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即将要80岁时，我经历了场健康危机。我右脸颊上的一个小点被诊断为默克尔细胞癌，这是一种罕见的、凶猛的恶性皮肤癌，预后很差。万幸的是，它被发现得足够早，我立即接受了手术，然后每天接受长期的面部放射治疗，所以我个人的预后被认为是很好的。我很幸运。我有个很好的皮肤科医生、未婚夫(现在是丈夫)，他催促我比预期更早地去看医生，还有位病理学家，他非常了解如何检查不寻常的默克尔肿瘤。因为手术和放疗对我的面部造成了明显的损伤，所以不管是否准备好了，我的健康问题立即冲击了我的临床工作。就像22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有恶性乳腺癌(最终也是可以治疗的)时一样，我被这个“死神”的意外出现惊吓到了，因为我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因素，我总以为我良好的健康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我。
我的病人们也很沮丧。他们中有几个人，甚至是那些和我年龄相仿、陪伴我多年的人，都没有多想过我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至少不是以一种现实的、清醒的方式。虽然我对这次康复持乐观态度，但我现在可以看到墙上写着我的葬礼文字，他们也可以看到。70岁思考死亡与3岁时思考死亡是不同的，当我3岁第一次了解死亡时，我对新知识的迎接简直是又踢又叫，或者9岁我失去了母亲时，或者35岁(约翰·厄普代克把这一年称为我们的“中点”)当我分别达到我的父母各自去世的年龄时，或者当我失去了结婚40年的丈夫时。毫无疑问，这些都与80岁或95岁时思考死亡是不同的。
另一种不同的经历也促使我决定谈论这个话题。几年前，我研究生院督导小组的一名学生向她二三十岁的同学们提出了个常规问题，向他们中任何与老年人打过交道者征求意见：他们在为老年人做心理治疗中学到了什么？几位学生参与了讨论。我开始注意到，他们一边汇集自己的知识，一边偷偷地看我，我问他们是否为和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谈论老年人感到难为情。
他们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我开始谈论65岁以后生活的好坏，埃里克森(Erikson，1950)最初将65岁定义为老年的开始。顺便提一句，在晚年，埃里克森不止一次地说，如果他回到当时正在写他的发展理论时，他会把65岁以后的岁月再细分，而不是把95岁和65岁的人的心理混为一谈。
在督导小组讨论了几周后，我的学生们告诉我，了解到变老的积极方面让他们大开眼界，包括增加了对自我和他人的接纳、不再那么受荷尔蒙的支配而感到宽慰、放松了虚荣心的束缚、减轻了竞争的压力、带来了孙辈的快乐、享受与有共同回忆的同龄人在一起、宁静和分寸感。我给他们讲了赫达·博尔加(Hedda Bolgar)的故事，她在104岁的时候评论说，她现在不需要证明什么，与自己在一起有更深的舒服感，对别人更宽容，是多么的美好。当代西方文化几乎没有给我的学生们提供晚年满足的愿景。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谈过衰老的积极面。
最后，过去十年里的另一件事，促使我思考并在今天谈论死亡与局限性，而当时我觉得它很好笑。2007年，就在斯坦利·格林斯潘(Stanley Greenspan)出版第一版《动力性诊断手册》(PDM;PDM任务组，2006年)，他和项目委员会的领导向读者征求反馈意见，既包括读者认为PDM中有用的，也包括他们认为错误或缺乏的。最早的回应是来自洛杉矶的老年精神病学家丹尼尔·普洛特金(Daniel Plotkin)，他质疑道：“你把它框定为一个与生物、心理、社会（biopsychosocial）发展的敏感性文件，你涵盖了婴儿期、儿童期和成年期的问题。那老年人呢？”PDM的主要缔造者们惊讶地面面相觑，好像在说：“老年人？老年人什么？！”对这种遗漏的反应并不罕见，因为在任何分类学系统中都很少关注那些年事已高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根据我的计算，参与领导PDM工作的标准年龄是75岁，有几个人快90岁了。我们是一项被否认的研究。
死亡、局限性与精神分析
在这个年纪，当我听到远处瀑布的声音时，时光的短暂以新的方式框定了我所有的计划和期望。听了一些关于我童年的故事，你可以想象，我很长时间都在思考死亡及其后果。现在我有一大群精神分析的同龄人，不管他们早年经历如何，他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可能是以类似的新方式。我突然想到，作为精神分析专业人士，我们应该像分析师们的传统做法那样，一起讨论那些难以被意识到、不受社会习俗欢迎的话题。而且我们应该在所有年龄段的同事面前讨论——关于变老、死亡和其它不可改变的现实。
