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时，高僧法融拒绝朝廷征召，来到金陵南郊的牛头山隐居，搭了一间茅茨禅室。多年后，法融成为禅宗支派牛头宗的开山祖师，而他所在的山寺被认为是此宗的祖堂，山名改为“祖堂山”。
唐宋所称的牛头山，即今南京牛首山、祖堂山一带。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崇佛，后主李煜于牛头山造寺千余间。南唐大臣韩熙载、江文蔚根据国君信佛的习惯以及依山为陵的制度，在祖堂山南麓设计南唐帝陵，修建了南唐先主李昪的钦陵、中主李璟的顺陵，后世称为“南唐二陵”。
李煜也想在百年之后葬于斯，他的发妻大周后病逝后便是葬于此地的懿陵。这座陵墓本该是后主的寿陵，但因南唐覆灭，李煜被俘，终究未能如愿。
南唐只有39年的国祚，如风里落花、东流春水，倾覆于时代的洪流中。花繁树茂的宫廷里，徒留教坊乐工吹奏的离歌，恰似李煜在《破阵子》中所写：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南唐灭亡后，位于祖堂山南麓的南唐二陵渐渐湮没，地表建筑消失不见，陵园开垦为农田，四周杂草丛生。当地人只隐约记得，这座佛教名山中，藏有某些达官贵人的古墓。
南唐二陵失去了原本的名字，被传为“太子墩”，但谁也说不清，墓里葬的是哪一位“太子”。
直到1950年春天，传说中的太子墩被一帮不速之客搅乱了许久的宁静。
这一年，一群放牛娃在祖堂山游玩，偶然间发现一个洞就钻了进去，正好通往陵墓的耳室。原来，此前已有盗墓贼挖开墓室，将墓中的珍宝收刮一番，剩下的陶器散落一地。几名放牛娃不知这些文物是何来历，就随手捡些明器和陶俑，带到市场上售卖。南京古董商在收购的过程中发现蹊跷，将此事上报给文物管理部门。
当时正值解放初期，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各界关注。于是，一支由考古学家曾昭燏领衔的考古队来到祖堂山，对被盗的两座陵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曾昭燏出身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曾国潢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弟弟。1935年，27岁的曾昭燏留学英国，成为中国首位远赴海外攻读考古学的女性。在全民族抗战的生死存亡时刻，她毅然回国，投身于中国考古事业，为守护中华文脉，奔波于川、滇一带。抗战结束后，曾昭燏前往南京，继续潜心考古研究，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与南唐二陵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1951年，在曾昭燏女士的主持下，此次科学发掘使两座陵墓中的640余件文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漆器、玉哀册等珍贵陪葬物，避免了继续流失的命运。
当考古人员在其中一座陵墓发现断成三块的玉哀册片时，墓主的姓名已然呼之欲出。
玉哀册上的文字，是举行送葬仪式时所读的祭文。根据残片上赫然写着的“保大”年号和“嗣皇帝臣瑶”字样，多位学者对照史籍核实，认为“保大”即南唐中主李璟曾采用的年号，而“嗣皇帝臣瑶”补正了正史中失载的李璟继位时曾用名李瑶的史实。可以想见，这是南唐先主李昪去世后，李璟以嗣皇帝的名义哀悼先帝李昪用的哀册。出土玉哀册的这座陵墓，即为李昪的钦陵。
之后，另一座陵墓也证实为李璟的顺陵。于是，无人问津的“太子墩”有了名，这就是沉寂千年的南唐二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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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祖堂山登高远眺，只见山峦起伏、山谷幽深，风水中的“地理五诀”（龙、穴、砂、水、向）一应俱全，正是帝王死后的理想归宿。
南唐二陵背靠祖堂山，被山左右环抱，如“太师椅”之状。二陵的门皆南向，遥对山势巍峨的江宁云台山，背后眺望的则是牛首山的双峰。
牛首山双峰耸峙，好像一对牛角，也如一对天阙。据说，当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后，有人建议于都城外建立双阙，以示尊贵，宰相王导却不以为然，认为天下尚未安定，不宜大兴土木，他指着牛首山对晋元帝说：“此天阙也，岂烦改作！”到五代十国时，南唐修建二陵，选址于祖堂山，正是看中“背倚天阙，面矗云台”的形胜之地。
