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小小的笺串起岁月的河

前几日，为了写《花笺杂忆》一文，我把在北京收藏的所有花笺都倒腾出来，盘点以后却发现里面竟有两套四川成都望江楼公园出品的“薛涛笺”。这让我有些诧异，我明明只在1994年去过一趟望江楼，买过一套壬申版的薛涛笺，怎么家里会多出另外一套呢？是我记忆有误？不会的，我对别的事情或许稀里糊涂，但对自己在意的收藏专项绝对不会记错。那，会不会是在漫长的30年间，友人赠送的？也没有可能，当今世上，有谁会把几张薄纸当成伴手礼呢？除非是对我这种冷僻的偏嗜极为了解的朋友，那一定是知音啊。这样的雅人雅事，我就更不会淡忘了……

嘀咕了半日，直到俺家上司从她的“上司”（外孙女）那里回来，我直言探问，才解开这个小小的谜团——原来这套薛涛笺是妻子李瑾某年去成都时，专程买回来的。她没跟我说，就直接把这套薛涛笺塞进了寒斋里专门收存花笺的抽屉……

这让我有些感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分别去同一个地方，购买同一种物品，且事后20年互不知情。这样的事情，在我与李瑾40年的共同生活中，大约只有这一次吧？

我问她：“你去成都是出公差吧？都是集体活动，一般不会组织去参观望江楼这样的非热门景点，你怎么会去那里呢？”李瑾答：“还不是为了薛涛笺？老是听你说起她，说她做的花笺怎么好，还说她写的诗怎么好，我就记住了。那次去成都，只有半天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就用在她那儿了——很不好找，问了一路，才找到那个望江楼，又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薛涛井、薛涛像，才买到这个薛涛笺……”

这样的寻路过程，与我当年去寻访薛涛故地如出一辙。由此，我也理解了啥叫“同好”兼“同道”——倘若这个同好兼同道，刚好是你的妻子，你真是中了头彩了。

9月底，我和李瑾应好友雷健兄的盛邀，前往四川参观安岳石窟——这本是一次期待已久的朝圣之旅，却延宕至今才得以成行。归期本来定在10月1日，却因长假首日人流太盛，我们买不到机票，不得不延迟一天返程。这就空出了一天时间。正好，就请雷健兄安排我们去他常常提及的“苍蝇馆子”解解馋。午餐之后，我和李瑾再次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望江楼公园——此前，我俩都是独自前来，这一次何不来个同好兼同道再兼“同游”呢？

想想也真是很难得：我首访望江楼是1994年，至今整整30年；李瑾来访的时间，大约是在2002年，至今也已超过了20年。我们与这个并不出名的公园，何以缘分如此之深，且如此绵长，还不是缘于那张纸吗？

步入望江楼，时值午后时分。园内游人不多，十分清静。我们依照园门口的告示牌，先奔薛涛广场。走到了却发现，这个地方并没有我们当年拍照打卡的薛涛井、薛涛像等景点。一问才知，那些景点都集中在薛涛纪念馆附近。

好在此次来访心情松弛，时间也宽裕，我们索性在翠竹掩映的小路上缓步徜徉，倒也惬意。望江楼最显著的特色，是竹子多，不惟竹林茂密，而且品种繁多。其原因就是公园的女主角薛涛平生爱竹，写过好多首咏竹的诗篇。薛涛之喜竹，着眼点在于竹子特有的劲节和虚心。她的咏竹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劲节负秋霜。”“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这，透露出女诗人的品格和气节。

在唐代诗林中，男性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而薛涛不靠颜值，单靠才艺，就获得了西川幕府“校书郎”的官职，并赢得众多诗界名流的尊敬。元稹《寄赠薛涛》诗云：“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直把薛涛与汉代才女卓文君相提并论。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这是对薛涛的高度评价，认为多少“扫眉才子”都比不过这位“女校书”。

由此可见，“薛涛笺”的鼎鼎大名，并非单单是因那张花笺有多么珍贵，而是“笺因人重”。而且，当年薛涛制笺并非为了卖钱，而是为了自用，即抄录自己的诗稿。宋代《宣和书谱》就说她：“字无女子气，笔力峻激……每喜写己所作诗，语亦工，思致俊逸，法书警句，因而得名。”由此推断，薛涛的书法也是足以书史留名的。只可惜她的书迹已淹沦无考，留下的只有她创制的“薛涛笺”了。

行至开阔处，薛涛井终于找到了。我们当年都曾在这里拍过单人照。这次专门请路人帮忙，拍了一张合影，以记此游。据传，薛涛当年制笺就是用这口井的水。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说：“每岁以三月三日，汲此井水，造笺二十四幅，入贡十六幅，余者存留。”可见，薛涛井的得名也是有渊源的，并非后人附会。

