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人都拿电影当生意，不是所有人都拿电影当消遣。下面这八位硬核导演，有的拿电影当信仰，有的拿电影当战斗，有的拿电影怼天怼地怼世界。
他们都成功了。
昆汀·塔伦蒂诺
我发起疯来，连韦恩斯坦都敢怼
昆汀·塔伦蒂诺在处女作《落水狗》里，让一个匪徒割掉了警察的耳朵。
这场戏让无数观众花容失色，愤然离场，而发行方米拉麦克斯的老板哈维·韦恩斯坦对此早有预期。他劝昆汀把这场戏删掉：“如果你把它删了，我们就能把上映影院扩大到三百家！这30秒完全能改变《落水狗》在美国的票房。”
面对韦恩斯坦这个著名的恶霸和“剪刀手”，昆汀却没有退缩：“哈维，这不行。我觉得这部电影现在就已经很完美了。我知道删掉这场戏会让电影多卖钱，但我觉得它是片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不删。”
韦恩斯坦从没遇到过这么横的年轻导演，所以他一下子愣住了。过了几秒后，这个终生不可一世的恶霸居然让步了：“好吧，但我希望你记住，是米拉麦克斯让电影按你的意愿公映的！”
昆汀在多年后回想此事时发现，这一刻对他的生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他成了好莱坞仅有的几个拥有作品最终剪辑权的导演，没有人会强迫他妥协，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吃软不吃硬。
他也成了哈维·韦恩斯坦之后二十多年里的宠儿，因为只有他敢和韦恩斯坦正面硬杠还能全身而退，其他人要么怂了，要么两败俱伤。
马丁·斯科塞斯
我得罪了所有天主教徒
马丁·斯科塞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是教会的眼中钉。
他执意要把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搬上银幕，这部小说完全颠覆了《圣经》的原意：把基督设定成了一个优柔寡断、易受诱惑的“凡夫俗子”；把犹大设定成了一个勇敢果决的革命者，而不是叛徒。
影片在开拍前就是烫手山芋，马丁为它找了五六年投资，中途还被电影公司临时撤资。
等到马丁好不容易拍完电影，罗马教廷和部分激进派天主教徒又开始抵制本片：美国教徒堵在影院门口，阻止观众入场，法国教徒更是烧掉了几家影院，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由于宗教团体发来的死亡威胁，有段时间马丁只能在保镖陪同下出门。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创作初衷——展现一个人性与神性兼备的基督。
他对信仰的虔诚程度，要远胜于那些盲从教条的保守信徒。在该片问世近三十年后，他拍了天主教题材的《沉默》，某种程度上也是种反思与自我和解。
瞧，他还去觐见教宗了呢。
罗伯特·怀斯
你们敢不让拍，那我就扒黑历史
在《音乐之声》影迷的眼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一块纯洁无瑕的真善美之地。
可它同时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地方：元首尤其钟爱萨尔茨堡周围的群山，正是在这里的山间别墅中，他完成了第二卷《我的奋斗》。
而萨尔茨堡市民们当年也很爱戴元首，这是段洗不掉的黑历史，在《音乐之声》里也有所展现。
其实，当年剧组来到萨尔茨堡实地拍摄，并开始搭景时，该市市长曾强烈要求导演罗伯特·怀斯把纳粹旗帜摘下。
怀斯老爷子不为所动，很硬气地回复说——不让我挂？那我只能去翻历史资料库，把你们当年全城喜迎希特勒的新闻片剪进电影了哦。不用说，市长听到之后，乖乖地就了范。
奥利弗·斯通
我只用一部电影
就怼遍CIA、FBI、陆海空三军和白宫
奥利佛·斯通在越南服役
奥利弗·斯通是好莱坞火气最旺的左派愤青，而他长度超过三小时的巨作《刺杀肯尼迪》，则是史上最耸人听闻的阴谋论电影。
斯通只用这一部电影，就得罪了美国的所有权势团体：他认为肯尼迪总统是死于暗杀，而白宫高层人士、陆海空三军、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达拉斯警方和美国大财团，通通在其中插了一脚！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斯通不惜捏造事实。诸如“刺客的照片系伪造”、“肯尼迪五秒内中了三枪”、“全华盛顿的电话线路在刺杀发生后中断一小时”等电影情节，都已经被史学家证伪。
但斯通却没有在片中做出虚构声明。难怪时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会对斯通大发雷霆：“你的电影通篇都是谎言，跟当年的希特勒宣传片《意志的胜利》没什么区别！”
《刺杀肯尼迪》一上映，就引发了整个美国的口诛笔伐。政客与史学家对本片嗤之以鼻，媒体则把斯通蔑称为“缺乏文化素养”、“毫无公民责任感”的“妄想狂”。
斯通回忆道：“我甚至记不得我在那段时间收到了多少死亡恐吓。”只有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力挺斯通，因为他认为这部电影的重点不在于提供真相，而在于还原一整代美国人的愤怒与挫折感。
而历史也渐渐证明，斯通的疑虑并非毫无来由。
美国国会曾允诺在2017年公布所有关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记录，然而在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施压下，总统特朗普依然扣下了数千份文件。
真相依然在等待斯通这样的勇者来揭开。
拉斯·冯·特里尔
我只用一部电影
就能同时让男人和女人下体生疼
