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合俊雄|意象的象征及非象征面向：临床与文化的反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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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象征性地理解意象是分析心理学的基础。然而，荣格注意到，意象是以一种非象征性的、即时性的方式，出现在共时性的想象与梦境之中。因此，非象征性包含两个方面：如实性和共时性。

首先，探讨了在心身综合征、创伤、边缘性综合征与自闭谱系障碍（ASD）中的非象征性病理特征。

其次，历史和文化的考据表明，在日本中世纪时期，梦被直接地和非象征性地被研究和理解。

从历史上看，象征性面向是通过失去这种直接性而出现的，并且是现代、西方、和成人意识的特征。

然而，随着孤独症越来越普遍，现实和虚拟的不明确，当代世界又一次由直觉性和非象征性主导，这可称之为“后现代意识”。

关键词

自闭谱系障碍（ASD），非象征性，后现代意识，心身综合征，象征，共时性，创伤

众所周知，分析心理学有一条基本原理，就是要对梦的意象进行象征性地解读；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是如实地看它的字面意思，而应该去猜它所隐含的意思。

荣格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指出，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象征性地理解意象。

这与一种假设有关，即梦境来自心灵的无意识部分，而意识对其一无所知，正如荣格在本书后面部分所说的那样。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梦到在出门前找不到自己的钱包，这可能象征着这个人没有足够的精力或是未做好外出的准备。

那么，什么是意象的非象征性的面向？是否存在没有象征含义的意象？对意象的非象征性方法是否在于，逐字地理解意象并假定意象中没有隐藏的意义？如果对象征性的理解是分析心理学原理的一部分，那么它的非象征性面向又是如何作用于分析心理学与心理治疗呢？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讨的是意象的非象征性面向，与临床和文化历史背景中的象征性面向形成对比。

弗洛伊德的梦工作和未扭曲的梦

弗洛伊德在其开创性著作《梦的解释》（1900）中假设，梦是一种愿望的实现。然而，愿望并不直接表达和实现，总是在梦中伪装和扭曲。弗洛伊德写道：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梦是通过两种精神力量（或者我们可以将它们描述为流或者域）的作用在个体中形成的；其中一种力量构成了通过梦表达的愿望，而另一种力量对这一梦境的愿望进行审查，并通过使用审查，强行扭曲了愿望的表达。”  (SE 4, p. 143f)

由于审查制度，无意识中的原始愿望并不直接出现在梦里，而是转化成不同的、更能接受的形态。

弗洛伊德将“显性梦境”与“梦思”区分开来。梦工作被应用到梦思中，从而通向显性梦境。

梦工作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凝缩和置换。

审查制度意味着在梦工作中存在着对直接性的否定。没有直接通向梦思或愿望的途径，它们总被否定和调解。

由于凝缩和置换与隐喻和转喻有关，梦不应该只从字面上理解，而应该被隐喻性和象征性的理解。

虽然荣格强调象征的意义来区分他的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荣格因为精神分析以性象征作为主要角色而对弗洛伊德颇为诟病，象征性面向在精神分析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弗洛伊德指出，也有一些梦是不经过梦工作或不被扭曲的：

“只有在解释技术持续应用且扭曲的梦被完全分析之后，我们才注意到，没有扭曲的梦的存在。”  ——(弗洛伊德Freud 1916, p. 126)

这些梦出现在儿童身上。在儿童的梦中，显性的梦和梦思通常没有区别。愿望表达得很清楚，不需要解释来解开隐藏的梦思。

这种没有扭曲的梦、无梦工作的梦的存在，表明了梦中有一个非象征性的面向。

分析心理学与象征

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论，即梦欺骗我们，扭曲梦思。

他写道：“对我来说，梦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没有欺骗的意图，而是尽可能的表达一些东西，就像植物尽力生长或动物尽力寻找食物一样。”  ——(荣格，Jung 1963, p. 185)

在其他地方，他写道：“显性”的梦的画面是梦本身，包含了梦的全部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荣格强调在梦的解释中，尊重梦的显性内容的重要性，用常被引用的格言说：“梦是它自己的解释”、“幻想意象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我必须尽可能地贴近梦的意象”。

因此，梦的意象本身应该受到尊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荣格建议我们只从字面上和表面价值上理解一个梦。

荣格强调梦的象征性面向。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所言，梦来自心灵的无意识部分。荣格写道：

“梦，我们可以说，源于一个未知的心灵部分，并让梦者为第二天的事件做准备”。 ——(荣格Jung 1912/1952, para. 5)

