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天有异象。
此时，48岁的汉景帝病入膏肓，引来朝野议论纷纷。
在古代，一旦出现“异象”，哪怕是冬天打雷、日食月食等如今看来十分寻常的自然现象，也会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
于是，病重的汉景帝连下多道诏书，下令善待老人、孕妇、鳏寡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又命各地官员督促农桑，广植树木。种种利民措施虽没有缓解汉景帝的病症，却让他以仁君的面目走向生命的终点。
弥留之际，汉景帝留下遗诏，赏赐天下吏、民每户百钱，并释放所有宫女，让她们回家团聚，免除全家徭役。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项利民举措。
不久后，汉景帝驾崩，葬于阳陵。
这座雄伟的陵园，位于咸阳原9座西汉帝陵的最东端，遥望长安，东临泾、渭，在西风残照中，聆听文景之治的最后回响。
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关中这片土地，深埋着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底蕴。这也难怪网上有个段子说，陕西修工程，最忙的是考古队。
1990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西安对外交往日渐频繁，一条通往咸阳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正在如火如荼地修建。
当修路的工程队到达阳陵周围时，王学理等考古专家得到上级指示，带领考古队对汉景帝阳陵进行清理与发掘，开始了“安营扎寨汉阳陵”的数年时光。
汉景帝的陵墓在沉睡两千多年后，迎来了考古人员的造访。
阳陵从葬坑中，一批高60余厘米的彩绘陶俑出土，引起考古界的轰动。
考古人员最初是在一处坑中发现了陶俑的残片，随后用毛刷轻轻拂去掩埋的尘土，才看到一尊陶俑面部的微笑，以及那双穿越历史长河的眼睛。
后来，考古专家用“苏醒”一词，来形容陶俑重见天日的瞬间。
这些陶俑全身呈橙红色，保留着如真人一般的肤色，却没有像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样的塑绘衣饰，而是裸露着身体，也没有臂膀，只是在肩头留有一个可以横穿而过的圆孔。
考古学者认为，这是著衣木臂式陶俑。
当年，工匠在制作这些陶俑时，先雕塑出裸体的身躯，再安装上有转轴可活动的木臂膀，最后为陶俑穿上彩衣。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陶俑的手臂和衣饰早已化为尘土，便以奇异的裸身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在两千多年前，陶俑伴随汉景帝长眠时，也曾身着汉代服饰，头戴冠缨，手持武器、礼器。
有别于秦兵马俑的威武雄壮，阳陵的著衣木臂式陶俑体型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更多展现西汉时期的写实生活。陶俑的形象大多面目和善，表情丰富，其中有身材魁梧的赳赳武夫、温文尔雅的书生、稚气十足的少年，甚至是老态龙钟的妇人。
▲汉阳陵陶俑。图源：图虫创意
此外，阳陵也出土了同时期的塑绘衣饰陶俑，同样尽显汉代士民的庄重、典雅。与著衣木臂式陶俑不同的是，塑绘衣饰陶俑在古代陵墓中更常见，这种陶俑是被雕塑出体态和衣服后，再涂绘上不同颜色，因此得以保存完整。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与汉景帝阳陵陶俑的区别，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气象。
秦始皇时期，大秦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因而秦兵马俑大多塑造成军人的形象，气势不凡，威风凛凛，一如威震八方的秦军。
西汉前期，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到汉景帝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的文景之治达到顶峰，其陵墓中的陶俑，自然有几分岁月静好的姿态。
若要破解阳陵陶俑之谜，还是要走进汉景帝的时代。
北宋文学家苏辙评价道：“汉之贤君，皆曰文、景。”但苏辙接着说，汉文帝“宽仁大度”，而他儿子汉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
