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初三举行登基大典时，乾隆便为自己设定了退休时间。
他当时昭告天下是这么说的：“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那一年，他才25岁。
纵观中国历朝君王，寿达耄耋之年者，屈指可数。乾隆虽口头上说不敢超越他祖父康熙皇帝的在位时间，但他能不能活到这个岁数，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或许只是乾隆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寿命目标。从内心上讲，他还是很希望自己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年轻的乾隆（1711-1799）。
然而，他的这番宏愿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居然成真的了。此时退位的问题，对于85岁高寿的乾隆来说，却如鲠在喉。
1796年2月9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也是乾隆约定好要退位的日子。
乾隆一生共有17个儿子，或许是自己寿命太长，很多孩子都没能看到乾隆垂垂老矣的样子。到要准备退位时，他身边只有永璇、永瑆、永琰、永璘四个皇子。
这四个皇子在乾隆看来，似乎都不是继位的最佳人选。毕竟永璇是跛子，沉湎酒色，不思进取；永瑆为人吝啬，沉迷书画；永璘更是文不成，武不就；唯有永琰平庸无奇，综合实力比较均衡，作为皇位候选人，倒也不至于让人感觉难堪。
最终，乾隆决定传位于皇十五子永琰（颙琰），是为嘉庆皇帝。
关于此次禅让仪式，乾隆在心中早已演练过无数遍。但对于即将要退居二线，将帝国的最高权柄拱手相让，他还是感觉惶恐不安——从古至今，没有哪一朝的皇帝退位成为太上皇之后，日子是过得舒心的。无论是高寿如宋高宗还是睿智如唐明皇，成了太上皇之后，他们都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等待他们的是难以适应的冷清，而结局基本都是抑郁而终。
对于掌朝60年，每天早上起床必喝一碗冰糖炖燕窝，四时按节气服用滋补食材，极注重养生的乾隆来说，抑郁而终绝不是他所希望的退休生活。乾隆永葆长青的源泉，正是他紧握在手里数十年的权力。
于是，在大清国历史上唯一一场在世皇帝传位给新皇帝的登基大典上，退位的乾隆明确表示，将那些因自己年事已高而无法胜任的琐事杂务、祭祀礼仪等通通交给嘉庆来完成，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方面，都是重中之重，自己岂能不问？“朕归政后，仍当躬亲指教”。
同时，他还要求：“嗣皇帝（嘉庆）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误。”
也就是说，成为新皇帝的嘉庆，实际上仍是空有皇帝之名的储君。
根据乾隆的指示，军机大臣也相应安排了高于传位仪式规格的退位仪式，以彰显乾隆的贵重。并规定太上皇对大臣训话时仍可使用“朕”自称，凡遇奏折行文涉及太上皇的，均需排在皇帝前面，以示尊重。所有即将上任的文武百官在离京赴任前，除了需要到皇帝跟前聆听训话外，还需要面见太上皇，“享受”第二轮帝王训话。总之，只要乾隆还没断气，他的规格永远都高于嘉庆。因此，刚继位的嘉庆，连住进养心殿的资格都没有，他只配居住在历来属于清朝皇子居所的毓庆宫。
不过，对于自己能如愿活到八十五，升级太上皇，乾隆还是心情不错的。正如他在乾隆六十年的除夕夜以皇帝的身份最后一次作诗时所写：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
古今难得者，天地锡恩然。
父母敢言谢，心神增益虔。
近成老人说，六十幸能全。
对此，时年满35周岁的嘉庆皇帝也并没有表示太多的“不爽”，毕竟自己的皇位还是乾隆给的，万一老头子不高兴，废了自己也未尝不可。至此，乾隆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上皇生活拉开了帷幕。
乾隆退位后的头等大事，就是为庆祝其禅让而举行的“千叟宴”。
千叟宴的延续，其实是乾隆为了昭示自己事事都效仿皇祖父康熙而举办的一场大型耆老宴会。在宴会的形式、次数以及与会的客人规格上，乾隆也力求与康熙无限接近。
嘉庆元年正月初四，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千叟宴在紫禁城宁寿宫皇极殿如期举行。这次千叟宴，距离上次举办整整过去了十年。尽管乾隆身为皇帝时，只举办过一次千叟宴，要比康熙朝的两次少。但乾隆以太上皇之姿举办这次千叟宴，不得不说是他内心想要超越康熙的一次展现。
在宠臣和珅的筹备下，凡年龄六十以上的文武百官均在受邀之列。事后据昭梿的《啸亭续录》统计，此次赴宴的老人达8000多人，其中不乏年过百岁的老寿星。尽管并不是每一位老人都有资格跟乾隆同桌吃饭，但所有来的人都得到了一份来自太上皇的赏赐和祝福。
▲老年乾隆（1711-1799）。
或许有感于乾隆盛世的辉煌，太上皇当天异常高兴。他不仅为前来参会的每位老人定制了专属的银牌 ，还特别对高寿九十以上的老人加恩赏赐朝服顶戴。
而这最后一场千叟宴，也将乾隆的光耀推向了他人生的巅峰。
从那以后，太上皇乾隆的“好日子”就逐渐消散了。
就在千叟宴成功举办后三天——嘉庆元年正月初七，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在湖北宜都、枝江一带爆发，无情地敲碎了太上皇沉醉在盛世的美梦。
