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安京 李刚 | 《穆天子传》历谱复原

文摘   2025-01-08 17:22   宁夏  



《穆天子传》历谱复原
作者简介

曲安京

理学博士,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理考古、精密科学史。

李刚

理学博士,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法史及其应用。
提要
通过对《穆天子传》记载的历月、历日信息的推理计算,复原了《穆天子传》所依据的历谱,证实这一复原历谱与《竹书纪年》指定的穆王年代区间(前952年至前947年)的真实天象是完全吻合的,且限于西周前段200年的时间,与真实天象相吻合的唯一理想时段。在此基础上,根据历代历法家掌握的天文常数,进一步推定,《穆天子传》所依据的历谱不存在后世伪造的可能性,其文本记录的所有时间信息都是真实可信的。由此推断,《竹书纪年》记载的穆王年表也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这表明,至少就周穆王时期来说,《穆天子传》与今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是可信的,应该得到历史学家,特别是西周年代学家的信任与重视。

关键词 

《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周穆王;西周;历谱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4辑第12-27页,注释从略。

   问题的提出

西晋太康元年(280)前后,汲郡人不准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古墓中盗掘出大批战国竹简,史称“汲冢竹书”。

由于被盗掘的墓冢位于战国时的魏国,被认为是魏国国王墓葬。又因出土的《纪年》最后的年份为魏哀王(襄王)二十年,被认定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墓,但墓主何人,迄无定论。这批出土竹简数量庞大,当初盗墓者曾点燃竹简照明,毁坏严重,晋武帝指示专人整理编辑。

根据《晋书》记载,汲冢竹书共75卷,包括《纪年》《易经》《国语》与《穆天子传》等。其中《纪年》13篇(一说12卷),起自五帝,编年记事,夏、商、周,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经荀勖、和峤整理成《纪年》。《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中,尚有“《纪年》十四卷,《汲冢书》”。

至北宋时期,《纪年》散佚。宋代以后学者搜集整理,清代至今陆续出现《纪年》的辑佚版本,学界统称古本《竹书纪年》。其内容简略,无完整帝王在位年数及年干支。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两卷本完整的《竹书纪年》,罗列黄帝到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历代帝王元年干支和在位年数,称今本《竹书纪年》。

西晋以后,国家动荡,战乱频仍,汲冢竹书散失严重。完整流传至今只剩《穆天子传》6卷。按《晋书》“束皙传”记载:

《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又杂书十九篇······《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由此可知汲冢竹书出土时,束皙认证的《穆天子传》只有前5卷。荀勖整理时,加上同期出土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合为今所见6卷本《穆天子传》。

有关《穆天子传》的研究很多。宋元以前,此书被认为史书,归史部起居注类,广受重视。《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史部别史类。清代对其认识改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在西周历史研究中不再被作为可靠史料。虽有学者复原其历谱,但在西周年代学研究中少被征引。

有意思的是,《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记述内容有大量可互为印证的事件,而且,针对同一事件的时间信息能彼此补充:前者详于历月与日期,却无相应年份;后者反之,有历年乃至历月记载,却无具体日期;二者互补能够确定完整历年历月历日信息。

清代以来,学者通过比对两部书,对《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游历行程进行讨论,其中不乏重构穆王游历日期历谱的研究。顾实复原穆王十三年和十四年历谱,夏含夷论述相关事件并非完全按时间顺序记载,推进了相关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尚未得到能够与真实天象对比研究的跨度数年的长片段历谱,两部书所依据的历谱究竟是后世伪造,还是周穆王时期真实记录?仍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本文通过比对《竹书纪年》与《穆天子传》内容与时间信息,初步确定《穆天子传》记述内容所发生的具体的周穆王年,排定各卷内容的年度时间顺序,然后依据其记录的历月与日期信息复原历谱,再以《竹书纪年》指定年代的真实天象与复原历谱进行比较。

根据《竹书纪年》文本及其西周王年世系推断,《穆天子传》各卷对应年代为公元前952年到公元前947年,而根据《穆天子传》历日与历月记录复原的月朔历谱,与该时段真实天象完全吻合!由此引发的问题是:

如果《穆天子传》是伪书,则《竹书纪年》必为伪书,他们是如何编造出与真实天象相吻合的历谱的?如果《穆天子传》是信史,而《竹书纪年》为后世伪造,后者是如何重构出《穆天子传》的历谱,然后找到这个历谱所对应年份的真实天象?这两种情形都要求《竹书纪年》作者必须掌握公元前950年前后的历日天象,这是可能的吗?依此线索,能否推测今本《竹书纪年》是如何编写的?