汉景帝刘启还是太子时，就表现出脾气急躁的一面。
有一次，刘启和他的同胞兄弟、梁王刘武进宫相聚。兄弟俩身为皇子，又仗着母亲窦皇后和祖母薄太后的疼爱，更是年少轻狂。这日，汉文帝命刘启、刘武一同前来探望薄太后。
刘启兄弟二人乘马车直奔皇宫大门——司马门。当时有个规定，任何人经过司马门，都需要下车接受检查。刘启估计玩嗨了，非但没有下车，竟下令驱车闯入司马门。
负责巡逻宫门的公车令张释之见太子违反规定，亲率属下快马追赶，想要阻止他们进宫。刘启摆出“我爸是皇帝”的气势，没有听从张释之的规劝。
张释之秉公执法，以“不下公门不敬”的罪名弹劾太子。汉文帝正与母亲薄太后拉家常，张释之的上奏就传到了薄太后耳中，一向孝顺的汉文帝脱去冠帽，自责地说自己教子无方。
薄太后一听，这不是小事一桩嘛。她可能着急见孙子，于是下诏赦免刘启兄弟二人。
这场“闯宫”风波就此平息。但是，汉景帝在其太子生涯犯下的另一个错误，为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
当时，吴王刘濞在刘氏宗亲中辈分较长，他是汉高祖刘邦之侄，且远居东南，坐拥封国煮盐、铸钱之利，是文景时期势力强盛的宗室之一。
吴王刘濞有个儿子，有一次到长安朝见，跟太子刘启下棋，没想到竟发生了争吵。刘启顺手抄起棋盘，往吴王之子的头上招呼，无意中砸中要害，把吴王的儿子给打死了。事情发生后，宫中乱作一团。
汉文帝得知此事，一边下诏斥责太子，一边派人护送吴王之子的灵柩返回吴国安葬。吴王刘濞却没有收下儿子的遗体，说：“我们既是同宗，我儿子死了就葬在长安，何必千里还葬。”汉文帝只好将吴王之子葬于长安附近。
因此，吴王刘濞对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恨之入骨。此后，刘濞的骄奢之心日渐膨胀，他以年老体衰为借口，不再亲自进京行藩臣之礼，只是慑于汉文帝的威严，还不敢起兵叛乱。
汉景帝当太子时，因为性子急惹了祸，还跟吴王结了仇，到他即位为帝时，在处理“削藩”一事时更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汉景帝刘启画像。图源：网络
汉阳陵修建工程的总指挥究竟是谁，史载阙如。但根据秦汉时期的史料，“百官之长”丞相往往是陵墓工程的总负责人，如秦朝丞相李斯就曾负责秦始皇陵的规划。
由此可以推测，汉景帝时，在阳陵修建期间负责督建的丞相应该有陶青、周亚夫、刘舍和卫绾等。
其中，周亚夫是文、景时期不得不提的一位人物。
汉文帝去世前留下遗嘱，告诉汉景帝，危急时刻可重用周亚夫。周亚夫出将入相，早年负责京城周边防卫，与汉文帝成就了一段细柳营的佳话，到汉景帝时，他带兵平定七国之乱，功勋卓著。
七国之乱的起因，不单单是吴王刘濞与汉景帝的私仇，还有晁错的削藩之策。
晁错本为太子家令，因为能言善辩，被刘启誉为“智囊”，刘启登基后将其提拔为重臣。擅长策问的晁错，一上台就向汉景帝陈述诸侯王权势过重的危害，劝说汉景帝削藩，即削夺诸侯的封地，削弱其势力。
为此，晁错上书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命他严查各诸侯王的过失，并以此为借口推行削藩。如楚王刘戊因为在太后守丧期间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治罪，削去东海郡；还有赵王刘遂犯法、胶西王刘卬参与卖爵，也被削地。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即位三年后，吴王刘濞也被查出“有罪”。
朝廷削会稽、豫章二郡之地的诏书送到吴国后，新仇加旧恨，彻底激怒了吴王刘濞。他决定铤而走险，率领吴国二十余万人马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与其他受朝廷威胁的诸侯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乱，剑指长安。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
我们所熟悉的七国之乱，原本其实有九国参加，刘濞先后联系了胶西、楚、齐、淄川、胶东、济南、济北、赵等八国。结果，齐王胆子小，早早悔约。济北王因为都城城墙倒塌，竟被国内官员挟持，以修筑城墙为由退出。
汉景帝得知七国造反后，听信大臣袁盎之言，下诏将晁错处死，本以为如此就可平息诸侯的怒火。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吴楚等七国根本没有撤军的意思，而且他们图谋已久，开战之初势如破竹，转眼间就打到了汉景帝之弟梁王刘武镇守的睢阳城。
关键时刻，周亚夫被拜为太尉，集结汉军精锐，绕道函谷关，来到昌邑（今山东境内），占据深沟高垒，袭击吴楚大军的后方。