正因为梦起源于无意识，所以有必要象征性地理解它，因为象征是暗示相对未知事物的最合适的手段。

象征性的方法很重要，因为梦不能被简化为个人经验和知识，而是对无意识的集体层开放。

在他的论文《论梦的本质》中，荣格提到，三岁到五岁的孩子会做“大”梦或“重大意义”的梦。  ——(荣格Jung 1945/1948, para. 554)

这些梦包含了我们也会在人类精神史中遇到的象征性意象。梦的象征性面向在蛇的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为分析师，我们可以注意到蛇经常出现在被分析者的梦中，而这些梦通常被做梦的人认为是消极和离奇可怕的。

然而，蛇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意义，如重生，医学，衔尾蛇阶段的元初宇宙等，这些通常都符合梦的背景和解释。

荣格指出，象征是“对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事实的最具可能性的描述或构想”。 ——(荣格Jung 1921, para. 814)

象征打开了一个更深的维度。

荣格和梦的直接性

荣格区分了梦的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

例如，如果一个人梦见TA的母亲去世，这并不意味着TA的母亲将很快死去或严重的事情将发生在她身上，也不是因为梦者前几天看了一部主角是母亲去世的电视剧而做了这样的梦。

这个梦意味着在主观层面或象征层面上，梦者与母亲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死亡可能意味着与母亲的心理上的分离，也可能意味着母亲保护和统治的结束。

或者，由于死亡意味着彻底的改变和更新，梦中母亲的死亡可能不仅意味着分离，更提示与她的一种新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观层面与象征层面有关。

不过也存在客观层面的梦。

在梦见母亲死后，有时可能会发生母亲在现实中死去或发生了一些毁灭性的事件在母亲身上。

这是一种预言性的梦，可以说，是一个被真实事件影响的梦的倒转。

这样的结果表明，梦中不仅有象征性，还有一种直接性的非象征层面。

尽管荣格强调梦的象征功能，但他非常清楚梦的非象征维度，并给出了许多例子。他提到了自己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梦：

“她去世的前夜，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在一片茂密的、阴暗的森林中，奇异、巨大的巨石散布在茂密的树林之间。这是一幅宏伟的原始景观。突然，我听到一声刺耳的哨声，似乎响彻整个区域。我的膝盖发抖。接着，灌木丛中传来哗啦一声，一只巨大的猎狼犬突然张着血盆大口冲了出来。一看到它，我的血液就凝固了。它从我身边飞过，我突然明白了：狂暴的猎人命令它带走一个人的灵魂。我在极度的恐惧中醒来，第二天早上我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荣格Jung 1963, p. 368)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梦与他母亲的死密切相关。关于理查德.威廉的想象是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荣格通过曾在中国传教的理查德·威廉发现了中国的炼金术和曼荼罗。起初，威廉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但后来又完全回到了西方传统，荣格察觉到这对他的健康有害。事实上，威廉病了。

在他去世前几周，荣格在入睡时似乎见到了威廉就在眼前：

“在我床边站着一个身穿深蓝色长袍的中国人，他双手笼在袖子里，对着我深深躹了一躬，仿佛要给我捎个口信。我知道这预示着什么。这情景特别地生动，我不仅看到了这个男人脸上的每一条皱纹，还看到了他长袍织物的每一根线。”  ——(荣格Jung 1963, p. 410)

这一情景不能被象征性地理解，而应被视为威廉灵魂的真实存在，它可能一直尝试跟荣格告别。荣格试图用共时性的概念来阐述梦或想象的这一个面向。

关于狂野猎人的梦既不由母亲去世而引发，他母亲的死也不是这个梦所造成。

二者同时发生在一个有意义的巧合中，荣格称之为共时性。

非象征性的两个面向

荣格试图以梦的共时性和客观层面来说明，非象征性未必意味着象征性维度的缺失，它有其创造性的一面。

看起来非象征性包含着两个面向。

一方面，非象征性意味着只有一个写实的意思而没有象征含义，这只不过是……而已，一只猫就是一只猫，只不过就是一只猫而已。一条蛇就是一条蛇，只不过就是一条蛇而已。

或者，我梦见一只猫，只不过因为我前天看到了一只猫而已。梦只是真实事件的重复，只有写实的维度。在这样的例子中，非象征性比象征性少了一些东西，缺失了象征性。

作为临床方的一个评论，我很乐见治疗师试图找出现实与梦的写实意思之间最小的差异，以便打开和阐明其象征面向，即便梦看上去只是对真实事件纯粹的重复。

在创伤经历和重复梦的所谓闪回的案例中，这种方法非常重要。

如果你能注意到与真实经历或与重复梦之间的细微差别，象征维度可能会就此打开。

但非象征性不仅有消极的意义，还另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即，它比象征性多了一些东西。

