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背影跟你很相似的人，我几乎要叫出你的名字，可是我立刻想起你已经在三个月前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大半年来，我的生活特别乱，我的心特别烦。过去的每个日子都给我带来新的追悔，新的苦恼，“生命的浪费”的感觉压迫着我。我像是一个被判定在监牢里憔悴一生的囚人，我不敢用思想，我怕触动我对于无法达到的东西的渴望。我又回到写《灵魂的呼号》的时代了。可是那时候我还有我的一支笔，可以整天写出我心里的话，现在我有的却是那无数琐碎的事情。我无法摆脱它们。我始终绝望地挣扎，我在跟它们挣扎。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友情的安慰和鼓舞。我想找个机会去你那里同你畅谈一两个整夜，因为在朋友中你是比较了解我而又愿意听我发牢骚的人，正如你自己所说，你“一直在系念着”我，而且恐怕再没有像你这样系念着朋友的人。并不是我没有机会。我知道你随时都欢迎我去。还是那些杂事耽误了我。于是我等着你进城，你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里还提过“不久就要进城‘就业’”的话。我一直在等着……等着。可是一月十八日早晨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死讯，是用小五号字排的，不过短短的三四行。我不能相信那是关于你的消息，你不能用这模糊的铅字的痕迹向朋友们告别。然而过了三个钟点，同你住在一个地方的左兄的快信到了：

　　崇群今晨三时二十五分长逝于江苏医院，因医院不能久停，无法俟友好齐至一瞻遗体始行安葬，爰定后日（十七日）上午九时落土，心痛笔重，容缓详告。

　　一切可能有的疑惑和希望都消灭了。想不到一张薄薄的信笺却能够毁灭那么多的东西。朋友，这次真是永别，你竟然一声不响地悄悄走了。这封短信在邮路上走了四天，我到十八日的下午才看到它。我赶到你长眠的地方，却只能看见一堆新土和两个纸制花圈。花圈上贴着白纸条：“崇群先生千古……”。除了你的名字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使人相信躺在这松松土堆里的会是你本人。那是一个斜坡，旁边有两座简单的坟墓。不知道是怎样的人做了你的邻舍。你躺在那里应该是多么寂寞。

我在你墓前站了五分钟光景，我没有向你说一句话，或者行一个礼。我默默地跟着朋友们走到渡口去。要是在一个月前你一定会跟我们同去，可是现在我们却撇下了你。十四年的友谊就这样梦也似地结束了。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心里暗诵着你从前写给我的那句话：“我们无端的相聚又无端的别离了。”

　　无端！难道这真是无端的么？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在江的彼岸，半夜里风敲着窗，窗门被吹开了，寒气从洞开的窗户扑进来，把我从梦中惊醒。屋子里一片黑，外面是砂土飞舞的声音。我不能睡。寒风从四面八方袭来。身子的颤抖使我的脑子特别清醒了。我想到躺在土里的你……那个光秃的斜坡，那些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松松的土块……最后我想到这天傍晚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你临死的情形：

　　“他真是太善良了，他一直到死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朋友左叹息地说。

　　“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善良的人，”左太太说，眼圈已经红了。

　　我蜷缩在被窝里，一边低声念着他们的话，一边流着眼泪。

　　只有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损失是多么地大。我失去了一些永远找不回来的东西，一些我应该珍惜却没有好好珍惜的东西，在我们相识的十四年中间，我不知错过了多少次和你相聚、和你通信的机会。我没有好好地认识你的纯白的心灵，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跟疾病、跟困苦挣扎，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安排一个较好的生活。我给你的只是一些空话，一些不能实现的希望。一直到你死，我没有能给你一点安慰，减轻你一些寂寞和痛苦。作为一个朋友，我辜负了你的信任了。

缪崇群部分著作书影

　　在这不眠的寒夜里，我重温着我们十四年的友情。在这动乱的、漫长的十四年中间，我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兴衰，我忘记了不少的事。可是我们相识、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回想着，回想着，我的心慢慢地温暖起来，黑夜也逐渐淡去，你那温和善良而带苍白色的面颜出现了，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带痰的咳声，关切的问询。这一切仿佛是永不会改变的东西。从最初的相识到最后的会晤，我没有看见你改变过一点，甚至不治的痼疾，甚至人世的苦辛，都不曾毁损了你的面容和心灵。

