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异地嫖娼与异地审判
近日，网传湖南省洞口县政协主席尹某龙疑涉嫌嫖宿幼女被警方控制。不过，经过当地有关部门人士表示，对方属于嫖娼，对象是14岁以上。这种说法，让人怀疑虽然不是嫖宿幼女，但也可能是“未成年人”。14岁以下女生属于“幼女”，但18岁以下女生是“未成年人”，因此这位政协主席涉嫌嫖宿的不是幼女而是未成年女生。
当然，我们还需看到警方通报才能知道真实答案。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政协主席之所以因嫖娼被抓，源于其是在异地（长沙）嫖娼，而非在自家门口。若在自家门口，估计也没人敢动他。正由于在省会长沙嫖娼，导致这位政协主席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终于还是暴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也露出了丑陋的原形。
毕竟，在省会你一个县政协主席也就算不了什么大官了，人家也就根本不在乎你的“官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抓还得抓。这让人不由得想到这位政协主席的一位“前辈”，同样在异地嫖娼被抓。从而也使其“应声落马”，这位“前辈”就是原湖南省纪委副书记杜湘成。既然是原湖南省纪委副书记，在湖南省可以说曾是威震一方，而杜湘成被抓恰恰是到了京城还不知道收敛。
在湖南省你是纪委副书记，但到了京城你这个纪委副书记的“官”也就并不那么“威风”。和洞口县政协主席一样，杜湘成也很“重口味”，到京城嫖娼嫖的是“洋妞”。原本想和洋妞在一起是学习外语这句话，只是某些人“编排”出来的，实际上来自杜湘成，也算是有“典故”了。据说，杜湘成在京城嫖宿洋妞被警察抓住时，杜湘成还用“我们在学习英语”为自己的丑行进行“狡辩”。可谓丑态百出！
另外，目前纠正冤假错案难度还是很大的。让原审让司法机关、司法人员来纠错，哪怕案件不是他自己办的，但是是他所在机关以前办的，内心可能会有消极抵触情绪。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很难。
比如聂树斌案，他的家人申诉了多年，河北司法机关多次驳回了申诉，认为这个案件没有错。这个案件最终能够得以纠正，就是由最高法院指定山东省高院进行复查，发现了确有问题之后，又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启动了再审程序，才把这个案件纠正。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最高法院没有指定山东高院复查这个案件，还是由河北的相关机关来复查，很有可能到现在还纠正不了。所以审判监督程序有必要做一些修改，应当建立异地审查、启动再审程序的机制。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造成一些遭遇不公状告无门的当事人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在当前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要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也就自然就减少了。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对党对国对人民危害极大。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中央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