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三年（1585），北京郊外大峪山，一个不祥之兆出现在明神宗的寿陵工地上。
这一年，太仆寺少卿李植等人报告说：“玄宫后凿石横阔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
土建遇石，于工程而言，本就再正常不过。但于风水学说与皇帝寿陵而言，便是大忌。
在陵墓风水一说上，石头是一个不吉利的角色。《葬书》有言：“葬者乘生气也……气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而《大汉原陵秘葬经》也指出：“穿见大石凶。”
玄宫巨石的出现，让明神宗寿陵的选址出现了变数。可是，备选的宝山新址虽好，若筑陵于此，有僭分、冒犯裕、茂二祖陵之嫌，于制不合。
无奈之下，明神宗只能将就，“还用大峪，传与所司，兴事无辍”。
于是，寿陵选址重归大峪山，修筑工程全面铺开。
万历十八（1590）年六月，一座耗时5年半，规模仅次于成祖长陵、世宗永陵的新帝陵，在天寿山皇家陵区内正式竣工。
明神宗在位48年，这座新帝陵足足等了他30年。当他死后，灵柩被葬入这座定名为“定陵”的大墓之中。
帝陵风水事关王朝兴衰，帝王们都希望借风水宝地的神力，来保佑子孙不息，国祚永续。然而事与愿违，明神宗长眠于定陵后，大明国祚仅剩二十四年。
▲明神宗朱翊钧画像。图源：网络
生前预建寿陵，是古代帝王们流行的做法，方便自己驾崩后直接“携棺入住”。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年仅21岁的明神宗就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后事，并在内阁官宣了营建寿陵的想法。
定位选址，向来是修坟筑陵的头等大事。
靖难之变后，大明帝国的权力中心从江南移至北京。明成祖也放弃了寿陵落葬南京、陪伴太祖的想法。北京的天寿山一带，成为明成祖阴宅的落户之地。历代的嗣皇帝跟随成祖的脚步，相继将阴宅落户于此。
于是，天寿山一带成了明朝皇室的专属陵区，明神宗死后，自然也是要跟随先祖入驻这里。
偌大的陵区，于何处筑陵为好？谁也说不准。
为此，定国公徐文璧和大学士张四维牵头，联合各部、司、监组建了一个卜陵工作组，前往天寿山陵区，为明神宗踏勘吉壤。
虽然卜陵团队阵容非凡，但具体选址的确定，仍是一波三折。
明初时期，明成祖择定这一皇家陵区时，已经为子孙阴宅预留了落户空间。然而时隔多年，随着9位先帝的接连入“住”，及众多后妃、宗室坟冢的加入，天寿山公墓不免有一些“拥挤”，本就难寻的吉壤，自然所剩不多。
二月，明神宗察看了卜陵工作组呈上的潭峪岭、祥子岭、勒草洼三个选址方案，均不合意，要求他们再找几个备用选址，以作参考对比。
明神宗对陵址的挑剔，不料竟引发了一系列的内耗与官斗。
帝王寿陵选址考究风水，但卜陵团队的成员们对此各执一词，所推荐的不同选点又需一一踏勘核验，卜陵工作组不得不时常往返京、陵之间，疲于奔波。史料记载，当时参与卜陵的通政使司左参议梁子琦自认精通风水，批评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学艺不精。而大学士申时行的卜陵报告因剔除了梁子琦的选址，被梁氏挟私报复——以徐（学谟）、申互为亲家，结党营私为名向明神宗打了小报告。徐学谟、申时行又以梁氏所荐的一处选址有“僭分”之嫌予以反击……
如此下去，卜陵选址的纷争只会愈演愈烈。
万历十二（1584）年九月，明神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亲自下场平息争端，当事官员后来也多有被“夺俸数月”的处罚。
经过图册遴选与实地比对，大峪山脱颖而出，被神宗定为风水上佳的吉壤。
帝陵开工之后，李植欲借玄宫巨石一事，否定大峪山选址。但明神宗说：“今外廷诸臣为寿宫事，争言风水。夫在德不在险，昔秦皇营骊山，何尝不求选风水？未几见发，选求何益。我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安得许多吉壤？朕志定矣！”
一句“在德不在险”，似乎透露出一代明君应该有的气质。
明神宗的意思很明显，他不愿再被卜陵纷争一事烦扰。大峪山虽说不上尽善尽美，但与其他选址相比，已是最优解。
至此，寿陵使用人亲自拍板，选址之争告一段落。
筹建寿陵之前，明朝已经历了近十年的万历新政，府库充盈，这为明神宗大兴土木提供了财力支撑。
帝陵建设，在王朝内部向来是一笔巨额开支。以汉朝为例，《晋书·索綝传》曾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当然，这也跟汉朝厚葬之风盛行有关。
明神宗的定陵虽不及汉代帝陵奢靡，但对比天寿山各祖陵，亦不免铺张之嫌。史载，定陵工程耗资约800万两白银，造价接近成祖长陵、世宗永陵，远超其父明穆宗的昭陵（《明熹宗实录》记载为150余万两）。
