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4年第4期·观点论文 | 面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构建研究

图源 | Internet

马海群¹　刘心蕊²

1.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2.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80

立足于国家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构建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有助于提升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及其交易流通的总体效率，加快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化建设。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已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国内GDP比重达41.5%^[1]。数字经济的价值不言而喻，数据取代传统生产要素成为新的战略性资源，融入生产、分配和流通等生产环节，使数字经济的潜在增长动力得到了进一步释放。但相较于数据应用场景的进一步拓展，大量可开发利用的数据资源仍处于“休眠”状态，而数据要素的流通可以从供需角度发挥数据资产的乘数作用，是当前提升数据开放利用效率、释放数字资源红利的关键。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将“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作为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表明了数字经济全新价值生态对要素流通的高标准要求。

　　数据要素流通作为一项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组织为追求效益最大化时以数据要素的商品形式参与市场流转与配置的动态过程^[2]，基于数据要素市场的根本调节机制，数据要素在流通中产生和实现价值。因此，数据要素流通承袭了社会学经典理论——场域理论的一般规律与基本逻辑，即认为组织采取的行动策略是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共同驱动而形成的结果^[3]。在此背景下，探索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内主体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数字经济下的数据要素流通生成了何种流通路径、其空间形态和行动网络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对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提升数据要素流通效能、推动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应用突破性技术的赋能推动数据要素向下一阶段动态迭代并持续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的构建需要依靠数字技术创新驱动，通过数据汇聚、挖掘、分析等手段破解数据零散化问题，以针对性的技术方式搭建数据要素交易产品，实现新的供需匹配模式、价值创造效应和产业生态规则，发挥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强调，“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先机，是竞争重点，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2022年1月，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坚持实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经济呈内涵式方向发展”。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下，数据技术和数据要素加速向实体经济全生态创新溢出与全产业链渗透扩散，打通了数据流通的“大动脉”，形成数据驱动的新生产方式，不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多维度政策制度的颁布不仅能够为数据要素的高效安全流通提供保障，还能为数据要素市场创新提供动力。自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以来，中央发布多项政策文件，围绕数据要素发展进行谋篇布局。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任务；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等重点任务举措；2022年12月，《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构建促进使用和流通、场内场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上述政策从横向合作、纵深推进、未来发展三个方向，为深化数据要素流通实践、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政策引导和方向指引。与此同时，各地区纷纷成立数据交易平台、数据交易中心、数据交易所等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了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内数据要素与行动主体间的紧密连接，为数据资产化利用及数据要素交易流通效率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发挥是实现传统优势产业生产要素潜力激发的重要基础，体现为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数据资本化的过程、技术环境的创新等方面，以健全的数据要素市场和完善的数据要素流通过程为前提。目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之际，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流通仍面临一些问题，如数字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数据需求无法充分释放、数据使用和权益不清晰、数据隐私保护体系欠缺、数据垄断及不正当竞争等问题，阻碍了不同主体间的数据流通。因此，构建一个多主体、全过程、全方位、体系化的数据要素市场机制和工作流程，引导数据要素的高质量配置与高效率流通，不仅是来自国家顶层的远景目标，更是各市场微观主体的共同心愿。在这个背景下，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通过重点关注数据开放共享程度、数字技术使用支撑度等方面的应用整合，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深层价值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实际效用，以适应多元数据主体复杂共生、相互依存、动态变化的不同利益诉求，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权力和资本间的流动转化关系是影响数据要素流通空间形态发生变动的主要途径，是各种促进数据要素流通的行动主体得以有机连接的基础和前提。在数字经济时代，“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分工协作、有机结合在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中产生新的关系。“有为政府”通过建立市场秩序、优化资源配置等机制直接作用于主体惯习与资本分布；“有效市场”通过促进数据要素流通的秩序化过程，为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内的资本积累和惯习形成提供资源沃土和实践空间。由空间构建形成的关系性结构，促成了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的最终形成；同时，数据通过流动为该场域构建联结网络。比如，博物馆中的实体藏品经过网络、数字技术等数字中介之后以智能化、虚拟化形式进行展示；以比特币或比特流等虚拟形式存在的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也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拓宽要素配置边界形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这种虚体与实体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空间场景的空间壁垒和时间局限，使主体之间从原本面对面的互动方式转变为跨区域、跨时间的沟通形式，空间由此成为数据交流的介质和产物。

