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的将梁侯杨仆，居然让竹子给救了一命。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因汉臣被杀，决定对卫氏朝鲜重拳出击，由杨仆率领水军横渡渤海，与荀彘的辽东陆军夹击朝鲜。
这一仗却成了杨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据《史记·朝鲜列传》记载，两路汉军到达前线后，没有打出配合，王险城久攻不下。期间，荀彘又以通敌谋反为名，将杨仆扣押，前线指挥一度混乱。
明明是一场碾压局，却打得一塌糊涂，汉武帝很恼火。事后，两名军事主官被追责，荀彘被斩首示众，而杨仆也因“擅先纵，失亡多”，落了个杀头的罪名。
求生欲极强的杨仆最终选择了赎刑。有意思的是，他的赎金并不是什么金玉银铜，而是“入竹二万个”。
杨仆为活命而“入竹二万个”，其实是下了老本的。
早在先秦时期，赎刑就已经有了雏形，著名的理财专家管仲就曾建议齐桓公，让罪犯以甲盾兵器换取减刑。秦代赎刑制度趋于完善，成了有爵位者的一种“福利”。汉承秦制，并向全民推广。
不过，这种“好事”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关键还得看“钞能力”。
汉惠帝时期，老百姓如犯死罪，花六万钱就能留住小命。汉武帝爱折腾，各种干仗办大事，以至于花钱如流水，赎金也跟着水涨船高，一路涨到了五十万钱，并且势头不减，直逼百万。
汉代赎金，既可以现金支付，也可以用实物抵扣。
元封四年（前107），杨仆“入竹二万个”赎命，按最为相近的判罚标准，这批竹子折算下来，至少接近五十万钱。
汉代的竹子究竟有多值钱？史料少有笔墨叙述，但司马迁还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透露了一些信息：“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一个人如果在渭水边上拥有千亩竹林，他的资产就可以跟千户侯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入竹二万个”确实让杨仆损失不小，但也总归是破财保命了。
按现代植物学划分，竹是禾本科竹属速生型草本植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杨仆减刑续命的竹子，就是一种另类的“草”。
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古代的吃货们很早就开启了一段别样的“吃草史”。
先秦时期，人们发现了竹笋的食用价值。竹笋由此入选《周礼》所载的宫廷御膳“七菹”，在周天子光环的加持下，晋升为先秦食材界的顶流之一。《诗经·韩奕》就曾记录下一场宴席：
“其肴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
相传，周宣王时期，韩侯、显父等一批贤臣辅佐天子，朝政焕然一新。后来韩侯离京，在屠地歇脚，显父特意前来送别，并准备了酒席来为他践行。在这场宴席上，光是酒就有百壶之多。菜肴也很精致，除了“炰鳖鲜鱼”还有“笋及蒲”，主打一个荤素搭配。
西汉辞赋家枚乘除了擅长文学，还是个吃笋的行家。起初，枚乘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做官，因为两次谏阻吴王发动七国之乱，名噪一时。后来，汉景帝想召他做弘农都尉，但枚乘以专业不对口为由婉拒了，并开始了半隐居生活，留下千古名篇《七发》。
在《七发》里，枚乘推荐了一道蒲笋烧小牛肉：“雏牛之腴，菜以笋蒲。”即用小牛肉，连同竹笋、蒲菜一起烹煮，“此亦天下之至美也”。
汉朝人不光在笋味搭配上下功夫，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笋品。《东观汉记·马援传》记载了一则轶事，东汉将军马援平定岭南，在冬季的荔浦（广西桂林）遇见了一种苞笋，初尝之下，觉得很不错。马援很高兴，立马采集进贡，并向汉光武帝报告，称这玩意可能就是《尚书·禹贡》里提及的上等贡品“笣”。自此之后，冬笋进入人们的视野。
到了魏晋时期，吃笋还被赋予了孝道的特殊含义。
孙吴有个人叫孟宗，他母亲病得很重，临死前想吃笋。为了不让母亲抱憾而终，孟宗就跑到竹林找笋。奈何寒冬时节春笋尚未长出，一无所获的孟宗哭得很伤心。也许是这份孝心感动上苍，竹林里突然长出了笋，孟宗采回给母亲食用后，她的病情竟然跟着好转了。事后，孟宗凭着孝子的美名入了仕。这则故事后来还被收录进《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之孟宗哭竹。图源：网络
有意思的是，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剧本模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各种“翻拍”，先后涌现出丁固（三国吴）、刘殷年（晋代）、刘虚（南朝宋）等一批同样“哭竹”的孝子贤孙，愣是在寒冬时节里“催生”出了竹笋。
唐宋时期是个文化繁荣的年代，但吃笋却走出了一条简单质朴的路子，“傍林鲜”就是个例子。
有一次，唐朝诗人姚合生病了，好友胡遇前来探视。贫病交加的姚合欣慰极了，抱病作了一首《喜胡遇至》，并以“就林烧嫩笋”来招待好友。后来，这道农家菜流传于世，宋朝人林洪将其收录进《山家清供》，并给它起了个文雅的名字——傍林鲜。