　　“九·一八”事变的前几个月，我去南京访左兄，在成贤街一个小楼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经过第三者的介绍，我们各人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读过你的文章，你也读过我的作品。在我等候左兄的两个钟点里面，我们谈了将近一点半钟。这不是普通的寒暄，这是肝胆的披沥，心灵的吐露。我没有谈起我的过去，你也不曾说到你的身世，可是这天傍晚我们握手分别时，却像是相知数十年的老友。

　　过了一天我便回到上海。我们中间信函的往返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时你正代左兄编辑一份文艺杂志，我做了这杂志的长期写稿人。每个月在一定的日期我为你寄出一个短篇。你收到我的稿子，总是老实地写出你读后的意见，有时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这态度，这习惯，你一直到死前两个月还保持着，虽然你早已不做杂志的编辑了。去年十月我的小说《憩园》出版，你还是它的一个精细的读者，你甚至为我指出那书中的一个“小毛病”（你客气地说，那是“小毛病”），而我自己和别的一些读过这小说的朋友都把它看漏了。

　　有一次（还是在“九·一八”前）我寄你一篇《我的眼泪》，这小说是为了纪念那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优美的精神”的意大利卖鱼者樊塞蒂写的。你第一封信向我叙说了你的感动，可是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你愤慨地告诉我你为了我这篇文章跟杂志社负责人发生了争执。第三封来信说负责人已经让步，不再阻止发表这篇文章，却只要求将稿子压一期付排，你还预备以去就力争要我的小说早与读者见面。我感谢你对朋友的热诚和做事的认真，可是我不愿意你为这一件小事就放弃你的工作。我便另外写了一个短篇为你寄去。这就是我收在《短篇小说第一集》里的《一封信》，它占据了《眼泪》的地位。但《眼泪》在下一期杂志上也居然堂皇地与世人相见了。你应该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有责任感的编辑罢。后来我又为你的杂志写了长篇小说《雨》，可是它只刊出一半，你就因病或者因为别的事情离开了杂志社，离开了南京。从这时起我就没有看见你的名字印在任何文艺刊物上面了。

　　“一·二八”沪战爆发的那个夜晚，我正在由京开沪的火车里面，车子开到丹阳又折回了南京，使我在那里同你多聚几天。在我那篇《从南京回上海》中，我这样写着：

　　一个星期以后我安全地回到了上海。过了几个月你也就到了北平。

　　这年九月我去北平看你，我在你那个小小公寓的小小房间里住过几个夜晚。那时你新结了婚，但是你让你太太住在岳母家，你一个人睡在公寓里养病。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只是精神较差一点。

　　关于这次的相聚，你写过一篇短文。你写着：

　　你把这篇文章题作《一对石球》。那对有红色斑点的石球是我在颐和园里买来的，我打算把它们带回上海，却放在你那间小屋里忘记带走。你说要给我寄去，我更愿意把它们作为纪念物留给你。那次在北平我玩了好些地方，却只有两次拉着你和你太太同路。一次是游三殿，你们让我一个人进去，却坐在进门处石阶上等候我。你喘着气告诉我你委实没有力走到里面去了。你那时身体似乎很坏，连走路都很费力。你整天就坐在公寓里安静地度着日子。还有一次，我们坐车去看电影，到了戏院门口，你用力拖住我，好让你太太去买了票。我知道你的性情，我必须让你那愿意使每个人欢笑的心灵得到满足。从电影院出来我又跟着你们到附近一家广东酒楼去。我默默地看着你们夫妇红着脸（病态的红），带着欢笑张罗一切，我脸上露着笑，心里却只想哭。我也许只是一个卑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可是在这一刻我却愿意拿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来换取你们的健康。我不能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我活着不就是在浪费我的生命？

　　酒浇在我痛苦的心上，我醉了。回到公寓里我不想说话，我却拿出稿纸写起我的《灵魂的呼号》来。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北平。你扶病送我到车站，你太太也去了的。开车的时候我从三等车厢里伸出头来，你们还站在月台上频频对我挥手。我万想不到这一别就是三五年，而且我永远见不到你那位好心的太太了。

　　在车上我想起了几句话，一到上海我就把它们写下来寄给你：

　　第二年秋天我又去北平，但是你们已经到南京去了。在一篇短文里我这样写着：

　　没有人回答我这个呼吁，后来连我自己在忙乱的生活中也忘了常常给你去信。我只寄过你两三册我著译的书，《秋天里的春天》便是其中的一本。这应该归罪于我，因为你困居南京，实在追不上我的脚迹。