荣格关于威廉作为一个灵魂的真实存在的经历，可以被理解为第二个非象征性意义的例子。非象征性意象可以带来或宣告一个真实的连接或转化。

意象的象征性面向固然有解释的空间和需要，非象征性面向则可作为一个事实真相出现：这是威廉的灵魂及其辞别的真实临在。

要理解非象征性的双重面向，专长于东方哲学的研究者井筒俊彦（Toshihiko Izutsu）对禅宗意识状态的解释可能会有帮助。

在他1974年的爱诺思（Eranos，译者注：一词首次出现于诗人荷马的《奥德赛》中，代表精神核心（spiritual nucleus）的含义，后来又被引申为精神和食物的双重宴会）后以《远东艺术与哲学中的色彩消除》为题发表 (Izutsu 1977)中。

他提出：禅宗的无色维度并非是比有色少，而是比有色更多，它揭示出了比色彩更深的维度。

因此，起初，这个世界在日常意识中看来，是无色和实相的。一切都根据语言学的定义来定义，字面意义占主导地位。

禅宗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来解释这种情况。在冥想的深层意识中，世界失去了清晰的定义，变得多彩生动。

至此，普通的现实看起来充满了诗意的幻想和隐喻。但是随着冥想中的意识进一步加深，世界再次失去了它的色彩。

终极虚无可以达到的维度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这种对有色和无色的解释可以应用于象征性和非象征性的区别。非象征性有两个面向。

首先，这意味着只有字面意义的普通现实，没有想象和幻想。

其次，象征意味着丰富多彩的世界。而直接显现和共时性的非象征性则存在着一个更进一步的维度，要比象征性更深。

非象征性的病理学

在我们探索非象征性抵达超越象征性维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面向之前，我们先探索其消极面向。

有一些病理症状中的意象是没有什么象征含义的，甚至不发挥什么作用。

我们选择心身综合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边缘型人格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作为例证。

过去曾有关于不同人格会有不同心身症状的讨论，“述情障碍”是被造出来用以描述一般心身患者的人格特征的。

根据这一概念，心身患者难以察觉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幻想和想象能力较差。即便心身患者使用意象来表达，他们也往往倾向于使用写实意象。

例如，沙游中会出现很多对症状的身体化表达。当我在一家甲状腺疾病专科医院工作时，我注意到了这种倾向。

他们难以察觉及言语表述其心理冲突，难以报告梦境，难以在意象层面工作。

一些受过创伤的人无法与过去真实的创伤事件分离，无法进入象征层面。闪回表明，创伤体验依然如故且如此写实，难以被象征性地转化。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地震和海啸后，有些人在地震发生几个月后开始反复做地震和海啸的噩梦。

我的一位受督给我看了一个沙盘图，他的病人在地震几个月后制作了“海啸”的场景，她很难进入象征性的维度，而她的女儿可以发展出一系列有趣的沙游图像，从心理上显示了自我意识的建立（河合俊雄Kawai 2014)。

虽然她女儿由于地震经历的冲击来接受治疗，却可以进入象征性的维度。

边缘型患者在言语和象征性的工作上有困难，并会倾向于行动化，这是直接性的标志。

如果有意象产生，他们倾向于用意象操纵治疗关系。例如，表达意象以取悦或指责治疗师。

通常，问题的关键会在于谁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意象—是治疗师还是患者？意象被用于在关系中进行权力游戏。

荣格将“超越性功能”定义为自我与无意识之间的第三方(荣格，1916 b ，181段，Jung 1916b, para. 181)，虽然象征性意象扮演了第三个角色，但在边缘型人格障碍案例中似乎不起作用。

意象需要在两者间有第三个位置。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精神分析的俄狄浦斯结构，它需要第三个位置来分离和联结二元关系。

但就边缘型人格障碍案例而言，二元关系至关重要，没有第三方的容身之处。这种情况下，象征性的方式毫无帮助。

最后一个例子是自闭症谱系障碍(ASD)。

ASD患者在想象力上有困难。洛娜•温（Lorna Wing）提出的ASD的三个著名特征之一是“想象力障碍”。ASD患者无法理解行为和谈话中的微妙差别，只能把一切都当成字面意思。