二陵的主要“设计师”，是南唐名臣韩熙载。
韩熙载本来出自山东的官宦世家，但五代战乱频仍，韩熙载年轻时，韩家不幸卷入后唐的政变，导致家道中落，家人离散，韩熙载被迫亡命江南，投靠南唐之前的杨吴政权。
南下之前，韩熙载对友人李谷说：“我如果能在江南当上宰相，一定会率军北上，收复中原。”李谷笑着说：“如果中原用我为相，我取吴国不过探囊取物。”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韩熙载到南方后，多次向主公献上北伐计策，后晋灭亡时，契丹南侵，中原大乱，韩熙载向南唐中主李璟建言，乘着中原空虚，发兵北伐，可成大事，但李璟不听其言，错失良机。
到后周建立时，南唐朝中有好事者主张北伐，韩熙载认为，此时中原已经恢复元气，后周君明臣贤，不是北伐的时候，便说：“北伐原本是我一直坚持的，但时至今日，已不可为之。”
韩熙载一向对朝政直言不讳，被以南方士人为主的宋齐丘一党视为“眼中钉”，遭受排挤。经过多年宦海沉浮，韩熙载的豪情壮志被消磨殆尽，于是拿着朝廷所赐的俸禄，在家蓄养了40余名舞女、乐姬，整天跟一帮文人雅士饮酒作乐、纵情声色，装作一副避世的样子。
南唐后主李煜即位后，听说韩熙载在家自暴自弃，感到将信将疑，于是命画家顾闳中夜入韩宅，一探究竟。顾闳中记忆过人，技艺更是超群，回来后将韩熙载家中宴饮的画面悉数还原，成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
此后，韩熙载便以放荡不羁的形象被世人记住。但鲜为人知的是，年方弱冠便高中进士、名闻中原的韩熙载，平生也以“知礼”著称。
因此，南唐先主李昪的陵墓工程交给了韩熙载负责，并由另一名大臣江文蔚担任其助手。江文蔚比韩熙载大1岁，通晓祭祀仪典，也是个大才子。
南唐的开创者李昪自称是李唐宗室之后，以“唐”为国号。韩熙载、江文蔚等大臣在为南唐帝陵选址时，考虑到唐代的山陵制度讲究“依山为陵”，陵区必须开阔，以便日后再设置其他陵墓。
当时，金陵周边的钟山、幕府山、栖霞山等地已经分布有六朝以来的诸多陵墓，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世家大族，南唐实在没有必要再去凑热闹。而李昪生前经常到牛头宗的发源地祖堂山礼佛，若在此地修建陵墓，对于其后世子孙而言，兼有谒陵和拜佛的意义。此外，祖堂山之南有一条小河，汇集山上的涧水流向秦淮河，这条小河疏浚后可通行舟船，运载砖石木材等陵墓建筑材料。
韩熙载和江文蔚反复研究后，终于在祖堂山规划建设了南唐先主李昪的钦陵。之后，中主李璟的顺陵也依照钦陵的规制，建于祖堂山南麓。
南唐先主李昪的钦陵（《南唐书》称为永陵），建于南唐全盛时期。经过1950-1951年的发掘清理后，只见钦陵内部富丽堂皇，匠心独具，既继承了唐代的艺术和建筑风格，又有一些创新，如“开启了宋代建筑装饰中所常用的牡丹、海石榴花纹的先河”。
这座陵墓全长21.48米，墓门南向，墓中共计13个室，前、中室用砖造，后室用石造。前室和中室东西两侧各附一侧室，后室是地宫的主要部分，为李昪和皇后宋氏的梓宫所在，东西两侧各附三侧室。
在科学发掘之前，钦陵曾遭遇多次盗墓，淤泥从盗洞渗漏下去，几乎堆积到墓室顶端。淤泥对墓中的彩画造成巨大的损坏，却意外地保护了墓中的陶俑。
南唐二陵出土的陶俑，有内侍、宫官、宿卫、俳伶、舞姬等人物形象，还有狮、骆驼、马、鸡等动物形象，以及人首蛇身、人首鱼身、人首龙身等神怪形象，反映了南唐艺术的主流特色。
从这些陶俑可以看出，南唐匠人“图真”的艺术主张。这种主张是说，艺术不仅要有形似，还要“搜妙创真”“度物象而取其真”。这也许与南唐的政治形势有关，南唐偏安一隅，身居此地的艺术家可能敏锐地察觉到，南唐只不过是拥有暂时的安定，终究逃不过灭亡的命运，所以力图求真，在艺术中留下永恒的一瞬。
在由曾昭燏担任总编辑的《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有一段南唐二陵艺术的评论：“我们不难想象到，当时聚集了多少优秀的艺术家们，才将这两座陵墓建筑成功，并将制作出的最精美的东西放在里面的啊！这两座陵墓和里面的东西代表着当时江南地区建筑艺术、彩画艺术、雕塑艺术、制瓷工艺和制玉工艺的最高的成就，换句话说，就是集中着南唐艺术部分的精华于这块地方。”
实际上，南唐留给后世的财富，远远不止是艺术。
