神气。
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并不相信。没有手机的年月，我常常带着我的绛红色墙纸包了的《论语》走南闯北，不干活儿了，没活儿干了，百无聊赖了，我就翻翻《论语》，打发时光。人生除了一日三餐身，还必须一时半会儿心。墙纸耐磨，所以《论语》的封面虽然旧了，然而整洁干净。墙纸管不到的书页就干净不了了。酒渍汤渍茶痕漆点应有尽有，还有每页都有的我的肤浅的批注。能够在书页上随读随写，说明我读《论语》是沉浸式阅读，只是这样的沉浸式阅读为时已晚，为了一日三餐身，常常一时半会儿心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况且记忆力衰退，记不得那么多的章句，常常是三分钟前还朗朗上口，五分钟后节节巴巴，甚而至于全部忘却，我一遍又一遍认真地读着《论语》，为了全部忘却而新读新会。曾经买了南怀瑾先生洋洋洒洒的《论语别裁》（上、下册），上上下下一个字也没看，书也不知道到了谁的手里，如果是繁体字版就好了。于丹女士在“百家讲坛”讲的《论语》，我听不懂，也没功夫听。儿子上初高中了，要买于丹女士的书，我否定了。我的意思是，余秋雨、于丹和余华之间，不如读读余华，虽然是“小说家言”，但青春需要“山海经”、“怪力乱神”和“小说家言”，儿子接受了我的意见。
关于读书读经，我固执地以为要狠下心来硬着头皮读原著原文，不要被大师们牵着鼻子南三里北三里左拐右拐，拐到他们的名利场的角落里，回不了头。啃死人骨头的大师们是不能让已死的圣贤生死肉骨焕新于人间的，要想让圣贤的精神、品格和理想重新投胎于我们的心智，行走于我们的社会，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心读圣贤书，用自己的身行圣贤行。我们如果在考试之外、职场之外想读书，我们如果在一日三餐身之外，为一时半会儿心而读书，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读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等先秦诸子，与圣贤面对面，背靠背，抵足拊掌，真圣贤都是常人身。所谓“圣人”，其实不过是“胜人”，是理想毅力才华品格胜出于平常人的人，但他们远远不是“神人”，他们连成圣都很忌讳，甭说以神自居了。
写《阮郎归》和《那封无字的情书》两篇小文时，我都泪沾胸臆。两个普通的读书人，无论是披挂出征还是解甲归田，行囊中都有本雨泡过沙渍过的《论语》。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舍个人为国家民族人民，都源泉于《论语》。文天祥因为“一经”（《论语》）而“辛苦遭逢”，不惜牺牲，正是孔子所倡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生动深刻的体现。孔子的儒的学说，是关于现实人间（知识分子）个人与自己、个人与家人、个人与社会人际、个人与社会组织（邦国）、个人与天地（物质时空）的探讨，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性附身，他和他的弟子们探讨的现实问题将永远存在，人类逃避不了。道士思归隐，佛徒想出尘，只有儒家奔走在现实的大地上，很有点像西方的基督徒，只不过儒的理想没有基督教那样高渺神秘，儒的理想在人间，践行在人间。
“五四”新文化后的新式教育不要学生的读经了，老师不教训诂，不讲章句了，学生们不用死记硬背《语》《孟》了，没有了科举考试要考它们了，中考高考也不考，即便涉及，也是蜻蜓点水。人们普遍认为孔孟思想老旧，而且大而无当，缺少抓手，难以操作。因为过于理想化，在他们的时代都行不通，甭说经济第一科技至上的今天了。儒的学说也许正因为理想化，行不通，才不会成为膨胀的通货，它是中华民族历经劫波中兴复兴的压舱石。我们连自己民族的圣人都不能心慕思齐，连自己民族的“圣经”都不参读力行，难怪乎我们不自私无行浮躁贪婪猥琐怨戾了。
（孔子） 儒因为有理想，有学问，能处事，敢担当，而让个人家庭社会有热血有温度有范式。孔子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圣人，尽管有三千弟子曾经追随他，有七十二贤人把他的学问思想发扬光大，他虚怀若谷，绝不嘚瑟，因为屡屡碰壁，不被重用，他说他己是丧家之犬。教育学生，改造人心，从而改造社会，任重道远，知其不可而为之，是需要哲人的胸襟和弘毅气魄的。孔子时代，学科的设制划分非常粗疏，礼乐相当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射御相当于国防军事培养，书数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课，射御书数是为礼乐（周礼）的复兴服务的。在孔子时代，即便学生们未必都同意孔子的“克己复礼”，但学好了射御书数，应该都能在社会上混个差事，甚至混得风生水起，出人头地，七十二贤大概就是这样的。孔子本人几乎没有军功政绩，没有成为王者师，但他对世道人心的挽救，对教育的普及升华，对文献的编辑整理，无疑是中华第一人，是万世师。出身于贵族，甘为平民师，他赢得的弟子们的尊崇，无疑是中华第一人。他逝世后，有情弟子结庐暮侧，守三年丧者不知其数，子贡一守就是六年，守丧期间，学生们回忆老师的生平言行，师生间的平等的交流互动，于是有了《论语》的蓝本。以墓地为中心，形成一座城，孔子是地球第一人。
我们撇开孔子的学生主观的溢美不说，几百年后的司马迁的深情赞叹，让人今天读来也会动容：
《诗》（《诗经》）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衹（zhī）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者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又几百年后，有个羁旅人在异乡客栈的墙壁上题诗浩叹，几乎真理出现一样石破天惊——“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只是“子罕言天”！
飘泊在外，想到了自己常读常新的一本《论语》，拉拉扯扯说了很多废话，不妨再说说两句吧。我希望中国的每个小家庭备本《论语》，希望中国的父母和孩子一起研习《论语》，希望每个中国学子的心灵都是儒精神的容器。《论语》从“学习”开篇，到“知命”结束，我们来世间一趟，从学习开始到归命结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2024.11.6，上海杨树浦百兴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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