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奕昕丨戎与狄——西北地区东周戎狄遗存的探索历程与思考

　　摘要：西北地区的东周戎狄族群，在文献与考古学遗存上都表现出“西戎”与“北狄”的双重特征。21世纪前，“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序列与甘宁地区的北方系遗存都被认为是东周西戎，但三者间的关系尚不清楚。21世纪以来，伴随新发现的推进，学界针对三种遗存与东周西戎的关系提出多种认识，其中虽有共识，但仍存在关键分歧。西北地区的东周戎狄遗存应打破单一分类，充实材料，扩大视野，以多元视角阐释遗存与人群的多样性。

　　以陕、甘、宁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始终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安特生[1]、苏秉琦[2]、夏鼐[3]、裴文中[4]等人都曾发掘与研究过这一区域的遗存。又因为这一区域邻近关中的中原王朝腹地，使得西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扩张与周边族群入侵的双重边疆，在历史书写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戎狄是历史中重要的族群。正是由于以上背景，西北地区关于戎狄的文献与考古遗存也格外复杂。目前，关于西北地区的戎狄遗存、特别是东周戎狄遗存的探索，仍存在诸多不确定之处。本文意在梳理相关研究的探索历程，为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氐羌与西戎——寺洼文化与毛家坪B组遗存的族属

　　1924年，安特生发掘了寺洼文化的墓葬，但他所说的“寺洼期”显然与今天的“寺洼文化”仍有差别[5]。真正对寺洼文化，特别是其族属提出明确认识的学者是夏鼐。

　　《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夏鼐提出寺洼文化“和后来的氐羌民族有关”。夏鼐对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判定向来谨慎，促使他做出这样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葬俗，特别是“火葬”的存在。在其日记与《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夏鼐多次提到寺洼文化的特殊葬俗证明其“皆非汉人”，却与史料中的义渠戎以及日后氐羌民族火葬的习俗相同[6];二是时间，夏鼐注意到寺洼文化应早于汉代[7]，这就与史料中西戎的存续时间相合;三是地望，夏鼐虽然在文中未曾明确提及，但临洮地处西北腹地，与史料中西戎、氐羌所居的地望相符。义渠戎即西戎，而西戎在《后汉书·西羌传》等书中被归入西羌族系，如此，寺洼文化就与“西戎—羌”的族系联系了起来。

　　夏鼐的这一论断对后来的影响颇为深远。如胡谦盈[8]、邹衡[9]、俞伟超[10]都曾引用夏鼐的观点，认为寺洼文化等西北地区青铜文化就是“熏育戎狄”或“羌戎”“姜戎”的遗存。其中，俞伟超的论述最为典型。他将寺洼文化看做“西戎—羌”的系统，而将战国中山国遗存、冀北的白庙遗址以及内蒙古的北方系青铜器都看作“狄与胡”的系统。前者富有鲜明的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特征，而后者则属于北方系遗存。这样，就将“西戎”与“北狄”清晰地区分了出来。

　　毛家坪遗址的发掘与早期秦文化的探索，为东周西戎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线索。其中，以“铲脚袋足鬲”为代表的毛家坪B组遗存被识别出来。这一遗存不属于秦文化或寺洼文化，但又与二者关系密切;同时，毛家坪遗址中发现的B组遗存始于春秋中晚期，并与同时期的秦文化遗物共存，这就和“秦霸西戎”的记载契合。由此，发掘者赵化成认为毛家坪B组遗存就是东周西戎的遗存;且毛家坪B组遗存“其上限或可到春秋早期”，联系到寺洼文化最后一期“约相当于西周中晚至春秋初年”[11]，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到一个“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的西戎遗存序列。

　　将“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当作“西戎—氐羌”遗存的认识，在今天依然受到广泛认可。究其原因，在于考古发现与文献的高度契合:一是史料中周、秦都与西戎关联甚密，而“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组成的系统，在时间上与周、秦文化基本共时，在地域与文化上又都与周、秦文化关系密切，与记载相符;二是“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与西北地区青铜遗存显而易见的联系，恰与“四方秩序”中将“戎”对应西方的看法相一致;三是《后汉书·西羌传》等书中明确称羌人即“西戎”，则一个贯穿古今的“西戎—羌”体系就完成了。