南唐政权只存在39年，却统治了曾为唐朝经济命脉的江淮地区，史称，“（南）唐有江淮，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经过南唐的开发，江淮地区的农业、商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有数据表明，北宋吞并南唐后，东南漕运米每年增至每年400万石，相当于唐朝后期东南漕运的10倍，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五代时期统治东南的政权。
文化上，江淮和巴蜀形成五代时期两大文化南移的中心，其中，割据江淮的南唐崇文重儒，吸引了大量南下的北方文士，同时，南唐在地方设有不少私学和书院，使江左文风不减，成为承唐启宋的一大文化桥梁。史书对南唐的文化贡献有极高的评价，如马令《南唐书》曰：“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资治通鉴》则说：“当时（南）唐之文雅于诸国为盛。”
由此可见，开创南唐的李昪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在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昪不叫李昪，而是姓徐，叫做徐知诰。
关于李昪的身世，至今充满谜团。他虽然自称是唐室苗裔，但无法确认自己的祖先究竟是哪一位李唐宗室。
史书中记载了李昪为自己编造世系的经过。李昪称帝时，本来与大臣商定，要尊唐太宗第三子李恪为祖先，还编排了李恪以下至李昪的十世宗谱。但是，大臣们说，李恪当年因罪被诛，不吉利，不如尊唐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为祖。或许是因为南唐朝廷出现分歧，后世史书关于李昪先祖的说法也莫衷一是。故此，有一些史书认为，李昪少孤，又逢战乱，“莫知其祖系”。
李昪出生于徐州，小名彭奴，他年幼时就失去了父母，在四处流浪后寄宿于濠州开元寺。后来，杨吴的开创者杨行密攻下濠州，偶然间来到开元寺，发现小彭奴聪明伶俐，想要收为养子。但当时杨行密自己的几个儿子勾心斗角，忙着争权，更不愿意突然多出这个弟弟，于是杨行密只好作罢，将小彭奴转交给大将徐温抚养，改名徐知诰。
杨吴，是五代十国时期统治江淮地区的政权，由晚唐淮南藩镇杨行密建立。杨行密在位时，“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为日后南唐的经济富庶打下了基础，他手下还有一帮能人，号称“三十六英雄”，徐温正是杨行密手下的得力干将。杨行密死后，其子不堪大用，徐温乘机把持了杨吴的军政大权，已然有篡位的意图。
话说徐知诰被徐温抚养后，出落得一表人才，成长为“喜书善射，识度英伟”的美男子，时人都说他有大富大贵之相。徐温命徐知诰出镇昇州（治所在今南京），于是，徐知诰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还拉拢了各色人才。
徐温没来得及取代杨吴就撒手人寰，徐知诰得知消息后，迅速采取行动，以“不臣”之罪剥夺了徐温之子徐知询的权力，并控制了杨吴的傀儡皇帝。公元937年，徐知诰正式称帝，起初定国号为“齐”，两年后，恢复李姓，改名李昪，以大唐宗室的身份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李昪崇佛重道，建立南唐后，他请道士王栖霞进宫讲道，问他：“何道可致太平？”
王栖霞淡淡地道：“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国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当时，皇后宋氏正在帘后倾听，不禁连连称赞，以为“至言”。
尽管南唐先主李昪只是一个割据的皇帝，但在十国诸帝王中，他无论是政治手腕，还是个人魅力，都称得上是一代枭雄。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的政权。面对中原的朝代更迭，杨吴、南唐政权扼中国南北交通之要冲，北隔江淮，东邻闽越，西界荆楚，进可进军中原，退可保据江南，对整个中国的形势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
李昪称帝后打出“大唐”的旗号，欲与中原一争正统。但他深知，以南唐的国力尚不足以支持全面战争，南唐之地有如“覆瓯”，所谓“地势未便”，“锥未得处囊中”。于是，李昪为南唐定下战略，唯一的希望便是等待“中原变故”，挥师北上，控制中原，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之后南方诸国可“尺书而招之”，进而统一南北。
为了有朝一日实现大业，李昪在位时以文治国，保境息民。