我越来越注意到我们正在这样做。然而，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精神分析师们作为一个群体，比其他人更能坦然面对死亡的现实，这点明显体现在PDM的轶事中。尽管如此，让我们的思想围绕着所有令人不安的人类经验的影响，是我们职业自我理想的核心部分。几十年前，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 1973)指责弗洛伊德没有充分考虑到人类对自身不复存在的恐惧会带来的影响——事实是弗洛伊德可能正确地认为，对于大脑中巨大的无意识部分来说，这种恐惧是无法理解的。我记得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曾经评论过他所谓的“自我寒意”（ego chill），是当一个人试图把其他想法放在一边，专门思考将不再存在的时候，他所遭受的折磨。试试吧：这太可怕了。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大量关于分析师患重病的精神分析文献出现之前(例如，Pizer, 1997)，我的同事Peggy van Raalte(1984)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关于人们在治疗期间，而他们的分析师死亡了会发生什么。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在分析师长期患病且最终处于绝症的案例中，那些失去至亲的来访，如果注意到他们的分析师发生了变化，并且他们的问题得到了诚实的回答，那么他们在失去分析师后往往会做得更好。那些人的分析师试图像往常一样继续治疗，而不与病人讨论他们的健康问题，在分析师去世后，他们往往很难信任任何心理治疗师，也更有可能为丧失自责(“如果我更有趣……”)。在分析师突然死亡的情况下，一些人随后去找另一位专业人士，其中有些人紧接着会贬低他并离开他(可能是出于对攻击者的认同，抛弃治疗师就像他们的分析师抛弃了他们那样)；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和第三人安定下来，后者帮助他们处理了悲伤。总的来说，在丧失后表现最好的被分析者，是那些在他们丧亲后有“中间人”主动向他们提供咨询的人。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精神分析建立了一种强大的依恋。我们在治疗关系中需要这种力量，以帮助人们从许多原因造成的深切痛苦中解脱出来。但是，治疗所必需的关系力量也同样有可能造成伤害。考虑到我们的死亡可能会给那些依赖我们的人带来心理创伤，我对范拉阿尔特与几位年事已高分析师们的系列对话特别感兴趣，她采访了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强调，他们还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身体健康，吃得好，锻炼身体....
所以很明显，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分析师们还是非分析者，处理死亡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分离任何可见的自我状态。这种回避的另一个证据可能是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的病人们制定如果我们死了或无法与他们工作的计划，我可以从我自己和许多承认有类似拖延症的同事身上看到这点。我们都会定期从美国心理学会(APA)那里听到，我们应该有个专业的遗嘱。“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发现自己总是这样想，同时我不断地将这项工作从一个代办事项清单转移到另一个代办事项清单。
从历史上看，人类在理智上处理他们最终必然会死亡的另一种方式是，声称我们对自己会死的认识，是种独特的人类洞察力和诅咒。这种假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朋友乔治·阿特伍德(George Atwood)喜欢说的一句话，他认为这是帕斯卡说的：“人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物，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自己悲惨命运将要灭亡的人。”
这种信念令人欣慰地提供了人类例外论的自负。我们这个物种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找到我们与其它动物在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声明我们的独特性对我们的物种自恋来说似乎很重要。许多本质的差异被提了出来——工具的使用、语言的使用、符号的使用、抽象能力、心灵的理论——所有这些最终都表明和其它的动物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异。难道只有我们才有死亡、死亡必然性的概念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大象显然会悲伤，乌鸦会轮流坐在乌鸦群中一只病危的乌鸦身边，直到痛苦都结束了。我们将不得不寻找其它安慰。
衰老
暂时把对死亡的明确关注放在一边，那么衰老过程呢？它可能从出生就开始了，但在我这个年纪，它肯定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身体上的衰退令人讨厌，但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心理上的衰退。不知何故，我从来没有想到不能依靠自己的心灵。在年轻的时候，我无法想象这种丧失——我的心灵就是“我”，并感觉在持续存在。但现在，我是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1999)的诗《健忘》的卓越典范。我有“老年时刻”。我丢了手表、眼镜、车钥匙。我忘了我是否关了暖气或发了封感谢信。我记不起我为什么上楼。我不得不问我的学生，我是否已经给他们讲过他们最喜欢的故事或笑话。当我在这个会议上看到我认识和喜欢多年的人时，他们的名字有时会让我可怕地停顿一下，然后才从我深埋的记忆里渗透到我的舌头上(感谢上帝有名牌)。只有年轻的弗洛伊德才会把所有的遗忘都归结为无意识的冲突。