　　在这一推论中，《后汉书·西羌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明确羌、姜、戎皆为一脉相承的西戎族系[12]。从史料中看，这一认识的存在可以前推到东汉时期。如东汉王充《论衡·儒增篇》所谓:“晋襄公率羌戎要击秦”，即《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之“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13];《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贱者也”[14]。

　　终东汉一代，羌人始终是中央王朝的心腹大患;而氐、羌，亦位列“五胡”之中，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成书于南朝的《后汉书·西羌传》自然会重视氐羌民族的重要性。在东、西、南、北与夷、戎、蛮、狄四方关联的逐渐建立下，西戎与西羌的联系也就变得自然而然。然而，学者们引述《西羌传》时，却忽略了《史记·匈奴列传》中将西戎归入匈奴祖先的记载。伴随着一种新的遗存在更北的区域逐渐展露出了面貌，是相信《西羌传》还是《匈奴列传》?这成为了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西戎还是北狄?——甘宁北方系遗存的发现

　　正当寺洼与毛家坪B组遗存的面貌逐渐清晰时，一种新的遗存在更北的区域被发现。

　　1978年，钟侃发表了20世纪60、70年代在宁夏固原发现的几批遗物。这些遗物以牌饰、马具等为主，明显与中原或西北地区的遗物不同，却与当时已发现的桃红巴拉“匈奴墓”相似。因此，文中认为这批遗物“具有明显的我国古代匈奴族的特征”[15]。这一认识显然受到当时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匈奴族源相联系的影响。

　　至80年代，在以固原为中心的甘宁地区，又发现了一大批内涵相似的墓葬。这批遗存的本质即后来所称的东周北方系遗存。钟侃、韩孔乐随之修正了自己此前的认识，认为固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不属于“匈奴文化”，而应属于西戎义渠国[16]。从其论述可知，造成这一转变最直接的原因是义渠戎的地望与宁夏南部相符。但文中还可见其它两点因素的影响:一是作者认识到宁夏北方系遗存与鄂尔多斯的“匈奴文化”不同;二是作者将宁夏北方系遗存的上限推至春秋中晚期，而下限则推定到秦统一以前，如此，在时间上就与被秦国所灭的义渠戎基本相符。

　　罗丰的认识则有所不同。1990年，他总结“固原青铜文化”，认为其有别于鄂尔多斯“匈奴文化”，并从地望上论证固原青铜文化不是义渠戎，而是乌氏戎[17]。到了1992年，罗丰进一步扩大范围，将甘宁地区的这批遗存统称为“西戎文化”[18]。从地域上看，罗丰所统合的“西戎文化”较单一的“义渠戎”，更符合北方系遗存在甘宁地区广泛分布的情况。

　　1993年，许成、李进增发表长文，划分出了以杨郎为代表的黄土高原青铜文化和以毛庆沟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认为两者分别代表戎人与狄人[19]。这一认识背后的重要依据，正是钟侃、罗丰等人的观点——宁夏一带遗存不同于其它东周北方系遗存。至此，关于东周时代甘宁地区的北方系青铜遗存属于“西戎”的认识基本确立。

　　总结以上不难发现，此时被认为是东周“西戎”的遗存，已经有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与甘宁地区的北方系遗存。如前文所述，它们被认定为“西戎”遗存都具有合理性，但三者的内涵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与“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和“西戎—氐羌”的族系不同，甘宁地区北方系遗存中的游牧、骑射特点，使人联想到《史记·匈奴列传》中“西戎”被当作匈奴祖先的一个部分[20]。《西羌传》与《匈奴列传》分别将西戎归入文献中的“西戎”与“北狄”两个族系;而考古学所找到的“西戎遗存”，也同样分别表现出与西北和北方系遗存的联系(表一)。在21世纪以前，不同遗存间的线索尚未被打通。而随着新的发现，之后研究的重点便是回答此前遗留的问题。

表一 文献与考古材料中的“西戎”与“北狄”对照：

　　三、发现、共识与分歧——21世纪以来东周“西戎”考古的动向

　　进入21世纪，以甘肃张家川马家塬与陕北寨头河、史家河为代表的发现，成为了影响研究方向的关键。

　　马家塬墓地在2006年开始发掘。其中所见的文化因素甚为丰富，目前所见，已经至少有东周中原、北方系以及更远的欧亚草原因素[21]。特别是其中见有一定数量的铲脚袋足鬲，很容易与毛家坪B组遗存相联系。