前线的梁王刘武遭到叛军围攻，多次向周亚夫求援，但周亚夫的策略就是让梁国消耗七国叛军的兵力，因此见死不救。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在长安心急如焚，让汉景帝诏令周亚夫救梁，但汉景帝相信周亚夫自有其打算，只是对母亲敷衍了事。
君臣相知，是汉景帝平叛的秘诀，他已经错杀了晁错，不能再辜负周亚夫。
吴王刘濞带兵在梁国打消耗战，却啃不下睢阳这块硬骨头，后备补给也跟不上，这才放弃围攻睢阳，转而向周亚夫的主力部队挑战，但周亚夫仍然避开锋芒，高挂免战牌。
周亚夫的计谋渐渐起效，战争进行了两个月，吴楚叛军疲于奔命，士气逐渐消耗殆尽。
之后，胸有成竹的周亚夫看准时机，带兵大破叛军，七国之军顷刻间土崩瓦解。自爆发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总共才历时三个月。
七国之乱后，周亚夫的政治生涯走向巅峰，后来却与汉景帝渐行渐远，竟然因为一个“欲反地下”的莫须有罪名，在狱中绝食而死。
古代的帝陵从皇帝尚在人世时便开始修建，称为“筑寿陵”。虽说是提前修陵墓，但修建的时间越久，说明皇帝在位的时间越长，这本身带有“祝寿”的意义。
宋人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说：“汉法，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
汉景帝直到平定七国之乱后，才开始筹备阳陵的工程。
公元前153年，汉景帝下诏，“更以弋阳为阳陵”，即将弋阳县改作阳陵邑。
这里要说一下西汉的徙陵制度。
汉朝皇帝往往会在陵区所在地设置专门的陵邑，作为拱卫长安的卫星城，并迁徙移民在此居住、守陵。
在徙陵的过程中，出于削弱地方、强干弱枝的考虑，西汉皇帝专门挑选关东（函谷关以东）的富户、豪族充实陵邑，即所谓“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
西汉帝陵所在的关中本就是繁华富有的天府之地，这些富商大贾、地方豪族迁徙到陵邑后，也使所在的陵邑成为豪门贵族的聚居地。汉代班固在《西都赋》中曾盛赞长安城附近的陵邑欣欣向荣、人才济济，写道：“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
汉景帝经过“三选”，迁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作为守陵人，并拿出20万钱，作为“拆迁赔偿费”，赐给迁入陵邑的人家（“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
但是，为他修建陵墓的人，主要是出身卑微的刑徒。
《汉书》记载，汉景帝曾下诏赦免在阳陵服苦役的刑徒。但根据考古发掘，在高大巍峨的阳陵周边，仍有不少刑徒的墓地，这些墓地大都地处偏僻，墓中尸骨凌乱，草草掩埋，可见帝陵工程的艰苦。
修建陵墓的无名工人被黄土无情地埋葬，而皇帝本人去世时，得到“黄肠题凑”、“金缕玉衣”等最高规格的葬仪，在群臣的簇拥下，葬入阳陵。
陪伴汉景帝进入地下世界的，除了阳陵最具代表性的著衣木臂式陶俑，还有活灵活现的动物俑。
这些陶俑被塑造成马、牛、羊、鸡、狗、猪等“六畜”形象，成群从葬，分栏存放，表现出文景之治年丰岁稔、牛马成群的盛世景象。
广义上的阳陵，不仅是汉景帝的陵墓，还是包括多座陪葬墓的陵园。
汉景帝的皇后王氏（汉武帝生母，一说名为王娡）在景帝去世16年后病逝。汉武帝为母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让王娡与丈夫汉景帝同茔异穴而葬，合葬于阳陵陵园，后陵在帝陵的东侧携手相望。
清代学者毕沅考察阳陵时，由于年代久远，疏于考证，错将王皇后陵题为“汉惠帝安陵”，以为是汉景帝伯父汉惠帝的陵墓，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一错误才得以改正。
不过，在阳陵享有哀荣的不只有王娡，历史上还有李广的堂兄弟李蔡、苏武的父亲苏建等大汉功臣陪葬阳陵。
李蔡在汉武帝时期当过丞相，他的死与阳陵有关。当时，有人弹劾李蔡私自占用阳陵神道外的“壖地”（宫庙外的空地），汉武帝将其逮捕入狱，李蔡不做辩解，自杀而死，这一案件扑朔迷离。
此外，阳陵还有汉景帝后宫的陪葬墓。位于帝陵以北约1公里处，有一座封土，按照文献记载，这是汉景帝宠妃栗姬之墓。
汉景帝时期，栗姬与王娡为各自儿子争夺储君之位的往事，常为人津津乐道。
这两个曾经备受汉景帝宠爱的女子，死后葬在阳陵，继续陪伴汉景帝，后宫中的明争暗斗似乎在此得到了延续。
汉景帝即位之初，迫于无奈，立与祖母同族的薄氏为后，但他最爱的却是出身齐地的栗姬。薄太后去世后，薄皇后地位不保，很快被废黜，栗姬成了皇后的热门人选，汉景帝将她所生的儿子刘荣立为太子。
正当栗姬封后接近水到渠成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皇后之位截胡了，这个人就是汉景帝的另一个宠妃——王娡。