我过去能记得受督在一两周前呈报过的病人，但现在我必须在客户的描述启动并激活知识、图像和联想的集群之前，要求客户先做个概括性的回顾，然后开始在我心里理解他或她的痛苦，以及它是如何出现在治疗师和病人的主体间空间中的。我不知道在这些小小的、不断累积的缺陷对我有效进行心理治疗、教学和督导的能力造成质的损害前，还有多少年。(我已经尽量不把病人们安排在下午3点，因为我需要小睡一下。)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不断有证据表明，我的知识储备对向我咨询的人很有用。
这让我想起了在70年代中期的一位督导师，正被位同事的智力衰退(可能是阿尔茨海默氏症)所困扰，并对她坚持继续执业感到震惊。他恳求学生告诉他什么时候应该解雇他。我们对他的请求感到失望；我们把他理想化了，无法想象他的心理状况会衰退。但我们从他对最终会丧失功能，以及可能会无法判断其最痛苦的影响的预测中学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顺便说一句，他90岁了，还在执业，就和我们都知道的许多分析师一样，他仍然能够直觉地建立出色的治疗性联系，不管他正在处理怎样的心理局限。
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是变老的安慰奖，它弥补了衰老不那么仁慈的影响，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神经科学家开始用生物学和化学的术语为我们描述这种平衡的细节。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们异常幸运，因为与快速变化的全球科技文化中的大多数职业不同，分析师们通常被同事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用处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而且，平均而言分析师们(至少是男性分析师——女性尚未被研究)比其他人(包括其他专业人士)活得更长(Jeffery, 2001)。并不是所有功能的丧失都等同于完全丧失，有些丧失甚至可能为新的能力留出了空间。然而，我认为我们应该一起讨论晚年的执业问题，比如是否、何时以及出于什么原因退休，或者减少工作，或者继续工作，同时因我们的虚弱而进行微调——所有的个人决定都有相应的优缺点，但都可以从一些共同的关注中受益。
局限性
局限性是精神分析师们一直强调的重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关于成熟的定义，即放弃快乐原则，追求最终原型是死亡的现实原则。他对局限性的关注与温和、谨慎、成熟的欧洲知识分子视角是一致的，这与更青春期的美国人的情感非常不同，正如我们在当前的选举季节中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后者可能包括一种例外论、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认为只要我们持“能行”的态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另一种描绘我们文化环境的方式，并注意到精神分析与主流的分歧，是大多数美国人赞同的喜剧版本而不是人类生活的悲剧性愿景，追求幸福而不是接受不可避免的痛苦。在喜剧叙事中，局限性被挑战和克服，复杂的困难最终迎刃而解，人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给我们一个症状，我们就会运用能治好它的技术。问题解决了。史蒂文·赖斯纳(Steven Reisner, 2016)令人难忘地将这种现象称为“症状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fo the symptom）”，并指出它如何抹杀了在痛苦中看到任何更大意义的可能性。这并不完全是古希腊人的看法，他们崇拜时间、命运和诸神行为的约束，并将最痛苦的生活结果归因于傲慢，即人类否认局限性的倾向。从气质上讲，大多数分析师们对喜剧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他们更喜欢悲剧性的感觉，或者，正如弗兰克·萨默斯(2011)所阐述的那样，同样强调局限性的浪漫主义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死亡的文化态度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对自身的本质局限缺乏共同的语言，而且我们还用各种体现否认的做法来围绕着濒死和死亡(正如Jessica Mitford, 1963和此后的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那么就没有太多的空间去欣赏我们的局限性可能在心理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或者生命的最终结束可能打开的空间。