　　陕北的寨头河与史家河墓地于2011—2012年发掘。两处墓地位于子午岭以东，其中发现有以铲足鬲为代表的“西戎文化”因素及部分北方系文化因素，但同时也表现出三晋文化、秦文化的影响，应与其曾属魏“上郡”，后又入秦的历史有关。

　　以上发现中丰富的文化因素，为学界整合同为“西戎”文化的“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和甘宁地区北方系遗存提供了线索。其中，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后更名为“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联合考古队”[22])的赵化成、张寅、梁云，以及孙战伟、史党社五位学者，代表了目前较为重要的几种观点。

　　在2011年对陕、甘、宁等地戎狄遗存的考察后，赵化成调整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东周西戎文化内，不仅存在与北方草原文化关系密切的马家塬、杨郎墓地，也存在与寺洼文化等“土著因素”存在联系的铲脚袋足鬲类遗存。同样参与此次考察的张寅则细化了他的认识。张寅将东周时期的西戎遗存分为两支，一支以铲足鬲、双耳罐为典型器物，来源是寺洼文化;另一支以单耳罐为典型器物，即甘宁地区的北方系遗存[23]。秦文化中的西戎因素(作者按:毛家坪B组遗存)主要在春秋中晚期出现，来自于寺洼文化;而甘宁一带的北方系遗存出现于春秋晚期，与秦文化的关系更为疏远[24]。张寅的观点与赵化成基本一致，认为东周西戎是由两个“同名异质”的人群共同构成。

　　梁云的观点则不同。他以铲足鬲的谱系为例，论证了毛家坪B组遗存并非来自寺洼，而是源自南下的北方人群[25]。梁云将寺洼文化看作早期的西戎(犬戎)，在春秋早期消失，一部分融入秦人;而春秋中晚期后甘、宁等地的北方系遗存虽然也是“西戎”，但实际上是北方人群南下的结果。秦文化中的铲足鬲等因素(作者按:毛家坪B组遗存)，都是秦文化吸收这一新西戎遗存的结果[26]。可见，他的观点是有两支西戎遗存，两者间没有直接关系，甘宁地区的北方系遗存属于更晚的西戎遗存，其来源是北方草原人群。

　　孙战伟把毛家坪B组遗存、甘宁北方系遗存与寨头河、史家河等看做一个整体[27]，将其中的陶器分为两类，分别与李家崖文化和寺洼文化相联系。他认为，陇东地区的寺洼文化融合了流入本地的李家崖文化因素，成为了东周“西戎”遗存的共同源头[28]。因此，孙战伟的观点是东周西戎遗存只有一支，来源于融合了李家崖文化因素的陇东寺洼文化人群。与西戎遗存相呼应，孙战伟又提出陕北地区存在一支“辛庄类遗存”，代表了白狄的考古学遗存[29]。

　　史党社的观点则又自成一派。他将毛家坪A组遗存的部分同样归入西戎遗存之中[30]，搭建出了“寺洼文化/毛家坪A组遗存—毛家坪B组遗存/甘宁北方系文化”的西戎遗存序列。他将陕北的寨头河、史家河墓地都归入“狄”的系统之中，而将陇山以西的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甘宁北方系遗存归入“西戎”系统之内。史党社认为“狄”的组成较为复杂;戎则主要以西北土著为主，在春秋晚期以来伴随着气候变化和北方人群南下逐渐“游牧化”[31]。可见，史党社的观点是东周只有一支西戎遗存，主要来源于西北地区的土著(作者按:寺洼文化)。