王娡入宫前是嫁过人的少妇，其母亲找人占卜，听说女儿是母仪天下的“大贵”之相，硬要王娡离婚，把她送进宫去。王娡生得楚楚动人，入宫后得到了刘启的宠爱，生下三女一子，其儿子刘彻是汉景帝的第十子，被封为胶东王，长得身体健壮，气宇轩昂。
在宫中，王娡是个极有心计的女子，她不仅成功地隐瞒婚史，还为生育刘彻制造舆论，声称自己怀孕时梦日入怀。这是贵不可言的征兆，王娡一跃成为汉景帝最受宠的妃子。
王娡的得宠，是对栗姬的莫大威胁，可栗姬偏偏是个直肠子的善妒女人。
汉景帝有一次生病，命栗姬在床前伺候。既然已经立栗姬之子刘荣为太子，如果皇帝不幸早逝，栗姬极有可能以母后的身份扶持新君。汉景帝担忧当年吕后屠杀宗室的惨剧重演，就以试探的口气问栗姬：“我驾崩之后，你要好好照顾其他夫人的孩子啊！”
不曾想，栗姬连半句好话都不说，反而对汉景帝出言不逊，大概意思是你四处沾花惹草，还要老娘照看他们，你在想 peach！
汉景帝的脾气比当太子时好很多，没有当面发作，但栗姬在他心中的印象肯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刘荣被立为太子后，容易招来攀龙附凤之徒。汉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就是其中之一。
刘嫖下嫁堂邑侯陈午，生有一女儿“阿娇”，她想把女儿嫁给太子，于是跟栗姬攀关系。栗姬却看不上刘嫖的女儿，而且刘嫖为了讨好弟弟，经常给汉景帝推荐美女，让栗姬十分不满，于是栗姬严词拒绝这门婚事。
刘嫖被拒婚后没有灰心，转而选择与王娡的儿子定下“娃娃亲”。
据说，刘嫖曾抱着年幼的胶东王刘彻，问他要不要娶老婆，然后找来宫女百余人任其挑选。小刘彻却没有一个相中的，等到姑姑刘嫖指着女儿阿娇，问他，那你娶阿娇好不好？刘彻才笑着对姑姑说，如果能娶阿娇为妻，我就造一座金屋给她住。
刘彻与阿娇的亲事定下后，刘嫖与王娡也结成了政治同盟。之后，王娡扮猪吃老虎，暗中怂恿一些大臣上奏，请求尽快立太子之母栗姬为后。
汉景帝此时正因为托孤遭拒闷闷不乐，又看到有人上书请求立后，登时龙颜大怒，认为栗姬有争权的嫌疑。
大汉朝堂不久前还在外戚阴影的笼罩下，汉景帝不禁感到杯弓蛇影。他不但没让栗姬如愿以偿得到皇后之位，而且把太子刘荣给废了。
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王娡母子笑到了最后。刘彻被立为太子，他将继承祖父、父亲缔造的盛世遗产，开启一段反击匈奴、开拓进取的雄壮历史。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崩。他在位16年，秉承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路线，为文景之治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描绘文景之治的升平时代：“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这是说，到了汉景帝时期，天下百姓均能丰衣足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边陲小城，粮仓都堆满了粮食，各级官府财政充足，京城长安的钱财更是用之不竭，因为堆放时间过久，用来串钱的绳子都已腐朽。粮仓中稻谷堆积到了仓库之外，直至腐烂不可食也没有吃完，乡村街巷田野之间，处处牛马成群。
汉景帝的清明盛世，上承其父亲汉文帝的仁政，但也离不开他本人的治国方针。
汉景帝一即位，就实施了一系列宽仁政策：
为了开垦荒地，他允许百姓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耕作；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恢复前代曾推行的“三十税一”田税；为了整顿吏治、安抚民心，要求官员减轻刑罚，避免“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为了发展文化，在重视道家黄老之学的同时，兼收并蓄，百家争鸣。
就连汉景帝的陵墓阳陵，在西汉诸陵中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阳陵之后，西汉帝陵的昭穆制、陪葬制、立庙制等基本成型，此后的西汉帝陵都以阳陵作为参照。
考古学者袁仲一认为，阳陵应该是研究西汉陵寝和丧葬制度的基地。
这座陵园恰如其主人汉景帝，外表看似平平无奇，却暗藏玄机，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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