反之,如果上述情形不可能成立,那我们能否推断《穆天子传》乃至《竹书纪年》之周穆王年表都是真实且可信的历史文献?

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引发先秦史学界对这两部著作的信任与关注。

   《穆天子传》分卷年代的认证

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一文中,已经讨论了《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所记内容的对应关系。近代学者基本上都是依两部书所记事件关联,推测《穆天子传》各卷内容所对应的穆王年份。《竹书纪年》按具体的年份记载了周穆王在位55年的主要事迹,虽时常出现历月信息,但并未提及具体日期。《穆天子传》通篇未提年代,但明确给出18个历月名称和142条日名干支。

仔细对比《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文本,可发现所记周穆王事迹可以互为印证。笔者希望借助相关历史文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大致将《穆天子传》6卷内容对应的周穆王年重新关联,再以其文本内容辅证,为各卷内容确定相对明确的年代次序。如果今本《竹书纪年》对周穆王西征年代及事件记录与其他史料没有大的冲突矛盾,下面的讨论不再重复提及各种古本《竹书纪年》辑佚与今本的雷同记录。

以下笔者以今本《竹书纪年》编年事迹,确认《穆天子传》各卷内容与《竹书纪年》中周穆王年的可能对应关系。

(一)穆王十二年

据《竹书纪年》称:

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要点:毛班;征犬戎。

《穆天子传》卷4提道:

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献食马四六。

《穆天子传》称孟冬(冬十月)穆王在雷首接受犬戎贡献食马,与《竹书纪年》穆王十二年“冬十月,王北巡狩”吻合。

在前人研究中,多数将卷4与卷3内容定位在穆王十七年到十八年,认为是穆王西征完成后的事迹。《穆天子传》卷4最后,穆王于十月(孟冬)癸酉日回到宗周洛邑,七天后的庚辰日在宗周庙堂举办朝会,总结天子西征往返路线。由于《穆天子传》卷4记录的西征总里程3.5万里,与《竹书纪年》记载的穆王十七年总结的19万里相去甚远。因此,《穆天子传》卷4记录的天子“入于宗周”的朝会,也被认为是穆王十二年对其第一次西征的总结,这一点笔者是赞同的。

根据《穆天子传》卷4记载,穆王十月(孟冬)入宗周洛邑稍事休整,十一月(仲冬)初丁酉日返回南郑。这是卷4的终结。约一个多月后,穆王开始北伐,“遂征犬戎”。《穆天子传》卷1对此有记录:

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乙酉,······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

如果将《穆天子传》卷1承接卷4,则可推断卷1开始提到的“征犬戎”事件应在穆王十二年十一月(仲冬)之后,此季节与“北风雨雪”以致“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十分吻合。由此推断《穆天子传》卷4内容应在穆王十二年,《穆天子传》卷1应在穆王十二年末到十三年初。

(二)穆王十三年

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

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秋七月,西戎来宾。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要点:阳纡;入于宗周。

《穆天子传》卷1提到这个地方:

戊寅[戊申],天子西征,䳱行,至于阳纡之山······

按照穆王十二年的讨论,《穆天子传》卷1接续卷4,征犬戎当在穆王十二年仲冬之后,如此一来,正好可以将《竹书纪年》记载的穆王十三年春“次于阳纡”,与《穆天子传》卷1最后记录的“至于阳纡之山”推算出来。因此,推断《穆天子传》卷1内容应该安排在穆王十二年的季冬到十三年的仲春。

前文已指出,《穆天子传》卷4提到了“入于宗周”事件:

癸酉,······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

上文中的癸酉日在十月(孟冬),与《竹书纪年》“冬十月”吻合。但在后文《穆天子传》历谱复原一节的讨论中,有更强证据表明卷4内容是连贯的,应在穆王十二年。从复原的历谱来看,若返回宗周洛邑滞后至穆王十三年冬,将无法与其他卷日期吻合。另外,洛邑即今洛阳,穆王时期的周王朝都城,若《竹书纪年》记录无误,穆王十三年的“入于宗周”应该不是《穆天子传》卷4所记十二年的“大朝于宗周之庙”。