我突然想到，我们的部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死亡的对比阶层或“对照组”的活生生的经验。我们对自己在永生的世界里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感性认识。但我怀疑James Grotstein(引自K. Gentile, 2016)所说的“无限的痛苦感”是对的。永生可能是难以忍受的。我们的确偶尔也会看到死亡是种解脱的想法。当一个人变得足够老、足够累、足够痛苦时，可能会视死如归。有人告诉我，当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年迈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长生不老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永恒会导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衡量我的生命”。
对精神分析专业人员的启示
这些思考对我们作为精神分析治疗师、督导师、顾问、科学家和教师的功能有什么影响？尽管许多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人员将进步定义为可测量的行为变化，但分析治疗师对帮助人们接受无法改变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虽然美国积极心理学运动把大部分重点放在获得幸福上，但精神分析师们认为，心理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承受痛苦的能力。当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的治疗定义为用普通人的不幸来代替神经症性的痛苦时，他并不是在开玩笑。正如伊曼纽尔·根特(Emmanuel Ghent, 1990)优雅地阐述的那样，向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物屈服是人类生活的必然，它并非完全没有满足感。
这种欣赏贯穿了所有主要的精神分析取向，从弗洛伊德反复提醒我们的死亡会刺激我们的创造力，到科恩伯格的工作(例如，科恩伯格，2008年)，关于自恋病理的失能治疗如何涉及接受死亡和时间的有限性，以及拉康(1989年)关于父亲的“名字（name）”或“不（no）”的概念(双关语“好吃的食物[nom]”和“现在[now]”)，“第三（third）”的概念干扰了“做的人–被完成的（对象）的两极分化，开启了一个变革空间(本杰明，2004年)。我们在不同心理动力学作者的文集中都发现了这种敏感性。
分析治疗师理解接受无法改变的过程是涉及一种关系的创造，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欲望，对我们可能应得但没有得到的满足感到愤怒，并经历一个悲伤的过程，最终走向可能的满足，而不是停留在怨恨或长期受害者的状态中。当我们的病人们对逆境的反应是“为什么是我？”，我们可能会表示同情，但我们也倾向于传达“为什么不是你？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好的事情。”弗洛伊德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位将哀悼定义为“工作”的作家——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杰出的见解之一。“哀悼劳动（mourning labor）”是种艰苦跋涉，当我们参与被他命名为“修通”的过程时，我们既抵制又追求。
玛莎·斯塔克(Martha Stark, 1994)等人甚至说，精神分析治疗本身就是一个悲伤（grieving）的延伸过程。我们治疗师可以通过琐碎的方式来培养对局限性的接受，比如通过对病人们的随口评论，像 “是的，我怀疑你的丈夫永远不会很擅长收拾自己的烂摊子，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严重后果”；比如对一个受到多重创伤的男人坦率地承认，尽管他可以期待过上足够好的生活，但他再也不能成为受灾之前的自己了。
我们现在似乎同意，与充斥着喜剧心态的信念相反，哀悼的作用是“解决（resolved）”，或者让那些面对丧失的人来到“结尾（closure）”，哀悼永远不会结束。彼得·沙巴德(2001)提出了这一点，玛丽莲·麦凯布(2003)和其他许多分析性作家也提了出来。除非我们持续处于偏执-分裂位置，否则对局限的悲伤就会笼罩每个发展成就。哀悼非但没有最终停止，反而成为感恩、共情和繁殖的背景。破裂产生了可能的修复。
创造性和繁殖（Generativity）
伟大的精神和宗教智慧传统都强调从丧失中获得的收获、从对不在的事物的哀悼中获得对已有的事物的珍惜、从不去追求不可能的事物中获得宁静，以及从毁灭的灰烬中诞生出富有创造力的凤凰。通过悲伤的过程，接受局限性，似乎是我们对全能和无尽的自恋幻想的最好治疗。当我们强调孩子们无限的潜力时，我们甚至可能对最有天赋的孩子也没有任何帮助。对于构建有意义的人生来说，“无限”这个框架太大了。
