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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2024年金鸡影展于厦门万象影城及中影梦工坊举行了《816》《恶人当道》《大风吹》展映，影片主创亲临现场，出席了映后交流活动。
在11月13日万象影城杜比影厅举行的金鸡华语影展“海峡特别展映·光影对话”活动上，此次参展的三部侯孝贤代表作的音效指导杜笃之，参展电影《816》的导演魏德圣，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编导张冀，就侯孝贤电影、《816》的创作以及海峡两岸电影文化合作等话题展开了深度交流。作为侯孝贤导演最长久的合作伙伴之一，杜笃之首先表示要向这次展映的观众们致意，而谈及与侯孝贤的合作，他说导演在《悲情城市》之后送了自己一套专业录音设备，并提出希望自己能够训练新人和帮助没条件的电影人拍电影。在杜笃之看来，如果静下心来多观看侯孝贤包括杨德昌电影，会改变对很多事情的认知，这是两位导演电影的魅力和价值所在。在现场，杜笃之还回忆了近年来与《河边的错误》《焚城》等电影的合作，认为港台与内地电影人对电影的认知是比较一致的，对很多符号是心领神会的。在现场，魏德圣说自己每一部电影的音效都是杜笃之老师做的，而且最初自己拍短片的时候，杜老师就像侯孝贤导演所希望的那样，并没收钱。接着，魏德圣回忆起侯孝贤电影早年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在职业生涯初期会模仿他的电影，后来进入杨德昌的电影公司拍片，由于经验不足导致压力很大，也很痛苦，之后杨德昌告诉他要通过拍摄学习沟通，要开发自己的想法。魏德圣说从模仿一位电影大师到与另一位电影大师沟通，自己得到了很多的养分，并一直在思考自己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对于此次参展的《816》，魏德圣介绍创作灵感来自自己20多年前做的儿癌患者采访报道，在与患者及医护的交谈中体会到力量，因此在近年工作遇到困境时想到了这个故事，而且在编剧过程中越写越欢乐最后边笑边哭。魏德圣认为社会需要像《816》这样一个带有重生感觉的故事。谈及两岸电影文化的合作，魏德圣回忆起多年前第一次来厦门时的激动之情，认为如果未来展开合作的话，从两个有着同样文化和语言的地方做起，会是一个最好的开始。谈起此次参展的《悲情城市》《海上花》《千禧曼波》三部侯孝贤代表作，张冀吐露自己身为影迷，对侯孝贤电影带有一种依恋的情感，而且认为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体会到大师之作的种种细节，包括杜笃之在音效上的细微处理。张冀表示深为认同《悲情城市》的美学，他认为侯孝贤是一位很中国的电影导演，虽然作品叙事节奏很慢，却代表了电影最真的一面。在开场致辞中，阿里影业总裁李捷表示，希望更多大陆的年轻观众能在电影院里看到侯孝贤电影，同时推动两岸的电影文化交流。11月13日晚，香港电影《恶人当道》在金鸡华语影展放映，导演关文轩出席了映后交流环节。影片讲述出狱后早已金盆洗手的呔哥开一家小洗衣房谋生，眼见地产商和新生黑帮为了收楼而无所不用其极，自己熟识的母子二人在夹缝里艰难求生。他最终心生恻隐，找到当年一起叱咤风云的江湖前辈来力保一方平安。《恶人当道》是关文轩的第一部剧情片，他透露故事来源于自己拍摄过的纪录片，虽然不是直接改编，但情节部分来自真人真事。由于是低成本制作，影片只用了16天拍摄，关文轩感叹自己非常幸运，有赖于出色的团队合作，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拍摄。在随后与观众的交流中，关文轩不仅分享了片中三位母亲角色所体现的情感关联以及片尾道具的创作心得，还谈及了《恶人当道》所涉及的类型元素，他说自己并非有意去拍一部黑帮类型片，因为这个类型元素是故事自带的。当被问到从纪录片到剧情片的创作转变时，关文轩认为是纪录片让自己更了解了生活，也培养了自己的现场判断力，而在未来的创作上，他想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大风吹》亮相金鸡华语影展，导演唐永健和主演俞宏荣在映后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大风吹》以1979年的新加坡为背景，讲述中年建筑师林诚顺在时代大风吹过时的挣扎与沉默之后的爆发。他从中文大学毕业，专业过硬，但因为英语不好而无法融入公司，与此同时，他尝试修复与父亲、前妻和弟弟之间关系的努力也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华乐爱好者们共同出版的报刊也宣告停刊，无根的文化认同似乎也随渐渐微弱的乐曲轻哼消散在风中，林诚顺的内心最终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多种语言交汇是理解《大风吹》最重要的切入口，片中还以多语种的广播、英语教学磁带、华乐《彩云追月》等声音元素作为背景基调。导演唐永健表示，自己很喜欢听广播里DJ聊天，所以有意让画面的环境安静一下，更多以广播等背景音慢慢地呈现时代感。他还调侃“新加坡非常喜欢拆房子”，因此七八十年代的布景基本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更需要以歌曲和声音来勾起回忆。主演俞宏荣分享了诠释林诚顺这一角色的方式，形容拍摄全程是非常细腻而感性的：“导演给了我自由表现的空间，也会跟我进行很多讨论，比如不要过于夸张，要让人有表面看不出，但是从内心看得出的那种观感。”有观众察觉到片中每家都有两个子女的家庭构成，唐永健对观众的敏锐非常赞赏，表示由于人口结构和政策导向，每家两个子女在当时的新加坡的确非常常见。而“两个儿子”又与当时英语和中文在新加坡的社会状况形成了一种现实的映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