结论:《穆天子传》卷1内容起于穆王十二年冬,终于十三年春。

(三)穆王十四年

按《竹书纪年》的记载:

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军丘。五月,作范宫。秋九月,翟人侵毕。冬,蒐于萍泽。作虎牢。

要点:范宫;翟人侵毕;萍泽;虎牢。

在《穆天子传》卷5上,对“作范宫”有记载:

丁丑,······天子次于军丘,以畋于薮□。甲寅[甲申],天子作居范宫,以观桑者,乃饮于桑中。······季夏庚□,休于范宫。

原文的甲寅日应该是“甲申”之误。按复原历谱,甲申日在五月(仲夏),与《竹书纪年》“夏五月”吻合。《穆天子传》所言:丁丑日“天子次于军丘,以畋于薮”,发生在此前一月,与《竹书纪年》“夏四月,王畋于军丘”完全吻合。在《穆天子传》卷5下提到“翟人侵毕”事件:

季秋□,乃宿于房。毕人告戎,曰:“陖翟来侵。”天子使孟悆如毕讨戎。霍侯旧告薨。

《竹书纪年》称:翟人来侵在“秋九月”,即季秋,与《穆天子传》所言“季秋”吻合。由于《竹书纪年》明确指出霍侯旧死于穆王十六年,因此,同一条记录出现两个不同年份,是为矛盾。而根据历谱复原,《穆天子传》卷5给出的历月,肯定涉及两个年份。由于《穆天子传》卷5上“作范宫”确定在穆王十四年,因此,卷5下“翟人侵毕”与“霍侯旧告薨”就应在不同年份。事实上,“翟人侵毕”可能多次发生,而霍侯旧死是一个确定事件,因此,笔者倾向《穆天子传》卷5下这条记录是穆王十六年的事件。

在《穆天子传》卷5上有一段文字提到了“虎牢”:

辛丑,······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

按原文记录,辛丑日在十一月(仲冬),这与《竹书纪年》所言穆王十四年冬“作虎牢”吻合。在《穆天子传》卷5下,原文又提到了“苹泽”:

丙辰,······天子筮猎苹泽,······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

“蒐”即田猎。“天子筮猎苹泽”,应该就是天子“蒐于萍泽”。不过,《穆天子传》卷5下最后一个历月是季冬甲戌,因穆王十六年不是闰年,其后的两个日期“丙辰”与“壬申”都无法出现在这一年了。由于这两日都提及“曲山”,因此应连在一起。按照《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四年冬“蒐于萍泽”,如果将这两个日期的记录移至《穆天子传》卷5上孟冬之月,则丙辰日正好是穆王十四年十月(孟冬)初六,壬申日为十月二十二日。按照《竹书纪年》“冬,蒐于萍泽。作虎牢”。天子十月“蒐于萍泽”在前,十一月“作虎牢”在后,完美地对应了这两件事均发生在穆王十四年“冬”的记载。

结论:《穆天子传》卷5上穆王作范宫前后事件均发生在穆王十四年。卷5下霍侯旧死亡之后的事件发生在穆王十六年,不过“季冬甲戌”之后的“丙辰”与“壬申”两日应该提前到卷5上“孟冬”之后。

(四)穆王十五年

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来宾。作重璧台。冬,王观于盐泽。

要点:留昆氏;重璧台;盐泽。

在《穆天子传》卷5开篇提到了“留昆氏”:

丁丑,······祭父自圃郑来谒。留昆归玉百枚。

不过,笔者在上面说过,《穆天子传》卷5上的内容应该是在穆王十四年。这里提到的“留昆归玉百枚”,应该不是《竹书纪年》中的“留昆氏来宾”。在《穆天子传》卷6,对“作重璧台”和“盛姬之死”有大量描述:

甲戌,······天子乃为之台,是曰重璧之台。戊寅,······天子西至于重璧之台,盛姬告病,······天子乃殡盛姬于毂丘之庙。······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乐池之南。······五舍至于重璧之台,乃休。

结合《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记录,穆王为盛姬作重璧台应该是在穆王十五年八月(仲秋)。次月,盛姬死亡。在《穆天子传》卷6最后,提到地名“盐”:

戊子,至于盐。

按《穆天子传》记述,戊子日在十一月(仲冬),与《竹书纪年》“冬,王观于盐泽”吻合。

结论:《穆天子传》卷6所记内容应该都是穆王十五年发生的事件。

(五)周穆王十六年

按《竹书纪年》的记载:

十六年,霍侯旧薨。王命造父封于赵。

要点:霍侯旧薨。

在《穆天子传》卷5下,可以看到霍侯旧死亡的记录:

季秋□,······天子使孟悆如毕讨戎。霍侯旧告薨。

上面文字与《竹书纪年》吻合,霍侯旧死亡时间应该不晚于穆王十六年九月(季秋)。由此推断《穆天子传》卷5下这段文字前后内容应发生在穆王十六年。

(六)周穆王十七年

按《竹书纪年》记载:

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迁戎于太原。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西征,于青鸟所觧(三危山)。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

要点:昆仑;西王母;积羽千里;征犬戎。

穆王十七年总结周穆王西征里程,计十九万里(亿有九万里),当年返回故地。

按照《穆天子传》卷4的记录,在穆王十二年宗周洛邑的朝会中,穆王详细描述了西征西王母之邦的往返路线与各阶段里程:从宗周出发,径河宗之邦、阳纡之山、西夏、河首襄山、舂山(昆仑之丘、珠泽、赤乌、群玉之山),到达西王母之邦。在《穆天子传》卷2中,详细记录了周穆王于(十七年)五月(仲夏)到七月(孟秋)期间从昆仑之丘到西王母之邦的行程: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甲戌,至于赤乌。······癸巳,至于群玉之山。······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据此可明确,从五月(仲夏)辛酉到达昆仑之丘,到七月(孟秋)癸亥抵达西王母之邦,历时63天,行程约3300里。紧接着,在《穆天子传》卷3的开篇,记录了穆王于次日见西王母的实况: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眉曰:西王母之山。

由于《穆天子传》卷2明确记录周穆王在七月(孟秋)癸亥日抵达西王母之邦,与卷3开篇紧密相连,因此,这两卷内容肯定是衔接的。接着,《穆天子传》提到了与“积羽千里”关联的事件:

丁未,天子饮于温山,□考鸟。己酉,······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六师之人大畋九日,乃驻于羽之□,收皮効物,债车受载。天子于是载羽百车。

《穆天子传》原文称甲子日穆天子到西王母处做客。按照复原历谱,这一天为穆王十七年七月(孟秋)初一。按丁未日在甲子日之后43天,因此,穆天子“载羽百车”应该在穆王十七年九月中(季秋),与《竹书纪年》的“秋八月,迁戎于太原。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吻合。

《穆天子传》接着记述道:“庚辰,天子东征。”穆王开始“取其五王以东”之旅。《穆天子传》原文称:己酉日“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意思是,己酉日起,穆王令六师之人在旷野之原休整三个月,而庚辰日开拔东征,上距己酉日91天,正好三个月,完全吻合。

在《穆天子传》卷3后续文本中,记录穆王此后两个月东征之旅,穆王率六师之人到达智氏、阏氏、胡氏、余之人命怀、诸飦等五个部落,并接受首领朝拜。这应该就是《竹书纪年》所说“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

假设《穆天子传》卷3记录事件发生在同一年,则按日期排列,卷3之末应该到了当年年底(闰月)。不过,卷3只字未提“征犬戎”事。前人多有根据“征犬戎”等记录,主张《穆天子传》卷4记述内容发生在穆王十七年或十八年,笔者认为这个假设是可以彻底排除的。除了在穆王十二年讨论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依据是:根据《穆天子传》卷2、卷3记述内容,其相应的日期已经连续覆盖了穆王十七年五月到闰十三月的所有月份,假设卷4记载内容也发生在这个时段的六到十一月,则日期上将造成完全无法调和的冲突。另外,从历谱安排来看,假设《穆天子传》所采用的历谱是《四分历》常数编排,那么,无论将卷4内容安排在穆王十七年或十八年,卷6内容都将无法与之安排在同一历谱中。

结论:《穆天子传》卷2至卷3的内容,均发生在穆王十七年。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

第一,《竹书纪年》所记述的穆王十二年至十七年之间的内容,与《穆天子传》全文高度契合,如果以文本内容的连贯性、各卷记述的完整性为划分原则,根据《竹书纪年》,可大致确定《穆天子传》各卷内容所对应的穆王年度:卷1,穆王十二年末到十三年初;卷2、卷3,穆王十七年;卷4,穆王十二年;卷5上,穆王十四年;卷5下,穆王十六年;卷6,穆王十五年。