而在筑陵这五年工期里，根据学者全汉昇与李龙华的研究，明朝一改世宗、穆宗时期财政赤字的窘迫，太仓银库年收入都稳定在320万—370万两之间。这是新政的成果，也是帝陵工程的资金保障。
此时，一向提倡皇帝去奢从简的首辅张居正，早已不在人世。继任的内阁元老大多唯皇帝马首是瞻，反对明神宗大兴土木的声音自然少了许多。
张居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生前辛苦劝俭和改革的成果，竟然被明神宗挥霍于修坟一事上。
巨额资金的投入，必定是人力与物力的大量跟进。
定陵工程总负责人是定国公徐文璧和大学士申时行，参与一线建设的人员除了民夫、工匠外，还有到京师轮训的卫戍部队。定陵施工人员随工程量变化而调整。比如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参加筑陵的军民单日多达两三万人。
除人力外，定陵还集合了山东临清和苏州的砖，北京房山的汉白玉与青白石，川、黔、鄂等地出产的楠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建材物料，一方面造就了定陵的壮丽辉煌，另一方面亦造成了民间的苦难与疲惫。
《明史·食货志》载：“采造之事……最巨且难者曰采木。”陵区宫室殿堂营建用木，大多于深山老林才能伐获，环境险恶不说，运输也是个大问题。由于原木大且重，只能待雨季山洪暴发，木料借水流冲下山，再以放排之法，亦木亦舟，辗转水路数千里，运抵京师。
为一人坟冢，疲百姓之躯，何其无度。
对于这座属于自己的魂归之冢，明神宗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万历十六年（1588）霜降节气，明神宗照例到天寿山祭祖。礼毕之后，他不顾定陵尚未竣工，迫不及待地亲自下到玄宫参观，为这座地下“豪宅”把酒言欢。
当时，明神宗才26岁，正值青壮年，竟到自己的坟冢里小酌一番，不免有些荒唐。
明代帝陵通常分为两部分：地面陵寝建筑与玄宫。
定陵的地面建筑群，继承了南京太祖孝陵“前方后圆”的整体布局，自单孔桥起，碑亭、定陵门、重门、祾恩门、祾恩殿、方城、宝城、宝顶如同糖葫芦一样，沿着中轴线一字串联。自重门起，又有四方宫墙衔接宝城圆型围墙，构成帝陵的宫区。
定陵的地面建筑群有继承，亦有变革，这便是外罗城。
这一制式源自湖北的明显陵，为明世宗给生父翻修兴献王陵时的首创，是一道前方后圆、囊括所有建筑在内的闭合式城墙。世宗永陵延续其制，神宗定陵亦有师承。
玄宫是安放皇帝灵柩的地下宫殿，位于圆形宝城地下，正下方偏后位置。玄宫分五殿，为前、中、后三殿，中殿左右各有一配殿。中殿有明神宗与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石座。后殿横置，与中殿呈“T”字型布局，是明神宗与两位皇后棺椁的存放处。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皇后不仅同姓王，命运也趋近——生前都是不受明神宗宠爱的女子，死后却长伴在明神宗左右达数百年之久，何其讽刺！
明神宗的定陵无论是造价，亦或是建制，几乎追比其祖父世宗的永陵，而超越一旁父亲穆宗的昭陵。礼部侍郎朱赓曾劝告明神宗：“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
意思是说，作为儿子，陵墓修得比父亲的还大，不合适。
然而，朱赓的话，明神宗一个字都没有听入耳。
作为天寿山陵区内的第三大帝陵，定陵建制的超规，一定程度上是明神宗在权欲上逆反、自专心态的外化。
▲明定陵。图源：图虫创意
当弹簧被压缩到底时，它也在隐隐蓄力，准备反弹。明神宗的前半生恰似如此。
隆庆六年（1572）五月，36岁的明穆宗骤然崩逝，当时的太子朱翊钧还是个年仅10岁的孩子，只能硬着头皮接任帝位，是为明神宗。
值此权力交接之际，内阁首辅高拱却妄言：“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就是这么一句牢骚话，害得自己获罪，罢归乡里，但同时也把明神宗的教育问题摆上了台面。于是，明神宗迎来了堪称严苛的教育。
作为明穆宗的托孤重臣之一，张居正对明神宗而言，亦臣亦师。身为臣子，他是称职的，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清丈田亩……新政井然有序地推进。身为帝师，他是用心的，亲编《帝鉴图说》，以正反案例图文并茂地教明神宗如何做皇帝。既照顾了少帝的学习能力，也不忘明穆宗托孤之重任。
张居正对明神宗期望值很高，总是想着把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对他的教育，自然也就采用了“严师出高徒”那一套办法。