起初，对于这场带有宗教色彩的叛乱，接到奏报的太上皇乾隆并不以为意，只是命令湖广总督毕沅带兵镇压。因为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白莲教其中一个支系以王伦为首曾发动过一次叛乱，当时的乾隆仅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剿灭了王伦等匪患。如今白莲教故技重施，着实不见得有多大问题。
不过，嘉庆元年的清王朝与乾隆年间的清王朝相比，形势更加复杂。当时除了白莲教起义之外，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等人还在乾隆即将退位之际，号召湘、川、黔交界的苗民以“逐客民，复故土”为口号，发动苗民起义，与白莲教众遥相呼应。因此，乾隆及他手下的清兵想要收复旧山河，难度颇大。
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此次白莲教起义蓄谋已久（原定于嘉庆元年三月初十起义），当起义信息传开后，各地白莲教众纷纷以“官逼民反”为由加入起义队伍中。没多长时间，这场原先局域性的白莲教起义，一下子就演变成波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大起义。
白莲教起义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前期的准备周密外，也离不开白莲教的影响和乾隆执政中后期日益增多的苛捐杂税。
白莲教在我国的历史由来已久。传统的观点认为，白莲教由宋代僧人茅子元的白莲宗演变而来。由于教义上存在与当时佛教观念相悖的信仰，故而被认为是邪教。但荷兰汉学家田海却认为，茅子元所创的白莲宗，其实与明清时期的白莲教并无瓜葛。后世白莲教的盛行，全然是统治者们出于需要，将此类借助宗教宣传的叛乱都攻讦成白莲教造成的。
清朝早在雍正当政期间就确立了“耗羡归公”的制度，将征收钱粮时，为防止运输途中耗损而多征收的那部分赋税归公，防止官员中饱私囊。但“耗羡”自始自终由百姓承担，民间依旧清苦。乾隆之后发明的“耗羡”项目又远比其父雍正在位时要多，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
鉴于乾隆时期开疆拓土的次数甚多，打仗就意味着要烧钱，单靠正常税赋之外的“耗羡”，乾隆时代的战争机器无法良好的运转。因此，在正赋之外，盐课、关税、渔税、牙税、当税、契税等又成为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征收这些税赋时，一般都无定点、定额、定时，全由官员横加摊派，导致一件货物遭遇重重抽税、盘剥。困农病商，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故而，在吃不饱饭的前提下，白莲教一打出“官逼民反”的旗号，不明真相的百姓纷纷响应。
眼见白莲教叛乱超出了自己原先的设想，太上皇乾隆心情惴惴不安。尽管此时的他，已经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每天上朝聆听朝臣们的奏报，但身处养心殿，他仍写出了“忽忆捷章仍未到，片时那得获心宁”的诗句。
为了平复自己紧张焦虑的心情，乾隆想到了他最为信赖的宿将福康安。
此前凭借平定台湾、两征廓尔喀等战功，福康安得以晋升贝勒。此时的他，正在贵州处理苗民起义等善后事宜。
但，天有不测风云。乾隆的旨意还未送达福康安，这位乾隆后期战功最为卓著的贵族将领居然因病一命呜呼，令原本焦灼不安的乾隆更是悲痛万分。
惊闻福康安病逝的消息后，乾隆特地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并赋诗道：
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
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
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
深恩纵加赠，忠笃那能酬。
然而，这一切对于平定白莲教叛乱于事无补。由于湖北战场的清军数量急剧增多，以王聪儿为首的襄阳义军不得不转战四川，此举使得川楚白莲教徒迎来了一次“大会师”，声势更盛从前。
乾隆只能亮出清军看家班底，命令同为悍将的福康安堂兄明亮等人全力主持剿匪。即便如此，清军在对抗白莲教起义仍处于战略劣势地位。
白莲教起义无疑给乾隆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于人们突然发现那个曾经精神抖擞的太上皇突然变成了有些痴呆的老人。正如乾隆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坐久不知时与刻，梵楼遥报午时钟。”老皇帝常常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陷入沉思，忘了时间。
在太上皇的沉思中，孝贤皇后富察氏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想念。从早年开始，乾隆便希望与孝贤皇后长相厮守。但事与愿违，红颜薄命的孝贤皇后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就因病香消玉殒，徒留乾隆一人时时怀念。就在征剿白莲教的关键时期，老迈的乾隆带着嘉庆皇帝来到裕陵祭拜孝贤皇后，并随即赋诗一首：“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
即便分开了48年，在乾隆的心里，孝贤皇后仍是他人无法超越的“白月光”。
乾隆的精力一再减退，体力亦大不如前。以往能亲自发号施令的他，也不得不将这项动作交予其最信任的大臣和珅。这个尽人皆知的清朝第一大贪官，此时迎来了自己地位上的巅峰。