　　但是在我去日本的前两夜，我还有机会在上海一家公寓里同你相见。记得你那时刚从南京来，暂住在一个朋友在公寓里定下的房间。小小的屋子里已经坐了四五位客人，他们应该是那位朋友的友人罢。里面有一个偶尔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的作家。我平日很讨厌他，看见他那油滑的面孔，我无法和你谈话，在那个不通风的房间里坐了不到半点钟，我就匆匆地告辞走了。我没有对你说明我匆匆告辞的原因，正因为“匆匆”，也忘了向你讨一个通信地址。

　　第三天早晨，浅间丸载着我向横滨驶去。三天后我到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岛国的居留期中，我改换了我的姓名，除了两三个朋友，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从这时候起整整有二十二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我失去了你的地址，你也不知道我的踪迹。

　　然而两年以后，一个秋天的傍晚，我在上海意外地接到了你的信，我认出你的字迹，我高兴地对自己说：“我又找回他了！”可是拆开了信，我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话：

　　我读着这封信的时候，另一个和你相熟的朋友（这个朋友便是靳以）正坐在我旁边，他也是两年多没有得到你的信了。我把信拿给他看。我们默默相对，许久讲不出一句话。

　　我回想着那个红红脸的年轻主妇的面影，我暗暗地问自己： 这不是梦么？为什么她这么年轻就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再沉默了。我立刻写了回信。我盼望着“明年的春风会给你煽起生命的烈焰，给你吹散痛苦的回忆”，使你能够强健的活下去。

　　那个朋友也给你去了信，他当时正在上海编辑一份文艺月刊，要求你寄稿子来。你并没有寄过文章，可是我们间的通信却不曾间断过，并且一直继续到“八·一三”。

 　　那个朋友在北平住得比较久。有一次我们谈起你，他才告诉我，你在北平还有一个老家。你住在那个湖南人开的公寓里的时候，你家里人知道你在北平，却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后来你父亲去世，你的兄弟登报找你，你才回到家里去主持你父亲的丧事。那个朋友就是在你的老家里和你第一次见面的。

　　你始终没有对我谈到你的身世和你的家庭，我也始终不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过去。可是从那个朋友的口中知道你还有一个老家以后，我不久又读到你的一篇题作《棘人及其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早已写好，早已发表了的，可是这时我才读到它。读你的文章仿佛在听你谈话，亲切、温柔，还夹杂了一点点哀伤。

　　这文章写成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一月”。离我们那次在北平的相聚不过三个月光景。三个月！这么短的时期，你的生活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却无法在你的信里找到一句与它有关的话。为什么保持沉默呢？虽然这文章告诉了我一些你没有对我讲过的事，可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脱离家庭。这中间也许有一段痛心的故事。但你为什么不让做朋友的分担一点你的痛苦？

　　现在你抱着你的痛心的“秘密”到永恒里去了。那里有你的妻，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希望你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个温暖、和睦的家罢。那么过去的就应该让它静静地过去了。

　　抗战的第二年，我在广州遇到左兄，从他那里打听到你的通信处。我寄了一封信到桂林去。不久你的回信来了。是一封短短的信。可是你告诉了我一些我愿意知道的消息： 你活得相当强健，体力和精神都比从前好多了。你甚至兴奋地说起渴望看到抗战的胜利。

但是这封信带给我的快乐并没有继续多久。敌人在大亚湾登陆，接着广州沦陷，我和几个朋友沿着西江辗转到了桂林。

　　到桂林的第二天我就在一家北方饭馆里遇见了你。还是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苍白的面颜。你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可是我觉得你胖了些，气色好看些，精神也好了些。我的眼睛证实了你的话，我当然高兴。你还告诉我，你现在能吃能走，还可以陪我走很远的路，游遍桂林的山水。