在非常实际的临床方法中，失望可以使人受益。对于我们这些不愿让病人们失望、胸怀宽广的人来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我成长为一名治疗师时，我必须学会坦然面对病人的局限，容忍他们的愤怒和悲伤。起初，我倾向于把神经症性的不快乐或受了创伤的人看作是需要充足食物的饥饿儿童，而不是愤怒、好斗的人需要用痛苦的抗议来应对现实限制，而这种限制必须被接受甚至被拥抱——尤其是当我成为他们愤怒抗议的对象时。
为人父母帮助我进行了认知行为治疗师所说的“认知重构”。例如，当我的一个女儿大约7岁时，我告诉她，她必须在一天结束前清理她的房间。她生气地冲出家门，跑到后院，大吼着说她恨我。我在她身后叫道：“你可以恨我，但你还是要收拾你的房间。”她回到厨房门口，把头伸进来，宣布道：“而且，我从来都不喜欢你！”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但她确实打扫了她的房间。更重要的是，她似乎对自己决定如何整理自己的物品有了新的自豪感。
精神分析著作也帮助我在设定现实的限制时变得更加从容，尤其是温尼科特(1968)的观点，即年幼的孩子需要“摧毁”母亲，然后在情感上接受她在他们的破坏性中幸存下来的事实——这是他对局限与成熟之间关系的最生动的描述之一。放弃认为自己可以拥有一切包括相互对立的东西的幻想，所带来的成长是宝贵的。
迈克尔·巴林特(1979)认为创造产物的属性在本质上是无客体的，因此，因为它不能在移情的背景下研究，它比俄狄浦斯领域或基础错误（basic fault）领域更神秘，后者直接在临床人际空间中表现出来。我同意这种神秘感，但我不确定巴林特关于无客体的观点是否正确。
如果我自己在创作领域的逗留是典型的，那么它们涉及到与一个内化客体清晰、持续的关系，就是我理想化的过世母亲，我正在执行她的“使命”，奥托·克恩伯格(Otto Kernberg,2010)在他妻子宝琳娜(Paulina)去世后写的一篇感人的论文中深入描述了正常哀悼过程的特征。死亡的限制为某种修复性的、持续的东西创造了空间。
推断早期经历死亡现实的体验与后来的创造性活动之间的联系是有实证基础的。我以前的学生Annalisa Erba，她的博士论文(Erba, 2003)是关于童年失去父母与创造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她发现了一篇美国心理学家的文章(Eisenstadt, 1978)和后来的合著书(Eisenstadt, Haynal, Rentchnick，& De Senarclens, 1989)，其中J.M. Eisenstadt回顾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童年丧亲与后来的创造力有关。在这种情况下，顺便说一下，我还推荐菲利斯科恩和马克索辛的书:《童年失去父母后的疗愈》(科恩和索辛，2014)。
在任何年龄失去主要爱的客体时，生存内疚就会开始发挥作用，一个人会代表死去的人和自己继续生活下去。消除内疚感当然是丧亲之痛能促进生命活动的部分原因。如果孩子认为他或她的敌意幻想以某种方式杀死了一个爱的客体，那么他就需要通过补偿性的善行来赎罪。这种赎罪的努力也许在现实的、无意识的、全能的、神经症性的内疚中尤其真实。有一次，阿德莱·史蒂文森被说服去安慰一位男孩，这位男孩不小心开枪打死了一个年轻的朋友。他之所以被要求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过类似的经历：12岁的史蒂文森在家里的一次聚会上，用把被认为没有上膛的枪意外射杀了他妹妹的一位16岁的朋友。他对有着类似经历的男孩的母亲的建议是，告诉她那悲痛欲绝的儿子：“他必须为两个人而活”(McKeever, 1991)。
还有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在世的父母的人，不得不去“编造”，这是种非常实际的创造力，因为对缺少楷模的人生来说必不可少。我们这代人，平均而言，活得前所未有地长久和健康，却发现自己不得不以类似的方式来弥补缺憾。我们中有足够多的人在描绘70岁以后健康和活力的新领域，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于老年时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有些话要说。
但我认为，创造性地调动资源以应对丧失和局限性的最大贡献者，是“生活是反复无常的”不可磨灭的教训，任何年龄的任何人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活在当下，毫不夸张地说，为了明天你可能会死去。心爱的朋友和亲人的去世可能会使一些幸存者感到生命毫无意义——我们在治疗中经常看到这样抑郁的人们——然而，这似乎促使其他人得出结论，一个人最好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充实。当我们能够与那些更麻木的、经历了感觉无法承受的丧失的幸存者工作时，哀悼的过程可以使他们恢复活力。
在一个类似的现象中，被诊断患有绝症的人经常说，他们现在以被增强的珍贵感在享受生活。或者他们会迸发出创造力，就像我们最近从大卫·鲍伊身上看到的那样。国家安全局情报官员埃里克·费尔(Eric Fair)刚刚出版了一本灼热的回忆录《后果》(Consequence)，讲述了他在伊拉克卷入酷刑的经历，他患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几乎因此而死亡，随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延长了他的生命，但最多可能只延长了几十年(Fair，2016)。隐隐的“时间在滴答作响”的感觉让他产生了种深深的紧迫感，要在他仅有的时间内完成他的书。