提到“ 什么都怼” ， 我们就不能忘记本世纪最爱得罪人的导演拉斯·冯·特里尔。他在2011年戛纳电影节上放言“同情希特勒”，得罪了全体犹太人。
而他去年的连环杀手电影《此房是我造》，则恨不得把全人类都得罪光。
但若论他怼天怼地的巅峰时刻，还要属他在2009年戛纳电影节上首映的作品《反基督者》。
在片子里面，他先是让女主角拿大石怒砸男主角勃起的阳具，然后又让女主角割掉了自己的阴蒂，简直就是一部电影，双倍疼痛。
冯·特里尔对观众们折磨过甚，以至于有两拨影评人同时指责他“厌女”和“厌男”——拜托，你们就不能团结到一起，指责他厌恶全人类吗？
所有这些争议，可以说是正中其下怀。他在首映后的记者会上得意无比，宣称：“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导演！”
虽然他很快又改口说这只是个人感觉，“并没有信心确认”，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冯·特里尔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挑衅的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我发起疯来，连戛纳的幕布都敢扯
让-吕克·戈达尔这辈子干的硬核事儿数不胜数，但他最硬核的一年无疑是1968年，那一年，他的眼镜不知道被打飞了多少次。
先是2月，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朗格卢瓦被文化部长撤职，视其若导师的戈达尔立即加入了影迷们的抗议游行队伍，和警察大打出手，自己也曾被短暂拘捕。
三个月后，法国又爆发了反资本主义的“五月风暴”，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压抑人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这与戈达尔的政治观点不谋而合。
他立即要求戛纳电影节提前结束，以表示与游行示威者团结一致。为此他当场大骂来报道电影节的记者：“我在这里讲和学生、工人同仇敌忾，而你们却想听运动镜头和大特写，你们这帮白痴！”
5月18日，戛纳的放映厅里爆发了一场大战，戈达尔把手吊在幕布上阻止影展放映电影，任凭眼镜被打落，双手却毫不放松。
第二天，戛纳电影节主席只好宣布，本届影展提前五天结束。
现在看来，戈达尔当时的行为或许显得很中二，但他敢想敢做的热血精神，却无疑为电影的历史增添了鲜明的传奇色彩。
“五月风暴”50年后的2018年，戛纳电影节“不计前嫌”地把戈达尔的《狂人皮埃罗》选做了电影节官方海报的主题。
斯派克·李
我发起疯来，连评委会主席都想揍
著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对一切有种族歧视嫌疑的事情都很敏感：他曾经因为《危险关系》中“黑鬼”一词太多而跟昆汀·塔伦蒂诺打了十来年的嘴仗。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他又因为《绿皮书》踩着他的《黑色党徒》拿了大奖而试图愤然离场（未果）。
不过他最暴力的宣言，是献给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的，因为后者作为评委会主席，在198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没分给他的《为所应为》哪怕半个奖。
《为所应为》是把种族冲突当做主题的电影，但那一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显然更喜欢斯蒂文·索德伯格的中产青年自白书《性、谎言和录像带》，它同时拿到了金棕榈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为所应为》却颗粒无收。
再加上斯派克·李通过小道消息听说文德斯不喜欢他在片中饰演的主角穆奇，这更是火上浇油。
斯派克·李随即放出话来，让文德斯小心点，因为“我说不定就会从哪个街角冒出来，用棒球棒把你的脑袋打扁”。
还好他只是放话，并没有真去打人。斯派克·李在二十多年后也亲口承认，那时候自己确实很不成熟。
不过他现在也没好到哪去——依然太拿奖项当回事，每次输掉都会大发雷霆（比如这回）。如果他能稍微有风度一点，路人缘也会好很多吧。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我拍了史上第一禁片怒怼全世界
时至今日，意大利电影《索多玛120天》仍然是公认的十大禁片之首。它不是史上口味最重的电影，却把人性与社会的扭曲描绘得冷峻又刻骨。
它在丑陋中掺进美丽，在淫猥中夹杂着警世预言，它给人带来的复杂观感，造就了它的独特地位。
拍这部电影时，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对全世界都充满愤怒。他痛恨消费主义，因为它驱使人们耽于享乐、自我物化；
他痛恨意大利当权者，因为他们操纵民众情绪，放任新法西斯势力抬头；
他也不喜欢意大利年轻人，在他看来那些造反的大学生都是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于是他决定用一部扭曲变态的电影怒怼全世界，而他也成功了。
诡异的是，帕索里尼的离奇死亡，让《索多玛120天》变得更加传奇：他在本片首映三周前惨死于棍棒与车轮之下，一名男妓在当时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凶手，却又在三十多年后翻供，称此案另有阴谋。
帕索里尼与全世界作对的硬核态度，让他的生与死都注定无法平庸。
你还知道哪些导演的硬核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