所谓傍林鲜，其实就是用竹叶生火，就地烤笋，待笋烤熟后剥皮，撕成条即食（也可蘸酱）。这一做法，生动地诠释了——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竹笋的美味，常常令人着迷。既让唐朝诗人白居易“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也让宋朝和尚天目僧感叹“我本无根株，只将笋为命”。然而，美好的事物，总是容易为他人觊觎。
清初曾流行一股吃笋风，笋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眼见有利可图，偷笋谋利逐渐成为最常见的治安问题。在陕西华县，笋农为守护竹林，经常全副武装，与盗贼斗智斗勇，以至于偷笋贼被笋农打杀，酿成流血冲突和命案。但当地权贵喜欢吃竹笋，愿出高价收购，所以总有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入林盗笋。后来，嘉庆进士吴振棫赴西南任职，路过华县时，听人谈及这些盗笋旧闻，作了一首《华笋行》，里面说道：
吁嗟赏盗盗乃多，馋舌杀人将奈何。
吾侪作吏那免俗，曷不饱食花猪肉。
当口腹之欲升格成金钱之欲，鲜美的竹笋似乎也跟着变味了，不知当时的食客品笋时，是否能尝出其中那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也难怪吴振棫要感慨一番，说做官的人还是吃猪肉吧，不要吃竹笋了，免得带坏风气。
从竹笋的美味第一次被发现之日起，人们就尝试着把竹子从山野移植到自己身边。
周穆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竹子引进园林的人。《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路过玄池（今西安洪庆），便命人在此地种竹。相传，这片竹林长成后，不但长出了竹斑，而且竹竿像椽一样粗壮，即便到了秦朝也仍旧茂盛异常。
春秋以后，一些爱竹的君主也将竹子植入自己的私家园林中。《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很喜欢竹子，特意种了一批，并专门派人看护。怎料防不胜防，所种之竹还是被人盗砍，齐景公大怒，派车马追捕。为了园中竹不惜在街头飙车，最终将肇事者抓获归案。
魏晋时期，局势动荡，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雅士，钟情于隐世避俗，寄情于自然。赏竹、种竹紧跟着成为了社会风尚，有些人甚至还为此“上瘾”。
王徽之曾借住在朋友的空宅，每当于院中闲逛时，总感觉少了点东西，于是命人移栽了一些竹子。有人对比很不解，仅仅是借住几日，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去种这些玩意？望着移栽入园的竹子，王徽之心满意足地解释道：“我一天到晚可不能没有它。”（“何可一日无此君”）
“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这是北宋人司马光对王徽之种竹一事的评价，而这件事也给了他一些灵感和启发。
北宋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因为新旧党争，主动请辞远离朝廷，搬到洛阳定居。在当地，他购置了二十亩地，打造成自己的新居“独乐园”。在这座宅园中，他特意留了一块地来种竹，并称之“种竹斋”。
与竹林相伴的日子里，没有政坛纷争，只有安逸与自由，司马光在这种悠然自得的环境中，写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宋室南渡后，江南开发再加速，南方园林蓬勃发展。名列“岁寒三友”和“四君子”的竹子，逐渐成为造园艺术的主要植材。明清时期，竹子造园进入高峰期。
明崇祯年间，吴江人计成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园林艺术专著《园冶》，书中多个篇章都提到竹子，造园几乎处处都需要竹子。
在清代，随着江南地区商业的繁盛，私家园林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扬州是两淮盐运的枢纽中心，许多人在这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并造就了以黄至筠为代表的一批盐商巨富。嘉庆二十三年（1818），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建成了属于自己的私人住宅园林。因为喜欢竹子，黄至筠在园中大量种植。刘凤诰曾受黄至筠邀请前往个园赴宴，事后在《个园记》中称其“种竹万竿”。
没错，黄至筠将此园取名为“个园”（个，即半个“竹”字）。
吃竹、种竹，然后是画竹。
隋唐之后，以“墨竹”为代表的国画开始兴起，但墨竹具体发端于谁、于何处、于何时，至今仍旧莫衷一是。
唐人画墨竹，最出色者当属萧悦。
关于萧悦生平，史书没有留下多少笔墨，只言他曾做过协律郎这样的微末小官。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在杭州结识萧悦，彼此成为好友。萧悦爱作画，尤其擅长画竹。他曾为白居易单独执笔，写竹十五竿。看到这幅大作，白居易大为赞叹，特意赠了一首《画竹歌》：