他们中的一些人无法自由地从想象中提取出一些东西。在一个画树测试中，一位病人画了一棵他可以从诊室的窗户看到的树。

另一个病人试图画一棵他花园里的树。他们经常报告的梦只是对最近发生的事情的重复。

梦仅仅反映了他们的情绪或感觉。一些ASD患者给分析师带来了大量的梦，但很难从中找到心理和象征意义。

治疗过程中，有两种自发的方式可以改变非象征性的病理。

一种是象征性维度的开启，如涌现。意象中垂直方向上的涌现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某些情况下，需要以分离来打开象征性的维度(河合俊雄Kawai 2009)。由于象征性需要三角的关系和空间(布里顿Britton 2017)，意象的出现作为个人内在的分离，以及在现实中个人关系和治疗关系的分离，都会带来象征性的维度。

就治疗技术而言，使治疗框架变小通常是有帮助的。那些在象征性表达上有困难的患者无法在正常环境中自由想象，但如果他们不得不在较小的设置—比如一个沙盘或绘画—中做一些东西，象征性的维度可能会开启。悖论的是，意象的强制产生可以带来象征性维度的开启。

我想补充一点，在治疗非象征性的病理上的突破，不仅是由于象征性维度的开启，也由于非象征性的介入或相遇。

例如，现实中某种特殊的群集，或者与治疗师发生了共时性的巧合和邂逅，都有可能给治疗带来突破。

在有心身症状或身体疾病的心理治疗病例中，治疗师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身体不适，而这些不适会令来访者产生奇怪的心理改变。

另一个例子是在心理治疗之外与来访者的邂逅。治疗师在购物中心或火车上偶遇到自己的来访者等。在这样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来访者通常在心理上和现实上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还有一些例子是，来访者注意到自己与治疗师名字或姓氏相似。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象征性地去理解来访者的转变。所以在非象征性病理患者的个案中存在一种非象征性的突破。这种巧合给治疗带来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日本中世纪的梦和非象征的直接性

弗洛伊德认为，在儿童的梦中，愿望不是隐藏的，而是直接表达出来，这表明象征功能在儿童时期还没有发挥作用。

这意味着象征功能是从幼儿时期到成年逐渐发展的。

同样，象征功能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习得。阅读日本中世纪的故事，如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收集和书写的《今昔物语》（Konjyaku-monogatari） 和《宇治拾遗物语》（Ujishui-monogatari） ，我们可以注意到有许多梦的故事直接通向现实。

河合隼雄（Hayao Kawai）在他的著作《日本的梦、神话和童话》中提到并解释了这些故事，该书是他五场在Eranos演讲的合集。

例如，有个人做了个梦，观音菩萨会以一个大胡子武士的形象骑马来到温泉。

他把这个梦告诉了一大群人，他们都在等着观音的到来。实际上，有一个武士骑马来到了温泉，这与他在梦里的描述相符。所有等待他的人都起立，向他致敬。

一开始，这名战士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当他听完一位大师的讲解后，却突然想通了一件事，他得出结论：“我肯定是观音，那我必须得出家。”

他去了一座寺庙，成为了一位著名僧人的弟子。在这个梦及其解释里，梦和现实，主体和他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某人的梦被直接理解并应用于另外一个人的现实，好像没有什么象征性维度。

但这种梦境与现实的直接关系不仅见于故事，而且见于当时的现实。

在日本中世纪，梦被直接视为与现实生活和社会相关。本乡惠子（Keiko Hongo）在她的著作《神秘事物的中世纪时代》（Ayashiimotachi no Chusei）中展示了中世纪日本人如何将梦理解为真正变化的标志，并将其作为一种交流手段。

她从历史文献中提取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这种心态似乎一直延续到现代，如《远野物语》（Tono-monogatari)（1910/ 2008）这本书由日本民俗和行为学创始人柳田国男（Tono-monogatari)（1910/ 2008）于1910年收集和出版，其中包含许多故事，很多梦和现实没有分化的故事。