有一次，在背诵《论语》篇章时，明神宗不慎口误，将“勃”字读成了“背”。尽管只是个小失误，但明神宗立马遭到了张居正近乎咆哮般的斥责与纠错，以至于“悚然而惊”，一时间竟然分不清谁是君，谁是臣了。
明神宗少时与其他孩子无异，偶尔贪玩不读书，张居正“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止”。
元宵佳节欲行烟火与民同乐，张居正则以“糜费无益”为理由，将这一乐事否决取消了。
张居正的惩罚式教育，让明神宗内心极为忌惮。而事无巨细的干涉阻挠，更是让明神宗有了一种如笼中鸟般的窒息感。
▲张居正。图源：大明王朝1566剧照
外有严师，内亦有严母，这是少年明神宗成长的环境。
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虽然出身寒微，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却是一丝不苟。每当课业完毕，李太后都要明神宗当面复述一遍，完不成时就体罚。逢临朝日，太后都会亲自催促明神宗梳洗，按时朝见百官。
李太后之严苛，与张居正不相上下。明神宗年少之时，曾受近侍宦官的蛊惑，醉酒持械闹事，还伤了人。李太后听说之后恨铁不成钢，予以最为严厉的警告——“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承耶？”随即召潞王（明神宗胞弟）进京，欲行伊尹、霍光之事。
这一次闯祸，明神宗战战兢兢，切身感受到了权力与帝位的不稳。若不是长跪求饶，明朝历史可能就跟西汉一样，多了一个“造恶三千条”的废帝。
母亲的强势，让明神宗又敬又怕。即便加冠亲政之后，明神宗仍俱母三分。李太后曾用一句“尔亦都人（宫女）子也”来敲打不愿立长为嗣的明神宗，一向不讨父爱的长孙朱常洛最终登上太子位。
在母亲的阴影下，明神宗在许多事上不能自主，而是妥协。
师也好，母也罢，终不能时刻伴君左右，冯保恰好填补了这个角色空缺。
作为侍奉皇帝的内侍太监，冯保相当于太后和帝师的另一个替身，时刻对皇帝进行言行监督。《明史·冯保传》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少年明神宗在宫里和小宦官门打闹时，突然看到冯保到来，吓得立马停止了嬉戏，回归一本正经的样子，连坐姿都是端端正正的。
堂堂一国之君，岂会害怕一个太监？显然不是。
万历最初十年，张、李、冯三人互相配合，在明神宗的教育问题上，全方位进行管控和监督。明神宗在这些约束调教之下，倒也没出过什么太大的差错，反而还取得了一些成就。
十年新政，明神宗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全力支持改革，在风雨飘摇的晚明一度开创了中兴局面，形势稳中向好。
但这十年，也是明神宗人格养成的阶段。全方位严管，固然规范了少年明神宗的言行举止，但在一片“都是为了你好”的声音中，他内心的变化却被选择性地忽视了。
明神宗的成长历程中，伴随着太多的压抑、妥协与无奈。于人前，他伪装成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于内心，他更像是一根被人压制的弹簧。
从青少年时的老实人，变为中晚年的独断放纵，明神宗逆反的性情变化，或许是出于一种报复性补偿心理。这就像是，一个极少接触玩具的孩子，成人之后极有可能疯狂弥补童年的缺失。
历朝历代，少帝们亲掌大权，通常都不是一件易事。
昔日汉宣帝欲恢复皇权，面对权臣霍光，选择隐忍多年不发，利用年龄优势熬死了对手，步步为营，最终实现大权在握。明神宗似乎也选择了同样的路子，而他的主要对手是内阁首辅张居正。
不过，相比汉宣帝，明神宗是幸运的，因为张居正旧病屡屡复发，身体每况愈下，比想象中的更为糟糕。
关于张居正的病，许多史料描述为“下部热症”——也就是痔疮和一些并发症，但王世贞与沈德符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张居正身体健康的恶化，是滥用“房中药”的结果。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被病痛折磨并击垮，死于北京。
对于明神宗而言，这是个积极的信号。
张氏之死意味着掣肘自己亲政路上的最大障碍荡然无存，被压制、管束多年的明神宗，终于可以“反击”了。
一场政治风暴随即到来。
明神宗的第一个下手目标，是司礼监太监冯保。除了是张居正的政治搭档的缘故外，最主要是因为他经常向太后打小报告，屡屡得罪明神宗。有一次，明神宗被两个近侍怂恿，酒后闹事。事发后遭李太后严加责问，明神宗不得不下罪己诏进行自我检讨反思，这位年轻的皇帝自尊心大受打击，而此事的举报者正是冯保。
张居正死后，冯保失去了外廷的倚靠，独木难支。在明神宗的默许授意下，那些和冯保有过节的政敌们，纷纷跳出来上书弹劾。其中，江西道御史李植给冯保罗列了十二条大罪。
就这样，明神宗借他人之手给冯保定罪，又以相伴多年为由，假仁假义地留了他一命，以抄没家产、逐出北京，结束了冯保的政治生涯。不久，冯保病死于南京。