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
萧郞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
经过唐和五代的沉淀，宋代墨竹画翻开了新篇章，涌现了以文同为代表的湖州竹派。
文同画竹，注重写实风格。为了画好竹子，经常不顾风雨观察竹子风貌，以便打好腹稿。苏轼曾调侃他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胸有成竹”这一成语，便是出自于此。
▲北宋·文同 《墨竹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源：网络
人怕出名猪怕壮，因为画竹，文同还闹出过一些趣事。熙宁八年（1075），文同到洋州（今陕西洋县）出任太守，一些慕名求画者也尾随而至，整天跟苍蝇一样缠着他，赶都赶不走。文同当场发飙，把礼品都扔到地上，骂道：“再纠缠的话，我就拿你们送的这些白绢去做袜子。”不过，文同低估了粉丝们求画的执着，他的震怒并未起到驱赶的效果。
情急之下，文同跟大家说苏轼也很擅长画竹，并把苏轼人在彭城的消息散布出去。与此同时，还去信苏轼，提醒他注意签收“袜子”。文同这一招“祸水东引”，弄得苏轼哭笑不得。
与文同“胸有成竹”有所不同的，是“胸无成竹”的郑板桥。
清代人郑板桥画竹，更倾向于写意，超凡脱俗，给人一种特立独行之感。乾隆十八年（1753），郑板桥因得罪权贵被迫下岗，虽远离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但同时也面临着囊中羞涩的窘境。他不得不靠卖画维持生计，养家糊口。
由于名声在外，向郑板桥求购竹画的人络绎不绝。不过，生意好也有烦恼，订单爆满之时，产能却跟不上，以至于郑板桥经常忙得不可开交，不时向亲友吐槽道：“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
然而，郑板桥画竹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当习惯成自然，真要他停笔歇一歇，他又觉得浑身难受：“三日不动笔，又想画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
有时倔脾气一上来，作不作画，全看心情好坏。“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在郑板桥的商业逻辑里，根本没有“顾客是上帝”这一说。
▲清代·郑板桥《墨竹图》。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图源：网络
这种反复无常、自我矛盾的状态，连郑板桥本人都忍不住自嘲一番，说自己的行为纯属犯贱：“此亦吾曹之贱相也。”
现代人谈及竹子，第一印象可能是“南方物产”，人们似乎都忘了——北方中原地区也曾是竹林繁盛之地。
《诗经》里，中原淇水流域曾是“绿竹猗猗”。《史记·河渠书》里，汉代关中地区“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竹业资源那是相当丰富。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北方竹产区还诞生了一些规模庞大的竹木基地。最富盛名者，莫过于卫地的淇园（今河南淇县）。相传，淇园是商纣王的羽箭料场，但后世更愿意相信它是卫武公时期的王侯园林。历史上的淇园常为王朝供应竹木，尤其是在汉代。
黄河水患，一直是历代君主最为头疼的问题。汉武帝时期，黄河决堤二十多年都堵不上。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为解决水患，派遣十余万大军前往河南抗洪。当时，濮阳瓠子的河堤决口需要大量的楗（治水用的木桩），于是汉武帝命人到淇县境内，采伐淇园竹木作为楗材，配合土石方作业，最后成功封住了决口。
到了东汉时期，淇园也为光武帝送上了神助攻。建武元年(25)，光武帝刘秀北伐燕、代，恰逢羽箭短缺，河内太守寇恂想到了淇园之竹。于是，淇园再度被采伐，所得竹木造箭百万支，以供应前线。
经历两次大规模砍伐后，淇园竹林元气受损。北魏著名驴友郦道元曾到当地探险，已看不到“绿竹猗猗”的旧貌，事后便在《水经注·淇水》里写下：“今望通淇川，不复其物。”
千年之后，南下的金军大规模伐木烧炭，包括淇园在内的中原竹区遭到重创。后来，因黄河堤坝加固与浮桥建造需要，宋、元两朝频繁向民间征收竹木，以至于中原“民间竹园率皆荒废”。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增加，与竹争地的现象越来越多。竹子在中原地区，越来越难待下去了。
气候恶化，给了北方竹产区“致命一击”。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国五千多年来的气候变化并不是很稳定，大致上呈曲线波动：从西周到西汉，气候比现代还要温暖，秦汉时期的年降雨量甚至略高于现代。而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气候开始趋于偏冷状态。当时间来到隋唐至北宋，平均气温又明显回升至高位。南宋之后近千年，平均气温再度回落，甚至出现了所谓的“17世纪小冰期”。
▲南北朝—清代气温变化图。图源：网络