　　这以后，你果然陪我玩了不少的地方。在这个古城里我们常有聚谈的机会。后来你决定离开广西时，为了等候便车，你曾搬到我的寄寓里，同我们过了好几天愉快的日子。我说“我们”，因为当时在一块儿聚谈的还有一个“害怕过桥的少女”，她同你还是在那个古城里第一次相见，可是她不久就对着拾来的炸弹片为你编织绒线背心了。在《希望者》中你称她做“一个好心的孩子”。这些年来她一直没有把你忘记。现在她作了我的妻，也作了你一个永不相忘的友人。前天她还捧着《眷眷草》垂泪，她一定在追忆漓水边上的美丽的日子，那些连炸弹同大火都不能使它们褪色的光辉的日子罢。

　　一别又是两年。这中间我走过不少地方，你也走过不少地方。可是后来我们终于在一处碰到了。那是重庆——北碚——北温泉： 这三个地方，现在都还保存着我们的脚迹罢。

　　这次你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或者你故意不让我看见你有什么改变。我相信你的健康在逐渐恢复，我相信我们还有够多的聚首的机会，我坚决地相信着未来，也相信着在“未来”里我们可以在一起过着比较理想的生活。在这时期我开给你的不兑现的支票更多了（在前一个时期我逼着你写文章，却只为你印过四本小书）。我给过你不少的希望，却终于看着它们一个一个地毁灭。我三次来重庆，三次和你在北碚见面同游北泉，都没有能够帮忙你减轻一点你心灵的痛苦的重压（我不说“物质”，因为你的生活原是那么简单）。尤其是最近这一次——我动身来渝的前一天在贵阳先后遇见你的两位老友（左兄和云兄）。他们都同我谈到你。一个说你的身体还可以支持（他用了“拖”字）若干年；一个说你渐渐地逼近险境了。我说去渝后一定设法为你安排一个较好的生活。可是在北碚看见你，我给你的还是一个空的希望。你对朋友始终无所要求。每次同游北泉，都是你殷勤款待。你为朋友，可以舍去你最后的汗衫。我存在上海的行李中还有你在桂林送给我的一件毛衣（我从桂林穿到上海，就没有能带出来），有一个时期它曾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够多的温暖。

　　如今你终于没有得到朋友的帮助，静悄悄地死了。活着你没有麻烦朋友，临死你也没有麻烦朋友。你病，我不知道；你死，我没有和你诀别。我未能到病床照料你的病，也未能送你的棺木入土。十四年的友情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想起你去年八月十二日夜间写给我的信里的那一段话：

还有十一月十六日信里写的：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放我的这一颗心！你对我从没有说过一句怨愤的话，但是我能够宽恕我自己么？

　　你的善良的宽恕一切的心已经在土里得到安息了。可是我，活着的我是得不到安息的。我每想到我那些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每想到我那些骗了你几年的空的希望，我的心怎么能熬得住那长期的苦刑！

　巴金在缪崇群去世后替他编纂的散文集《碑下随笔》

　　风静了。我的四周是一片死寂。夜凉得像水一样。黑暗中闪起一股灰白光。我知道寒夜快到了尽头。我的回忆也快到了尽头。在这短短的两三小时里我经历了十四年中的聚散和悲欢。现在这一切都得跟着寒夜逝去了。在那光秃的斜坡上，在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松松的土块下，人们埋葬的不止是你的遗体和那些没有实现的希望，还有我过去十四年的岁月。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子。青春、热情、理想、勇气、快乐……那些编织幻梦的年龄……它们已经跟着可以为我印证的友人同逝了。……

　　想到这，我只有痛哭。

　　但是崇群兄，我不是在哀悼你，应该哀悼的倒是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了。

　　永别了，我纯洁善良的友人。听说你在病中说过，你不愿意死，不应该死。是的，你是不会死的。你给我们，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九本小书。《晞露集》（星云堂）、《寄健康人》（良友）、《归客与鸟》（正中）、《废墟集》（文生）、《夏虫集》（文生）、《石屏随笔》（文生）、《眷眷草》（文生）、《现代日本小品文》（翻译——中华）。还有一本散文集，我正在替他编辑，拟题作《碑下随笔》。

　　《碑下随笔》已收入《文学丛刊》第十集，一九四九年初出版。（一九五九年注）那些洋溢着生命的呼声、充满着求生的意志、直接诉于人类善良的心灵的文字，那些有血有泪、有骨有肉、亲切而朴实的文章，都是你的心血的结晶，它们会随着明星长存，会伴着人类永生。

　　记得你说过：

　　又说：

　　你说了真话。正因为这样，你的充满了爱的心便不是那不治的痼疾所能毁灭的了。

1945年4月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