尤其是继《远野物语拾遗》之后的《远野物语水》合集，蕴含了许多梦与现实相互渗透的故事。

例如，一个人在山里迷了路。夜幕降临，他爬上一块岩石，拼命的喊出所有儿子的名字。

当他呼唤他最小最爱的儿子的名字时，这个儿子从沉睡中醒来，因为他感觉他的父亲爬到自己身上，叫自己的名字，他再也睡不着了。

他父亲被人找到了，回到了家。他们交谈中发现，与那天晚上他们的经历完全一致（故事145)。

非象征性在当代

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象征性的面向是通过对直接性的丧失和否定而形成的。

以发展的角度看，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文“超越快乐原则”(Freud 1920)和温尼科特关于过渡客体的概念(Winnicott 1953/1971)应对了象征的涌现。

尤其是，象征性的确立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成人意识的标志。我无法详述，但这一发展与19世纪末心理治疗的兴起和精神的神经结构有关。

自症状有其须掩藏的历史及有待揭示的意义以来，心理治疗便不得不以象征性的方式来应对。

根据这一历史发展，一种社交恐惧症——Taijin-kyofu (恐人症)，直到1970年才在日本出现。

病人害怕他们认识的人，比如同学和邻居。常见的症状是，他们有种印象，他们的同学或邻居正在观察或谈论他们。

但他们并不害怕家人和朋友，也不怕不认识的人。这些焦虑和冲突的产生，是由于患者无意识地尝试将自己与群体区分开以确立自我反思意识和个性。

然而，这种症状不再常见，病理的改变似乎表明，直接性再次成为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以直接性和非象征性为特征的ASD的流行，其患病率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在上升。

正如日本中世纪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在前现代世界，梦意象的直接性和非象征性本质似乎占上风。

现实世界与梦境世界、生与死、个人与群体、人类世界与自然之间较少分化。

心灵并不被置于个体的内部，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河合俊雄Kawai 2020)。随着生活各个领域的日益分化——这意味着现代意识的确立和意象直接性的丧失，一种更具象征性的对意象及梦的处理方法变得必要。

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诞生与这一历史发展有关。

然而，这个世界似乎再次被非象征性所主导。

近年来ASD的流行就是其中一个迹象。ASD，以象征意义的缺乏及直接性占优势地位为特征，其症状固然有生物学基础，但其病例的增长一定与社会文化的改变有关。当代世界似乎正在失去现实与梦之间、显性与隐性之间、生与死之间的区分。

在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现实与虚拟现实之间、真实新闻与假新闻之间，几乎没有区分—至少，很难区分它们。

有别于稍早些的年代里的人们只会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秘密和内在生活（心灵的封闭系统），当代的人们更倾向于在互联网、推特和Ins上尽情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观点（心灵的开放系统）。

日本的几项调查显示，有10%到20%的儿童相信人死后可以重生。这就是我想称之为“后现代意识”的状态。

特别是在我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在所生活和工作的日本，由于现代意识从未被明确地建立起来过，因此似乎处于一种前现代与后现代混合的状态。

没有现代意识的建立，凭借着前现代世界特质的留存，人们就已经熟悉了后现代意识。

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日本最著名的小说家，就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日本的这种灵魂状态。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暴力和性的场景。

这是因为象征性已经失去了其意义而直接性正在盛行。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通常是非常孤立的，但会有意外的遭遇，会穿墙（如《奇鸟行状录》）。

他还给出了一些有趣的线索，关于如何找到这种后现代环境的解决方案。正如威廉出现在荣格的幻象中，他的小说中灵魂间的真实相遇，可以带来疗愈。

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First Person Singular）的英译本宣布将于2022年4月出版，其中展示了此类意外遭遇的变化。

例如，在短篇小说《与披头士一起》（With the Beatles）中，高中时的主人公本想去看望女朋友，可惜她不在家，却遇到了她的一个奇怪的哥哥，这个哥哥请他朗读高中教科书中著名短篇小说家秋川（Akutagawa） 的一篇短篇小说。

这故事是《齿轮》（Spinning Gears）（秋川Akutagawa 2006），写在秋川自杀之前。

她哥哥告诉他，自己的记忆丢失了几次。这似乎意味着一种解离。18年后他偶然又遇到她哥哥，这个哥哥告诉他，他的（前）女友自杀了，留下了两个孩子，而自己不再失去记忆。

主人公失去了女友，但可以通过分享一篇短篇小说与她的哥哥深度的相遇，这似乎解决了她哥哥的心理问题。

这部短篇小说中描述的这种非象征性的相遇，从而治愈和转变，这种情景也可以发生在心理治疗和梦中。

译者简介

邓小泉，全职心理治疗师。香港理工大学辅导与心理咨询专业全日制硕士在读。中德班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初级组第十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