处理冯保一事，只是牛刀小试，让明神宗积累了施展帝王心术的经验。而那些官场投机分子们，也嗅到了朝局气息的变化——皇帝要换目标下手了。
明神宗对亦臣亦师的张居正，并不是一开始就怀有敌意的。
张居正身居高位多年，生前曾私下对人说“我非相，乃摄也”，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十分清楚。
张居正居于明王朝的摄政地位，既有穆宗托孤和李太后力挺的关系，也是帝国政局形势的需要。明神宗继位之时，年仅10岁，需要有人总揽大权，来稳定朝局。然而，随着明神宗逐渐成长，张氏摄政渐渐成为皇权的掣肘。
张居正在万历一朝身居高位，又主持新政近十年，即便身死，其余威和影响力尚存朝野。明神宗欲行自主，建立自己的权威，则必须把这些尽可能地清除掉。
显然，皇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居正。
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张居正死后不到半年，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的一封举报信，拉开了清算张居正的序幕。紧接着四川道御史、云南道御史、山西道御史……大小官员轮流发难。
弹劾张居正的奏章一封接一封，如潮水般涌来，呈到明神宗面前，舆情大有决堤失控之势。明神宗甚至不得不下诏——禁止翻旧账。
然而，朝臣们仍持续发泄着对张居正的不满。
见火候与时机已到，明神宗就坡下驴，借舆论之势，对这位曾经的托孤大臣开始了反攻倒算。
政治是冰冷的，也是无情的。不久之后，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名陆续扣到张居正头上，一代权臣人在墓中躺，祸从天上来。
明神宗再次展示假仁假义——念及张氏托孤辅政，免于开棺戮尸。
而张家人就倒霉了，张氏一家的男丁或自杀，或充军，家产被尽数抄没，不少老弱妇孺活活饿死，还出现了尸身被饿犬分食的人间惨剧……帝国首辅一家，从天堂坠入地狱。
随着张、冯被定罪处理，按在弹簧上的三只手，业已去其二。
此时，李太后身居后宫，热衷神佛一事，对儿子管束日趋减少。而明神宗已成年亲政，不再是需人辅佐的少帝。明神宗朱翊钧在事实上完成了帝国的大权在握。
享受到“自由”的明神宗，终于体验到君临天下的快感，以至于经常口出专断之语，“如今用人那一个不是朕主张”、“朕亲览章奏，何事不由独断”……
没人约束的感觉，真好。
▲明神宗朱翊钧画像。图源：网络
自万历二十年（1592）起，一向“事事由朕独断”的明神宗，居然不爱上朝了。
史料记载，明神宗后半生怠于朝政，一个皇帝，竟然可以做到“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奏章”，以至于朝政混乱，国家机器近乎停摆。
帝国的大脑罢工，其中的原因甚为复杂，与明神宗的健康状况亦有些许关联。
自从束缚解除，放飞自我，明神宗的生活开始愈发地荒淫糜烂，与酒、色、财、气打起了交道。
享乐的结果，是对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明神宗经常病痛缠身。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作为陈氏嫡子，明神宗本该亲自扶灵送葬，奈何“痰流注于左足，动履不便”，不得不缺席了这场国葬。
病痛严重之时，明神宗甚至还闹出“立遗嘱”的乌龙事件。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十六日，明神宗自感大限将至，深更半夜紧急召见包括首辅沈一贯在内的朝廷大员。
当沈一贯进到启祥宫后殿西暖阁，极度虚弱的明神宗拉着他的手，开始交代后事，又不禁感慨一声：“朕见先生这一面，舍先生去也！”
这一晚，沈一贯吓得根本不敢回家。
然而第二天，当遗嘱以圣旨形式传至内阁时，明神宗的病情却开始有所好转。皇帝随即出尔反尔，命人追回已经颁布的遗诏。
遗嘱事件虽然是虚惊一场，但也说明了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虽然身体堪忧，明神宗本人对治病调理的态度并不积极。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略懂医术，看到明神宗祭祀宗庙时头晕眼黑，身体乏弱，就上书劝神宗节制“衽席之娱”，远离女色。结果，因话题敏感，神宗自觉面子上挂不住了。大怒之下，卢洪春不仅挨了六十大板，连工作也丢了。
如此忌医讳医，最终也难逃病魔之手。
万历四十八（1620）年七月，病入膏肓的明神宗死于宏德殿，享年58岁，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
