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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说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尤其是民主党政府长期忽视本土产业工人的利益。从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到2015年，美国丢掉了450万制造业岗位，白人男性产业工人收入的中位数下降20个百分点，其中仅奥巴马执政的8年间就下降了14个点。
2016年特朗普异军突起，击败民主党，实际上背后就是美国社会产业工人，尤其是白人产业工人的复仇。数据显示，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在白人选民上的优势为21个百分点，而在白人产业工人上的优势更是高达39个百分点。以白人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大量中间选民背弃了民主党，转投共和党，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
但问题是，随后的四年间，特朗普并没有在经济政策上取得显著的成绩，还一头撞上了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就像我前面所说，美国本土产业工人因为经济上的困顿，迫切需要一个代言人，于是在2016年背叛了民主党，选择了特朗普；但产业工人需要的不止是情感上的共鸣，他们最终需要的是更好的经济境遇，而特朗普的执政不力和新冠期间的经济萧条让他们再次对特朗普失望。
所以我们看到2016年，特朗普成功拿下了几乎整个中西部工业州，而2020年大选特朗普在工业州大城市中的支持率全面下降，白人产业工人上的支持率优势甚至下降了8个百分点。某种意义上，这8个百分点代表了更多中间选民的选择，中间选民的横跳让“铁锈地带”的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回巢了民主党，也最终葬送了特朗普四年前的连任之路。
某种意义上，2020年拜登的胜利不是源于他本人的魅力如何，或是政策纲领如何优秀，而是大量中间选民因为对特朗普失望而选择了拜登，这可以说是当年民主党竞选的特殊红利，到四年后的今天对于哈里斯的选情显然已经不适用了。
和2016年的特朗普不一样，哈里斯也不是纯粹的政治素人，作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难免会被外界以拜登政府的旧有印象去理解，被贴上官僚主义、暮气沉沉、缺乏决断等标签。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哈里斯进行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艰难选举，因为她要和时间斗争，要和特朗普斗争，还要和拜登总统留下的刻板印象斗争。
但哈里斯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那就是性别红利。作为女性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当前的美国社会极具象征意义，她的参选所带来的身份性突破显然会鼓励更多女性站出来投票。实际上美国媒体就注意到，在当前的提前投票阶段，女性投票率高于男性，以“摇摆州”宾州为例，女性投票率为55.6%，而男性则为43.2%；10月1日到28日，33874名2020年未投票的女性参与了提前投票，而男性这个数字则为21292人。哈里斯的性别加上她少数族裔的背景，天然构成了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承诺，无疑会对美国社会的左翼和中间偏左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或许能催鼓出更多的选票。
讽刺的是，哈里斯的性别红利还被特朗普进一步“强化”。10月30日，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中宣称，如果自己赢得大选，他会“保护女性，无论女性喜欢与否”。特朗普的这一表态被视为对于女性堕胎权持有“傲慢的反对态度”，是对女性自由意志的蔑视，引起了美国社会，尤其是女性对于特朗普再次执政下自身权益和性别平等的强烈担忧。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发言人就表示，特朗普“认为自己比女性更了解女性的情况”；哈里斯本人也表示，特朗普认为“他有权决定如何对待你的身体，无论你喜欢与否”。
事实上，美国选民中女性的投票率始终高于男性，2020年女性投票率为68.4%，高于男性的65%；而且特朗普本身在女性中的支持率就不高，被视为其重要短板，2020年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女性仅有43%，显著低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55%。尽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1月2日的北卡州竞选集会上改口，称自己不仅要“保护女性”，也要“保护男性”，他要“保护所有人”，但错误显然已经铸下，而且考虑到当前的时间节点，距离大选不到3天，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