宋代陆游的《南唐书》记载：“自烈祖（即李昪）以来倾心下士，士之避乱失职者，以唐为归。”当时，北方武人当权，战乱不休，大量北方文士在李昪的政策感召下前来投奔。同时，李昪注重生产建设，使南唐呈现出一片“耕织岁滋，文物彬焕”的盛世景象。
李昪反对穷兵黩武，当手下建议李昪开疆拓土时，他说：“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出身贫苦的李昪，深知民间疾苦，终其一生都是一副亲民爱民好干部的形象。正如陆游对李昪的评价：“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王之风焉。”
但李昪仍没有忘记北伐的雄心。南唐升元七年（943），李昪临终前，特别嘱咐儿子李璟：“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余万，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又啮其指至血出，再三告诫道：“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
李昪崩后，南唐大臣讨论其谥号、庙号。有人认为，李昪恢复“唐”的国号，可谓中兴之君，可用规格高的“祖”为庙号，又取“烈”字为其做盖棺论定的评价，遂称李昪为“烈祖”，葬于祖堂山南麓的钦陵。后来，后周太祖郭威追尊父亲郭简为帝，皇陵也称钦陵，而北宋禅代自后周，故南唐钦陵在后世史书中被改称为“永陵”，直到南唐二陵出土的哀册上出现“钦陵礼也”的字样，才得以正名。
可惜的是，南唐中主李璟既辜负了父亲的期待，也难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南唐中主李璟继承了父亲的帅气相貌，时人称“其为人，粹若琢玉。南岳真君，恐未如也”，比神仙还好看。李璟平时如儒士一样穿着朴素，雅好古道，每次临朝，都竭尽所能地摆出最好的仪容，他还是个词人，不过在作词方面，他儿子比他更出名。
李璟的顺陵，在其父钦陵的西北侧，虽然并称为南唐二陵，规模却比李昪的钦陵小很多，墓中没有钦陵中那般精美的天文地理图和大型浮雕石刻，随葬物品也较少。
这并非李璟的儿子李煜不孝顺，而是因为南唐在中主时代已经由盛转衰。
李璟在位时（943-961），南唐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侨寓士人和土著士人之间的倾轧内斗，这是南唐大量吸纳北方士人后出现的“反噬”。前文说到的韩熙载，也在此时备受排挤，逐渐远离朝堂。
对外，李璟不顾其父李昪生前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兵攻打割据今福建一带的闽国、割据今湖南一带的马楚，虽然成功灭掉两国，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但难以守住成果，反而因此与南方的另外两个政权吴越、南汉交恶。不久后，南唐军被迫撤离，辛苦经营化为乌有。
打仗烧钱又费人力，经过闽、楚两次征战，南唐实力大为削弱，几乎赌光了李昪留下的筹码。
陆游《南唐书》认为，这两次战略失策，使南唐失去了北向而争天下的机会：“元宗（即李璟）举闽楚之师，境内虚耗。及契丹灭晋，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国用，既已弗支，熟视而不能出，世以为恨。”
南唐灭马楚的同一年，北方迎来了五代的最后一个朝代——后周。
周世宗柴荣在位时，后周国力强盛，大有统一天下之势。958年，柴荣发兵南征，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南唐丧失淮南之地，士卒死伤无数。李璟唯恐周师渡江，赶紧狼狈求和，向后周称臣，岁输土贡。
淮南之败后，南唐沦为后周的附庸，称臣纳贡，后来北宋建立，又奉宋为正朔。从南唐中主李璟所写的一首《摊破浣溪沙》，可以看出李璟面对国家衰败的一腔忧愁和无能为力：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在南唐二陵享殿遗址的所在地，出土过一件“鸱吻”，这是一种装饰于宫殿上的瑞兽形象，但这件鸱吻似乎是被拆除下来的。史书记载，南唐降号称臣后，国君不得不贬损自身的仪制，其中就包括拆除宫殿上的鸱吻。皇宫上的鸱吻都要拆除，陵墓享殿上的鸱吻自然也不能幸免。考古发现中的这个“彩蛋”，正好印证了这一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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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璟陵的哀册上，刻有“弟居储元”一句，意思是墓主人本来希望自己的弟弟继位。这几个字隐藏着一段叔侄争储的秘闻，以及南唐后主李煜阴差阳错的继位过程。