当年十月三日，明神宗和孝端皇后的灵柩葬入定陵玄宫。
明神宗驾崩后，在地下的皇宫延续着他生前的宅男生活，这一呆，就是三百多年。
时间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与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沈雁冰（文化部部长）、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范文澜（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张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人联名上书国务院，提议发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理由是方便明史研究、丰富大众智识，并进行文旅开发。
次月，周恩来总理发来了批示——原则上同意。长陵发掘委员会和工作队随之成立。
然而，第一次发掘帝陵，缺乏经验的工作队犯了难，面对长陵几乎无从下手。最终，工作队决定挑一座小一点的明帝陵来练练手，待到技术、经验积累到位，再发掘长陵。于是，埋葬时间较短，有迹可循的定陵成为了“试验”的目标。
1956年5月，针对定陵的试验性发掘正式开始。直到1958年7月，历时两年多的发掘工作宣告结束。
当定陵玄宫三百年后重新打开，一些关于明神宗和他的地下皇宫的秘密，开始显现人间。
玄宫左、右配殿空无一物，研究表明，这两殿是安置殉葬妃嫔所用。显然，自明英宗宣布废止殉葬制度后，此一精神在神宗时代得到了延续。
在玄宫后殿，三具棺椁整齐陈列在后殿棺床上，从左到右，依次是孝端皇后、明神宗、孝靖皇后，证明了明代帝陵是帝后同穴。奇怪的是，明神宗与孝端皇后的棺木保存相对完好，而孝靖皇后的棺、椁皆已腐烂。
此外，与外界想象不同的是，皇帝与两位皇后的入殓姿势并非笔直平躺。明神宗面向右侧仰卧，右臂向上弯曲，在头右侧，右腿稍弯曲。两位皇后均向右侧卧，姿势如同正常睡眠一样……
应该说，定陵的发掘，还是给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带来了新发现和新资料。但不幸的是，由于经验不足，技术落后，以及政治运动的影响，定陵出土的文物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1959年9月30日，在定陵博物馆正式开放的前一天，定陵发掘队队员王启发接到了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既然棺椁的水泥复制品已经做好，那就把这些垃圾扔掉吧，一会儿上级领导还要来检查。无论王启发怎么解释，还是阻止不了明神宗帝后的棺木被抬出地宫，扔进了山沟里。
失去棺椁的定陵在数年后，等来了一场更大的劫难。当时，一群人冲进地宫，疯狂打砸后，将明神宗及两位皇后的尸骨抬出来批判。随后的一把大火，让这堆尸骨化成了灰。
在此前后，定陵发掘也掀起了蝴蝶效应，一些省份跃跃欲试，试图发掘本省帝陵。好在郑振铎、夏鼐等人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总理批准了这一申请。从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成为考古界的规矩。
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陵以自己的“牺牲”，保全了明长陵和其它帝陵的安宁。
对于定陵的主人明神宗，清修《明史》评价道：“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此话虽言重了，却不无道理。
明神宗早年勤政，任用张居正改革，开创了大好局面。转眼又因怠工摆烂，中兴之势消磨殆尽。神宗于大明享国最长，却未将万历新政延续，反而在“黜张”之后，逐渐废止、打碎。从此，帝国的命运宛如失控的车轮，滑向深渊。仅二十四年后，大明灭亡。
当初，定陵玄宫出现巨石，有朝臣谓之不详。尔后，神宗放纵与怠政，朝臣因张、冯之下场，鲜有谏言指正。
如果说治国如筑陵，那晚年的明神宗和噤若寒蝉的朝臣，便是大明王朝那块隐喻不祥的玄宫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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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朔方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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