不过，另有一些文人记载，她制笺所用乃是浣花溪的水，明代孔迩《云蕉馆纪谈》说：“浣花溪，自唐薛涛后，能以溪水造笺者绝少。”两位作者都是明代文人，距离薛涛已经隔代久远，谁说得更接近事实呢？恐怕只能姑且听听了。

从薛涛井转过不远，就到了薛涛纪念馆。进馆需购票，我们因年逾花甲得以免票。馆内有一园林，树木扶疏，花草清妍，内置一尊薛涛坐像，以汉白玉雕成，基座上草书王建的诗句“万里桥边女校书”。我们在像前拍了照。不过，我们都认定，这一尊并非我们当年所见——当年所见分明是一尊薛涛立像，怎么现如今变成了坐像呢？显然，此为“刘郎去后”新建者也。

参观这个精巧的纪念馆，可以了解薛涛笺的演变历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花笺本来古已有之，薛涛最重要的贡献，一在为制笺染色，二在创制小幅的袖珍笺。这一点，在唐代人的记载中讲得很清楚：“元和初，薛陶（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之。”（唐代李匡乂《资暇集》）薛涛让笺纸“狭小”起来，一是使其更适合写诗，四句八句，一笺囊入；二是更显精致，且更具女性特色。至于染色，就更为讲究了。此前的笺纸，大多是白色或者草黄色，比较单调。而薛涛以女性的审美眼光，为之增色添彩，无疑使这种寻常之物，平添了一缕艺术情调。

不要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评价这一看似简单的创意。其实在当时，一定是经过了诸多试验和失败，才找到了合适的配方和染色方法。对当时的文人雅士来说，有这样五彩缤纷的花笺置诸案头，足以调动起诗思文采，挥洒出清辞丽句、云锦天章——“薛涛笺”之所以名传千载，至今犹存，良有以也！

对薛涛制笺做出比较科学记载的，是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杀青》篇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果然是科学家的手笔，短短几句话，对原料、制法乃至沿革和特色，都讲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其美在色”四字，深中肯綮。

在纪念馆附设的商店里，各种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我和李瑾却只盯着那一排薛涛笺——当年我来买时，只有一种小盒笺，将纸匣做成古书形制，内置小抽屉，花笺就装在抽屉里；李瑾来买的应是更新换代产品，封面印着花卉图案，却是一个纸袋子了，内装笺纸20张，与我先前所购大同小异。如今的柜台上，不再有古书形制了，纸袋装还有两三种，里面的花笺开本大了一些，多是印花笺纸。最显眼的是两款精装本，硬盒包装，里面所装皆是当代画家专为望江楼制作的绘画小品，有人物、有花鸟、有山水，刻工精良，印制也考究。当然，价格也“考究”起来。

我们把几种款式都看了，最后把目光集中在两款精装本上。李瑾悄声说：“这回，咱俩一起来，当然要买最好的。”我点头称是。这两款，最贵的是彩色套印的花笺，其次是单色印的。我说：“那就买最贵的。”李瑾却属意单色印的：“不是怕花钱，只是觉得单色印的薛涛笺，简洁单纯，可能更符合当年薛涛的本意。”说得有理！

精装薛涛笺收入囊中了，本该打道回府了。可是，那尊当年所见的薛涛立像，依旧心心念念，不知今在何处？我们决意不再探问，独自寻访。终于，在公园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里，我们找到了这尊久违的薛涛立像。那是我们年华方壮时，刻印在脑海中的形象，是岁月抹不掉的印痕。我们在她的曼妙身影上，照见了当年的自己——我们分别再次与她合影，当然也没忘记拍张合影。可是久等不见人来，我们只好自拍了一张——我们会用今天的影像与当年的影像做个对比，让薛涛为我们做个岁月沧桑的“见证”。

寻到了这尊薛涛立像，我们心满意足地凯旋了。

巧的是，一个月后，我们赴上海参观埃及文物大展，特意抽出半天时间，去了一趟朵云轩，也是想看看这里有什么心仪的花笺。没想到，在这里竟遇到了朵云轩版的“薛涛笺”。确切地说，叫“十色薛涛笺”，规格是10×10，盒装一百枚。虽说价格不菲，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由此，寒斋的薛涛笺专项收藏又多了一个品种。

回到家中，把新购的两套与原有的两套比对欣赏，可谓各臻佳妙。不过，平心而论，似乎还是早年所购和今次沪上所购的单色笺，更有味道。而望江楼新开发的刻画花笺，虽不比北京、天津的木版水印逊色，那种独属于薛涛笺的“古意”，却淡然无寻了——宋应星说薛涛笺“其美在色，不在质料”，自然也不在繁杂刻画——斯言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