在清代，一般认为“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巧的是，凭借掌控实权的太上皇信任，和珅不仅出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更身兼朝廷各部门要职。待到嘉庆二年（1797年）领班军机大臣阿桂病逝，和珅顺利继任，至此俨然成为朝廷头号重要人物。而他极擅于揣摩乾隆心思，因此，位高权重之下，还一度成为太上皇的首席代言人。
当时，全力围剿白莲教仍是朝廷统治天下的要务，故而在嘉庆、乾隆身边经常能听到有关于白莲教剿匪进展事宜。据说，某次，当乾隆听到下边的人又来禀报白莲教剿匪情形时，老头子嘴里念念有词，令随侍一旁的嘉庆帝莫名其妙。随后，乾隆突然睁开眼，问及身边人：“这些人都有谁？”唯有和珅一人答：“高天德、苟文明。”数日后，当嘉庆再次就此场景问及和珅时，和珅才最终解开谜团。原来，乾隆当日默念的是一则咒语，而高天德、苟文明正是白莲教教首。
乾隆念咒固然有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功效，但要想尽快解决白莲教祸患还得及早想出办法才是。
从湖广总督毕沅到明亮等人，乾隆为了围剿白莲教用尽了全部心思，但收效甚微。他并没有责怪嘉庆，反而认为罪在于己。乾隆以为，自己执政多年，最大的错误便是一生六下江南，耗损了大清强盛的国力，以致此次剿匪显得尤为吃力。
当陕甘总督宜绵向乾隆举荐得力干将勒保时，乾隆毫不犹豫地将其调往湖广战场，主持白莲教剿匪工作。勒保并不是吃素的，在实地考察了双方战况后，提出起用乡勇代替日渐堕落的八旗和绿营官兵，配合坚壁清野政策，以确保白莲教众在攻下城池后，无法再获得补给。
对此，乾隆一切照准。
在勒保的苦心经营下，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白莲教其中一支的首领王三槐被捕，白莲教势力受挫。乾隆精神为之一振，特旨奖赏有功人员等。除了头号功臣勒保被晋升公爵外，凭借揣摩圣意的高超技艺，和珅也以“赞襄机宜”之功，同列公爵。
尽管在白莲教问题上，乾隆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淡定。但在这一时期，除了正常处理军国大事外，乾隆还是十分清楚自己是个退了休的老人。
嘉庆三年（1798年）春，乾隆的玄孙爱新觉罗·载锡已年届15岁。作为乾隆长子永璜的后人，载锡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身份——乾隆系长房长玄孙。在乾隆的人生观中，高寿的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帝王，更是大清朝中最幸福的老人。在此前八十多年的人生中，他有幸见到了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亦有幸在退位前迎来了自己的玄孙辈。
对于任何一位老人来说，五世同堂都是天大的喜事。对于开创了历史的乾隆而言，他想要做到的，更是要让常人必须铭记的伟大福分，如六世、七世同堂。然而，岁数摆在那儿，七世同堂对于乾隆而言，难度颇大。但有了玄孙载锡，要个来孙（玄孙的儿子）抱抱，大概不成问题。
为了让自己实现这个梦想，乾隆的玄孙载锡被早早地安排了婚礼，以便其早日“造人”。而心领神会的嘉庆皇帝及王公大臣们也开始奏请乾隆，批准让其在嘉庆五年（1800年）为乾隆举办九十大寿庆典。对此，乾隆尽管吩咐大臣不必铺张浪费，照八十大寿时的规格来就行，但不难看出，连他自己都觉得活到九十不成问题。而到了那时，他将再一次改写历史。
但老天爷不想再在这位盛世帝王身上浪费时间了。嘉庆三年年底，乾隆偶感风寒，随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卧床不起。
在病榻上，乾隆如期迎来了他做太上皇的第四年。
此时的他，除了挂念自己是否能如期迎来九十大寿，他更关心白莲教前线剿匪情况。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二，精神稍振的他，起身题写了一首《望捷》，全诗如下：
三年师屡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烖。
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在诗中，乾隆依旧对贯穿其整个太上皇退休生活的清剿白莲教工作，放心不下。也有人说，透过诗句，乾隆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终于明白大清早已积重难返。
此诗作成后两天，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实际执掌清朝大权长达64年的乾隆皇帝驾崩了。
乾隆去世后不久，那个一生致力于揣摩解读圣意的和珅也被下狱赐死，追随太上皇而去。而那场一路伴随太上皇乾隆的白莲教起义却愈演愈烈，清朝的衰落不可避免。
这一切，正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团访华时，马嘎尔尼的断言，“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进入19世纪中叶，马嘎尔尼的预言成真了。在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中，清朝被撞得粉身碎骨。伴随着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这艘如残骸般的破船，最终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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