场域理论主张从关系的角度看待问题，强调在特定社会空间内不同行动主体的客观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行动者行为策略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的作用机制表现为构成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现为行动主体、流通惯习、流通资本三个方面的创新和发展，如图1所示。

任何社会场域都是按照特定内在逻辑构建的。由于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是由固定的空间和内部各类参与主体构成的数据要素流通闭环，因此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内的数据流动可以根据行动主体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数据内容进行区分。在一定空间内，数据流动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且带动人力流、物力流、资金流的全球流动，影响资源的配置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数据驱动的作用下，以数据要素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供应链的高效协同和快速流动，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倍增，从而形成的系统可以被视为数据要素流通生态系统^[4]，其内部包含数据要素流通、数据资产交易、数据监管治理等关键活动，如图2所示。

具体来讲，数字经济带来的数据驱动创新主要表现为新技术和产品的数字化迭代和升级、市场需求的洞察与响应、新质生产力的催生及分配过程的优化等。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在于，数字技术在数据要素流通各环节的赋能效应，使创新活动的重心从生产转向服务。我国政府关于推动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服务化”创新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随之产生的是，各行动主体之间围绕数据产品体验的改善建立起全面、深度的合作，贯穿数据要素流通的始终。数据流通打破了不同层级和行业之间的组织壁垒和信息壁垒，串联业务部门和终端消费者形成链式互动关系，通过动态化、定制化和柔性生产精确地响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减小数据供需之间的经济摩擦和风险压力，促进数据向供需两端双向扩散，形成价值传递闭环。

在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运作过程中，惯习发挥着类似组织能量场中的“场用”功能，使行动主体能够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方式，实现场域内不同场景之间、不同主体之间、不同手段之间的协同效应。主要体现为参与主体的思想观念与行动策略，其中不仅涉及中央领导在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支持，如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据要素×”计划等国家政策，还有各行业对数据要素流通微观市场的有益探索和实践。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聚集效应与供需匹配效率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参与到数据流通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协同的生产模式当中。在市场服务方面，企业无意识地采取新商业惯习，利用数据赋能产业发展、打造多主体互动商业模式，推进跨领域、多层次数据要素共享以及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在政企服务方面，“数据资产化服务”推动政企数据双向流通，激活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协同联动，释放出巨大的价值共创潜力。在社会服务方面，跨领域的数据融合使数据要素价值不断提升，全国性的数据要素公共服务平台、专业化的数据交易机构、新型研发机构也基于现有数据买卖，探索更加“泛化”的数据交易形式，开始寻觅“数据+商贸”“孵化+创投”“金融+民生”等各类基于数字经济背景的数据要素市场创新模式，越来越多地满足消费者小众、个性化的需求。

在场域理论中，资本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各种现实或潜在的资源，包括显性资本（经济资本）、隐性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象征资本是场域运行法则的象征机制，能够映射社会、经济、文化框架下社会实践的内在脉络。已有显性和隐性资本都能构成场域内的象征资本，它是权力场域的衍生表现。在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中，象征资本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比如在数据要素流通过程中依托数据交易工作实现的数据要素资产化价值和商业化收益，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资本；经加工处理后形成的可使用的数据资源、经开发设计形成的数据产品，或是经金融化后形成的数据资本，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资本；数字劳动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在数字劳动中共建共享数字技术带来的创新行为与社会红利，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资本；政府领导、法律保护及权力控制等形式则是象征资本的直接体现。在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的实践过程中，从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到数据产品、数据资产中形成的资本积累，本质上是赋予数据要素价值、有限流通等属性的过程，能够为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惯习的形成提供保障。类比于高端人力、技术等隐性资本协同数据资本等显性资本参与数据要素流通，不仅可以作为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的创新手段，也是场域内主导关系力量布局与利益分配机制的必要条件。

　　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的智慧化升级，为数字经济提供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载体，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方式之一。现如今，市场对数据要素的需求取向既多元又复杂，传统的重静态而轻动态的数据安全治理模式无法应对数据大规模流动、聚合、分析所产生的数据流动性安全风险。数据要素流通过程中，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技术创新方式为我国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及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必要支持。然而，目前我国数字要素驱动业在关键技术研发方面尚未形成清晰的协作框架，数据收集、存储、加工、交易等流通全过程中依然存在参与主体众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难以为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数据要素流通技术领域专用性数据资产的不均匀供给和领域性集聚使场域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得不到有效积累，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内尚无法达到供需平衡，各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因此，要以技术赋能创新驱动数据要素安全流通，增强数据要素流通的可监管性、可信性和可控性。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完善数据资源供给体系。在数据要素流通初期，应以数据流通准入技术维护数据要素流通的规范性和安全性，对市场参与主体和客体进行信用资质审核。同时，通过一系列激励政策引导国有企业、民营互联网等头部企业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并鼓励其开展跨领域数据的共享、开放和深度融合应用，增强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