南唐中主李璟在位时，他的三弟李景遂曾被立为皇太弟。据说，李昪去世时，李璟和几个弟弟曾在父亲灵柩前立誓，相约以后由兄弟继立。古人说，最是无情帝王家。李景遂这个“皇太弟”虽身居高位，却内不自安，总怕被别人抓到把柄，希望哥哥同意自己推辞储位，再三请求后，这个“皇太弟”终于被罢免了。
之后，李璟立嫡长子李弘冀为太子，结果，李弘冀入主东宫后，竟然派人毒杀了叔父李景遂。李璟一看儿子忒狠，就把他的太子之位给废了。
李煜作为李璟的第六子（一说第五子），本来跟东宫八竿子打不着，他自号钟山隐士，不敢参与朝政，专心以经书、典籍自娱，表示自己无意于帝位。但经过大哥李弘冀这么一闹，储君之位空下来，没过几年，李弘冀又病死了，据说他经常看到叔叔李景遂的鬼魂，给吓死的。
到了961年，中主李璟去世前夕，李煜的几个哥哥都已早亡，李煜成为唯一的储君人选，遂于金陵即位。
本不该即位的李后主，面临着南唐注定将要覆灭的命运。在这段痛苦的煎熬中，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2010年，考古队对南唐二陵周边进行进一步的勘探，在中主顺陵的西北侧发现了第三座陵墓，墓主确认为女性。经过考证，确认为后主李煜第一任皇后大周后的懿陵。如此一来，南唐二陵变成了“南唐三陵”。
大周后去世时年仅29岁，她和后主李煜伉俪情深，共度十载恩爱生活。
史载，大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她曾为公公李璟弹奏琵琶祝寿，李璟听到那优美的曲调，大为赞叹，于是将自己珍藏的烧槽琵琶赏赐给儿媳妇。
李煜即位后，大周后是后宫最璀璨的明珠，她常为后主谱曲，夫妻二人琴瑟和鸣，她还开创了“高髻纤裳”和“首翘鬓朵”等妆容，后宫争相模仿。
有一次，大周后生病，命人将4岁的儿子李仲宣接到别院居住。李仲宣在佛像前玩耍时，蜡烛落地，吓得宫里的猫到处乱窜，李仲宣受到惊吓，竟病死了。
大周后为此伤心欲绝，也一病不起。她对前来探望的后主说：“妾身有幸嫁入宫门，至今已有十年，女子之荣莫过于此。唯一不足的是，我们的孩子早夭，我如今也将身殁，恐怕无法报答您的恩情。”大周后病危之际，自知时日无多，取出当年李璟所赐的烧槽琵琶和自己平时戴的玉环，沐浴更衣后，口含玉蝉，于宫中与世长辞。临终前，她留下遗书，请求薄葬。
另有史料记载，大周后之所以病情恶化，与其妹妹（即日后的小周后）争宠有关。据说，大周后病重时，她的妹妹常入宫探视，李煜见了小姨子，十分爱慕其美貌，将其纳入后宫。大周后得知此事后，气得面壁而卧，至死不看妹妹一眼。
大周后去世后，李煜或是出于深情，或是出于愧疚，在其亲笔的《昭惠周后诔》写道：“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抆血抚榇，邀子何所？苟云路之可穷，冀传情于方士！呜呼哀哉！”
先不说李煜和两位皇后的爱恨情仇，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懿陵极有可能也是李煜为自己预留的陵墓，他原本希望与大周后相伴于地下。
但是，北宋开宝八年（975），渡江而至的宋军踏破了李后主的金陵残梦。
南唐灭亡三年后，42岁的李煜在汴京去世，一说是被鸩杀。相传，那首感时而作的《虞美人》成了他的催命符：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死后，以王侯之礼葬于洛阳北邙山。他永远都无法和心爱的大周后同归懿陵了，只有他那不朽的词穿过时空的长廊，萦绕于南唐陵园，回荡于沧桑世间。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
参考文献：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宋]马令，陆游：《南唐书（两种）》，南京出版社，2010年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杜文玉：《南唐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维林，夏仁琴：《南唐二陵史话》，南京出版社，2009年
任爽：《南唐史》，中华书局，2024年
- END -
作者丨南朝子云
编辑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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