第二,《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所采用的纪月法,应该是殷历系统的,即正月为孟春,冬至在季冬十二月,是为年终。后续论证可见,《穆天子传》的季冬之月,与实际天象的冬至之月是一致的。由此推测,其闰月当与甲骨文记述的殷代历法类似,为闰十三月。

   《穆天子传》的历谱复原

为复原《穆天子传》的历谱,需要知道记录日期所在的历年、历月。在《穆天子传》中,可以查到18条历月记录,如表1所示。其中的月名,以孟、仲、季依次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三个月份。

根据上一节讨论,可以从《竹书纪年》与《穆天子传》内容比对推断,《穆天子传》纪月采用殷历系统,以建子之月(冬至所在月)为十二月,正月对应孟春之月。笔者按照殷历建正,给出《穆天子传》中记录月名对应的月份,见表1。

表1 《穆天子传》记录的月名

《穆天子传》的卷1、卷3,都没有给出历月的记录。全部文本中没有出现春季的三个历月名称。每卷最终月份均不过季冬,这与殷历采用十二月(季冬)为年终是吻合的。从卷2、卷4、卷6给出的历月顺序来看,各卷记录都是按照严格的升序出现的,所有月份均在同一年度。但是,卷5记录的历月,在“仲冬丁酉”后出现“仲秋甲戌”,说明卷5记录的历月应该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年度,这与上一节结论互为印证。

《穆天子传》没有记录具体年份,上节已述及,《穆天子传》各卷内容所对应的周穆王年,大约是穆王十二年到十七年之间。在这部类似穆王起居注的日记类著作中,有142条日名干支。这些日名干支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历月+日期”,如卷2的“季夏丁卯”,意思是六月(季夏)丁卯日;第二类是“日期”,如“壬申”,意思是壬申日。

需要注意的是,“历月+日期”,是《穆天子传》文本中出现的这个历月的第一个日期,但不一定是这个月的初一。这一点,马振方等人曾指出过。不过,刘师培、顾实等学者坚持认为第一类的日期就是指所在月的朔日(初一),如刘师培称:“凡穆传书干支而系以月者均系朔日。”

第二类日期所在的历月,有些没有注明,如卷1、卷3等,但是,绝大部分第二类日期所归属的历月都是承前省略了,如卷2“季夏丁卯”之后,“壬申,甲戌,······”都是穆王十七年六月(季夏)的日名干支。

笔者将《穆天子传》的所有日期,按原书出现次序罗列如表2。从表2罗列的日期干支序号可知,《穆天子传》各卷日期基本都采用了严格的升序排列。个别日期根据其前后日期连贯性进行了校正,如卷1的“戊寅”校改为“戊申”,这些误植日期的特点是,序号均相差30。需指出,这些校勘全部采纳自清代以来多个版本的《穆天子传》校勘本。

表2 《穆天子传》所记月份与日名干支

作为历谱复原的出发点,需要根据上述讨论,简要说明《穆天子传》所采纳历谱的基本假定:

第一,《穆天子传》记录的全部历月与历日都是按同一部历法排列出来的。先秦历法都是19年7闰制的《四分历》,取回归年365.25日,朔望月29(499/940)日。这是复原《穆天子传》历谱的基本前提。

第二,《穆天子传》除卷5分上下两段分别对应两个独立年份外,其余各卷内容都是同一个年度(或跨年度)连续事件的记录。每卷记录的日期干支,应该完整地按照原文次序、对应年份、所有第一类日期均为相应历月出现的第一个日名干支,嵌入到复原历谱的相应月份中。

第三,历月与闰月安排。《穆天子传》历谱采用殷历系统,以孟春为正月,季冬为建子之月(冬至所在月),是为年终十二月。按年终置闰,取闰月为十三月,与甲骨文记载的商代历法一致。采用19年7闰制的闰月安排,按如下间隔年数周期循环:
3,3,3,2,3,3,2

第四,连大月安排。按《四分历》常数,76年(合940月)内共有499个大月和441个小月,其中58个为连大月。《四分历》两个连大月的间隔月数,只有两种情况:A=17个月、B=15个月,按照如下周期循环(每个A或B对应一个连大月):