　　其二，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化标准。在数据要素交换时期，不断加强数据风险识别、加密传输、数据脱敏、数据权限管理等数字技术应用攻关，做好数据的确权、定价、资产评估等基础性工作，推动科技成果即时转化。

　　其三，持续推进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以数据要素流通技术开源交易智库研究、建设数据生态圈、升级数据资产信息系统，从数据资产中获取关键信息，实现数据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以产权保护作为硬性约束，保障数据要素在数字经济生产活动中的融合应用，以技术创新实现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价值倍增，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奠定基础。

　　在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中，资本是行动主体参与数据要素流通不可或缺的条件与手段。全国性数据基础设施将成为我国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基建”。国家级、区域性数据交易场所和行业性数据交易平台这三类数据交易形式是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资本转化与价值形成的基石，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通过数据增值服务、数据买卖服务、数据技术服务或打造数据交易产业生态模式实现盈利，彰显了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字经济体制有序运行的潜能。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仍然很不理想，依旧存在数据孤岛、数字基础设施与人才支撑力度不足等关键障碍。因此，积极建立资金、人才等制度保障以优化创新数据要素配置，促进产业效率提升与创新升级，是数据要素流通高效化、规模化的必要前提。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其一，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力度。发挥数据要素赋能效应，积极通过转机建制、实行现代经济制度，保障数字贫困地区能够适应数字经济下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逐渐瓦解技术或资金所形成的壁垒。

　　其二，加快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在保障资本充足的同时，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为数据要素高质量的互联互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与安全保障。从服务深度上，向前端延伸至生产环节，向后端延伸至产品交易环节，以数字产品服务业在实体经济中的运用，打造数字经济新蓝海；从服务内容上，涵盖质量评估、资产评估、合规分析、风险控制和交易担保等综合业务，以平台思维、服务思维进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生态布局。

　　其三，完善数据要素人才体系。人力资本、象征资本贯穿数字经济下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因此，应积极培育数据要素行业从业人员的数字素质，推动数据要素人才市场与不同领域知识体系的紧密结合，加快建立符合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机制，推动场域与资本的同频共振。

　　以数据要素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以应用场景为导向，逐渐形成多元市场主体相因相生的发展格局，赋能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也应积极推动数据组织向着依靠数字化转型规则、按数字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向调整核心任务。因此，要实现场域内的多主体联系、多要素整合、强技术创造和高水平应用创新，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与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全流程场域中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不断循环优化的数据要素增值效应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其一，完善场域内独特的文化环境。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完善各类要素市场管理的体制机制建设，对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进行统一协调管理，规避相关企业对政府的“技术绑架”，促进数据要素的互联互通^[5]；另一方面鼓励发展各类技、资、人合作模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发展潜力，畅通国民经济双向循环。

　　其二，完善数据要素和多元市场融合发展的配套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数据开放结构和民主管理体系，全面厘清不同风险等级数据类型区别对待的规章。搭建数据要素服务平台，链接技术组织、金融机构、交易中介等各类生态伙伴，通过人才、资本、数据、技术的一体化合作，营造健康充满活力的数字生态，开辟多层次资本市场。

　　其三，优化数据要素治理监管体系。强化知识产权融资服务模式和数字风险投资金融支持等不同资本形态，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融资服务能力，实现场域内惯习与资本的协调配合。在数据要素市场相关法律体系和行业法规下，完善数据流动中的数据质量、隐私安全的监管机制。通过多元市场融合发展加强数字经济战略整体推进，为破解新时代制约我国数据要素流通体系中多元要素协作联动及相关主体协同共生的困局奠定基础。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以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的价值化过程协同有序渐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可控，形成科学的市场设计理念，是推进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和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场域理论为我国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借助场域理论的思想和逻辑，对我国数据要素流通全流程场域进行构建，从行动主体、行为惯习和资本积累三个层次对数据要素流通现状和发展路径进行综合性解释，能够深刻地解构数据要素流通中安全保护、有效利用的科学机理，对我国数据要素流通效率的提高及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所助益。

制版编辑 | 周凡倩

审核 | 于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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