每一次气候的变化，对一些植物而言，不亚于一场生死局。竹子是一种喜温喜湿的植物，古人对此也早有认知，戴凯之就曾在《竹谱》里道出了竹子的致命弱点：性忌殊寒。一旦遇上低温，等待它的只有死亡。
史料记载，王莽新朝天凤三年(16)二月，关东地区遭遇了严重的雪灾，以至于“竹柏成枯”（《汉书·王莽传》）。而在公元165年及167年冬，东汉的洛阳遇上了极寒天气，“城傍松竹，皆为伤绝”（《后汉书》）。事实证明，哪怕是“岁寒三友”之一的竹子，也不特别抗冻。
在整体偏暖湿的年代，竹子北进中原，留下历史的印记。而在偏寒冷的年代，竹子只能向南退避。
大致从南宋开始，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畏寒的竹子开始南迁，这场蝴蝶效应，连带引起河内（今河南博爱）与西安地区管理竹业的竹监司被裁撤。
河南的竹，于西汉时尚能在黄河以北的淇园枝繁叶茂（北纬36°），到了清代，却不得不退缩至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商城县（北纬32°）。
在中原，竹因天灾人祸而逐渐凋敝，但在南方，尤其是岭南却是生机勃勃。对此，苏轼深有体会。
绍圣元年（1094），因政敌攻击，苏轼被扣上“讥讪先朝”的帽子，踏上了前往广东惠州的道路。这一刻他是郁闷的，岭南自古以来被视为化外之地、野蛮世界，被贬至此，无异于罪人流放。
不过，南行之旅也并非一片昏暗。当苏轼踏上惠州这片土地时，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这位驰名已久的大文豪，当地人的热情让苏轼心里多了几分慰藉。在岭南生活的日子里，苏轼邂逅了两种让他心情大好的物产，其一是荔枝，其二便是竹子。
对于荔枝，他在《惠州一绝》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好评。对于竹子，他曾有诗曰：“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岭南是中国竹产区之一，苏轼又是爱竹之人，这一刻，如同熊猫掉进了竹笋堆。
当时的岭南，开发程度显然不及中原与江南。原生态的竹子，在当地社会生活中依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记岭南竹》里，苏轼描述当地社会：“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
在他看来，竹子于岭南当地人，几乎就等同于生活的全部，“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
时过境迁，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竹的许多功用已被塑料和金属替代。但在某些方面，比如食材、造景等等，竹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
昔日，苏轼看着一身是宝、为人取用的竹子，曾叹道：“岭南人，当有愧于竹。”
可翻开中国历史的书卷，有愧于竹者，又何止是岭南人？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
参考文献：
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王长金：《中国竹文化通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邹永前：《神祗的印痕——中国竹文化释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王三毛：《中国竹文化经典品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关传友：《中国竹子造园史考》，《竹子研究汇刊》，1993年第3期
王乾：《从<竹谱>看中国古代对竹子的利用》，《古今农业》，1993年第3期
古开弼：《从我国北方竹类的历史分布看“南竹北移”的广阔前景》，《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芶萃华：《戴凯之<竹谱>探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
王子今：《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张弘、韩帅：《两汉时期的竹文化》，《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9期
陈雍：《两宋时期森林破坏情况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乔迅翔：《宋代建筑木料来源考》，《华中建筑》，2009年第27期
何玉红：《宋代西北森林资源的消耗形态及其生态效应》，《开发研究》，2004年第6期
周积寅：《中国墨竹画起源及其理论探赜》，《艺术百家》，2012年第28期
高叶青：《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南都学坛》，2004年第6期
金沙、蓝晓光：《竹子与中国园林》，《竹子研究汇刊》，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