人们想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生活在一个妇女生育死亡率很高的世界里，没有生活在一个可以预见因儿童疾病而丧失后代的世界里，也没有生活在比前青霉素一代寿命短得多的世界里，这对人们产生了什么复杂的心理后果。一个后果是一种解脱感和安全感，但是否也可能有更多的无聊感、存在的绝望感，以及缺乏充分享受生活的紧迫感?我们都不太可能拿自己漫长的平均寿命来换取上一个时代的死亡率，然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是完全没有损失的。
我们大多数人治疗过这样的病人们，他们可能并没有明显地遭受严重的痛苦，但他们在心理上陷入了困境，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使他们继续生活的压力不见了。他们可能被动地等着我们告诉他们怎么做，或者在会谈中抱怨生活的不公平，或者迷失在“如果……怎么办？”的问题中，而不是处在“在这样的现实下，什么是现实，有什么可能的选择？”的问题中，他们等待外部发生变化。他们摧毁了时间。他们在治疗中拖拖拉拉，耗尽了双方的活力，期待着他们在年轻时就应该得到的满足会在治疗中自然而然地出现，当我们巧妙地暗示这不会发生时，他们会觉得我们充满敌意、剥夺和/或无能。尽管时间可能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不可再生的资源，但他们似乎没有时间流逝的感觉。
除非这些客户得到某种警醒，除非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触底”，或者遭受一场意想不到的疾病，或者被一种不同于美国标准的以获取和消费为救赎的叙事方式所启发，否则他们似乎很难被帮助。相比之下，一些有悲惨经历和受残疾限制的病人们，可以使用心理治疗来帮助他们在适应巨大的挑战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我们的抑郁症病人们经常对我们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都会死的。”然而，也许正是我们的时间都是借来的事实，赋予了我们生命的意义。
对精神分析分会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几次委员会会议上忧虑地注意到的，精神分析分会成员的标准年龄在继续增加。与许多领域相同，二战后婴儿的人口膨胀主导了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跟随的人数量较少，也不太愿意与婴儿潮一代的各种倡议保持一致。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这群战后的同辈失去了许多我们所珍视的前辈，既包括了分会的成员，也包括其他重要的分析师们，其中包括：安·阿佩尔鲍姆、马丁·伯格曼、西德尼·布拉特、海德达·博尔加、诺伯特·弗里德曼、詹姆斯·格罗茨坦、哈罗德·塞尔斯、杰拉尔德·斯特克勒、汉斯·斯特鲁普、约翰娜·塔宾、罗伯特·沃勒斯坦和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更不用说代表性人物对长程治疗的价值(比如，在精神分析领域工作了50年，事业辉煌，生活优雅，可以证明这一点；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2015)。据我所知，已经没有人知道弗洛伊德是一个真实的人，至少是个成年人。这是精神分析鲜活历史中的一大块已经成为现在需要被我们变成祖先的幽魂。
2000年，当史蒂文·米切尔突然从我们身边离开时，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一场离奇的灾难。他只有54岁，当时也和我同龄。现在，死亡似乎不那么刺耳了。我所认同的这一代分析师们正开始面临最终的局限。穆里尔·迪曼(Muriel Dimen)今年离开了我们。几位著名的同事正在与严重的慢性和/或绝症作斗争。在最近的一次七位分析师们的晚宴上，我们意识到我们中只有一位没有得过癌症。我的密友兼老伴桑德拉•伯尔尼(Sandra Bern)晚年是名精神动力治疗师，两年前，当她的阿尔茨海默氏症开始破坏她的自我连续性感觉时，她不是“停止做桑迪（Sandy）”，而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自杀。
试图将自己的智慧传递给继任者，这是长辈们由来已久的任务。我发现自己在思考我所在的精神分析分会的分析师们所做的贡献，以及我们现在是如何通过的新方式来培养下一代分析师的能力的。我们自己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有限制的背景下开始的：作为心理学家-分析师，我们最初不被有组织的精神分析的统治力量所接受。我们没有舔舐伤口，而是建立了自己的创意空间，最终，我们将精神分析从孤立的、自我强化的医学界中解放出来。