　　以上观点说明，当前学者们普遍认为东周西戎遗存中，既存在与西北地区土著文化具有联系的部分，也存在与北方游牧遗存相似的特征。实际上，这正是将寺洼、毛家坪B组和甘宁北方系遗存三者同时作为西戎遗存的必然结果。而在共识之外，学者们的争议集中于三个问题:1.甘宁北方系遗存的来源是南下的还是土著的?赵化成、张寅、梁云都认为甘宁北方系遗存来自南下的北方草原人群，孙战伟、史党社则认为这一遗存是西北地区土著人群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2.毛家坪B组遗存来源于寺洼文化还是甘宁北方系遗存?梁云以铲足鬲、洞室墓为例，认为秦文化中的毛家坪B组遗存来自甘宁北方系遗存，赵化成、张寅与孙战伟、史党社都认为毛家坪B组遗存直接来源于寺洼文化;3.陕北的寨头河、史家河墓地是否属于西戎遗存?史党社将陕北的发现排除在西戎之外，而其他四位学者均将其纳入西戎遗存之中[32]。以上三点分歧，将是下一步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回顾与展望

　　西北地区东周戎狄遗存探索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东周“西戎”遗存背后的人群。史料中的“西戎”一名，既可以是连续不断的同一族群，也可以是地域相近的两个族群。西戎有多种，所谓“西戎八国”，可见其内部也必然存在着某些差别。今天所见关于西戎的文献，本质上都是基于“华夏”视角之上对“他者”的记述，很难说是否能够反映西戎族群的复杂性。正是因此，文献为考古遗存的解释留下了多种排列组合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学者们观察材料的视角不同，也导致了不同解释的出现。以铲足鬲谱系为核心的陶器视角，在西戎起源的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诚如孙战伟所说:“以往分析往往是过分关注了B组遗存中的某一类因素，而忽视了其它方面......解决B组遗存来源的关键在于全面分析其内涵。”[33]在陶器之外，其它视角下的探索也能够带来不同的结论，如杨建华以花格剑、虎形牌饰、椭方口鍑为线索，大胆地论证了白狄原为居于关中的“戎”人，后来逐步向东迁徙[34];又如史党社以文献为切入点，认为寨头河、史家河墓地应属白狄所居之上郡，并因此将两处墓地归入“狄”人遗存[35]。

　　多种视角的同时存在，引发了那个经典问题:我们该如何探索遗存背后的族群?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族群”概念没有固定的物质分类标准[36]，而多元视角下考古学遗存的多种分类，本身就是探索族群多元认同的一把钥匙。

　　在回顾西北地区东周戎狄遗存的探索历程之外，本文拟就其中可能的发展方向，提出一点展望:

　　1.打破目前已有的分类，以多元视角重新建构遗存的分类与范围。史料中可明确的西戎有多种，而如上文所述，目前的毛家坪B组遗存和甘宁地区的北方系遗存范围模糊，内部也可做进一步的划分。因此，有必要打破已有分类，重新组织遗存之间的关系与源流。在视角上，则可进一步引入理论与方法，如西戎遗存内部社会结构差异的观察、金属器的产地分析等，都可以增加观察遗存的角度。

　　2.加紧“空白地域”的探索。部分重点地区，如甘肃庆阳地区与“义渠戎”关系密切，但至今仍然没有相当于春秋中期之后的系统性发掘成果。陕北西周时代遗存的缺乏，也是目前联系东周遗存与李家崖文化的主要问题之一。

　　3.关注区域外的遗存，注意遗存的“边界”。如河南伊川徐阳墓地的发现，应该与史料中来自西北的阴戎、陆浑戎相关。徐阳墓地的发现在人种、葬俗、随葬品等方面都与甘宁地区的北方系遗存有联系[37]，可以帮助我们对比发现东周“西戎”遗存的特征。除此之外，对东周“狄”人考古学遗存的研究也有助于发现戎、狄之间的“族群边界”。“边界”是当前探索族群的重要方法[38]，在东周西戎遗存的探索中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上文所述孙战伟、史党社的研究中，都在陕北地区的戎、狄材料之间找到了一条边界，从而更好地确立了西戎遗存自身的特质。

　　史料中，东周时期西北一带的人群或是被归入“西戎”，或是被归入“北狄”。而在东周“西戎”遗存的研究之路上，它或是被当成西北地区遗存的一部分，或是被当成北方系遗存的一部分，这正是学者们面对不同材料，以不同视角加以解释的结果。今天，针对东周“西戎”及其遗存的认识已取得一定共识，但仍存在关键性分歧。西北地区东周戎狄遗存的探索，应打破单一分类、充实材料、扩大视野，以多元视角阐释遗存与人群的多样性。

　　作者：肖奕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文博》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