此外，精神分析分会第39分部是后来“关系转向”的发源地。我们的成员将反移情正常化，呼吁对主体间性的新认识，使分析性治疗的基调民主化，并证明了活现的必然性。他们挑战了对性别差异的病态化，开辟了思考性别、欲望和性的新道路。他们批判了学术心理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偏见，并从新的视角看待精神分析：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易谬主义（fallibilism）、建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场论、神经科学和许多的哲学观点。他们拒绝将艺术、文学和人文学科排除在我们知识和实践的合法来源之外的元心理学。
即使从狭义的科学定义来看，我们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精神分析的推动下，关于依恋的调查对发展和心理治疗的学术思考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最终对幼儿需求的普遍文化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已经创建、测试并改进了短期动力性治疗模型，我们也在对人格障碍的长程治疗模型进行实证测试。而且主要的是我们的成员对心理学组织最近的堕落进行了无情地攻击，即攻击以牺牲弱者为代价与权威勾结的自恋式诱惑（narcissistic attractions）。我们坚持要求美国心理学会（APA）承认以心理学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我们将继续努力把他们的脚放在火上。
我们一直延续着分析师们的道德观念，他们坚持认为精神病病人们应该值得接受充满情感的治疗，而不仅仅是药物治疗他们的“化学失衡”。我们为穷人、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成瘾者、无家可归者、创伤幸存者、退伍军人及其家人，以及被寄养的人发展了服务。我们将佛教和其他东方学科与西方精神分析相结合。虽然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会议看起来比大多数其他精神分析机构的会议要更多样化，或者就此而言，比我们学会成立之初时要多样化得多，当时我们绝大多数是白人、假定的异性恋者、年长的城市犹太男性。
尽管如此，我认为承认我们在某些方面辜负了下一代是公平的。正如斯蒂芬·索尔兹(Stephen Soldz, 2016)雄辩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地在学术界、机构实践、咨询中心、医院、认证程序以及从风险管理与职业道德的区分中保留精神分析的存在。我们对多数特权的许多维度都视而不见。我们更喜欢彼此交谈，彼此争斗，而不是与更广阔的世界交谈，为更全面精神分析敏感性的价值而战。我们有时表现得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是优越的心理学家，而我们曾经怨恨精神科医生以同样傲慢的态度对待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的唱片到最近的肉毒杆菌，婴儿潮一代的自恋几十年来一直被试图向我们销售的公司纵容和助长。我们喜欢把自己看作是富有创意的一代——毕竟，我们是“发明”了性、毒品和摇滚乐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永远年轻的人可能对那些追随者的需求关注不足。
然而，我热切地希望，尽管我们失败了，但我们这代人已经把心中的火焰传递给了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的下一个时代，点燃了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为之自豪的所有创造力领域。分析师们被合理地指责为高度个人主义，就像我们成长的文化。但我们也是一个社区的一部分、是一系列社会联系的一部分、是一场历史运动的一部分，从这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当我们作为个体死去时，并不是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消失了。让我在最后一刻披上我自己精神分析时代的斗篷，向那些在这个古怪的职业中逐渐长大的人们说几句话，在这个职业中，要成为一个长者，有时甚至被视为一个成年人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但在这个职业中，成为一个经验丰富、老练的人所带来的个人和集体的满足感绝非微不足道。
你们这些年轻的同事所面临的职业世界比我们在你们这个职业年龄时更加艰难。你们面临的战斗将不同于我们这些老兵所经历。你们“了解”我们所不了解的当代世界。不要等待，在你拥有的知识和你自己的精神分析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创造性地工作。启动同伴督导小组、学习小组、分会的新分部、新的政治努力。并请写下来。你无需掌握整个庞大的精神分析经典后再对其有所贡献。40年后的精神分析毫无疑问会与现在大不相同，但它对无意识过程的能量，以及它对局限性和足够好关系的直观共享感的核心关注，可以为许多新的、重要的隐喻和整合提供基础。这就是你开始一段旅程所必须具备全部条件，它的结局将是未知的，但却是确定的，这段路途的鼓舞将超越我们有限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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