A ABAAB ABAAB ABAAB ······ ABAAB AB

下面,笔者依据表2资料,尝试复原《穆天子传》的历谱。

首先,如表2所示,从卷6可以看出,十月(孟冬)最后一个干支癸酉序号为10,而仲冬甲戌序号为11,这表明《穆天子传》记录的仲冬第一个日期甲戌日必为十一月朔日。另外,卷6之八月(仲秋)最后一个干支甲戌序号为11,九月(季秋)最后一个干支甲辰序号为41,由此可断定九月(季秋)朔日必为乙亥日,序号12,小月;十月(孟冬)朔日必为乙巳日,序号42,大月。这样就确定了《穆天子传》卷6所对应的穆王十五年九、十、十一这三个月的朔日。这是《穆天子传》历谱复原的一个关键时间窗口。

其次,从表2可以看出,卷4记录的四条“历月+日期”的干支序号,应该是七月(孟秋)到十一月(仲冬)这五个月的日期,其干支序号依次是30,60,X,59,29。其中X为九月(季秋)出现的首个日期,未记录。由此可见,孟秋、孟冬都很可能是大月(30日),这几个日期要么都是初一(或初二),要么都不是初一(或初二)。

再次,卷4(穆王十二年)与卷6(穆王十五年)间隔3年,这两个年份的相同历月的间隔,可能是36、37或38个历月,因此,会出现至少两个连大月,净增加1日。从穆王十二年十月孟冬壬戌,序号59,起算36个历月,至穆王十五年孟冬,相同日期的干支序号应为

59+1+29.5×36≡42(mod60)

这个数字正好是穆王十五年十月(孟冬)朔日乙巳日的序号42。由于穆王十二年孟冬壬戌(59)与十五年孟冬乙巳(42)的历日应该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推定穆王十二年孟冬壬戌是十月朔日。于是,穆王十二年孟秋癸巳(30)、仲秋癸亥(60)也大体可以确定为七月、八月的朔日。

最后,依上述推算,可以肯定,从穆王十二年孟冬到十五年孟冬,不可能是37个历月。若为38个历月,意味着穆王十二年、十四年都需安排闰月。如此,穆王十五年、十六年将不可能再安排闰月,于是,十六年、十七年所有历月的时间都将相差一个月,如此一来,则《穆天子传》卷2、卷3、卷5下的历月记录全部提前一个月,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此,从穆王十二年孟冬到十五年孟冬,也不可能间距38个历月。我们只能在穆王十五年安排一个闰月。

根据上面的一系列关键节点的推定,再结合表2中所有日期对应的历月、历年,便可以排列出《穆天子传》可能的历谱,如表3所示。其中各年度上面的资料为历月朔日干支的序号,下面的数字为《穆天子传》相应分卷所记录的日名干支序号。

表3 《穆天子传》历谱复原

《穆天子传》中第一类日期干支的序号都用红色标记,如果该日期正好是历谱中的朔日,则相应的历谱朔日数字也用红色标记。在15个可以确定的第一类历月日期(见表2)中,共有5个是当月朔日。另外,在没有记录第一类数据的卷1与卷3中,分别出现了一个朔日的干支。

连大月的日期序数,以粗体标示。每卷日期均严格按照《穆天子传》文本的次序(见表2)对应到复原的历谱中,“//”表示每卷记录的日期干支的结束。从复原的历谱(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

《穆天子传》卷4是最早出现的年份,记录穆王十二年六月(季夏)到十一月(仲冬)连续6个月行程。卷1内容,从穆王十二年十二月(季冬)到十三年二月(仲春),与卷4记载内容相衔接。

卷5明确记录了7个月的月名,分别是穆王十四年的5个月、穆王十六年的两个月的干支,行程记录总共涉及这两年的10个月。如前所述,卷5下季冬甲戌之后的两个日期,丙辰53与壬申9,都是错简误植,不可能出现在穆王十六年十二月,笔者根据这两个日期的内容,将其移至卷5上孟冬之月,即表3的穆王十四年十月,是吻合的。

卷6的记录也非常完整,反映了穆王十五年八月(仲秋)到十一月(仲冬)的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期记录了当年季秋到仲冬3个月的晦日(最后一天),由此可以反推次月的朔日干支,为复原《穆天子传》历谱奠定了基础。

上一节笔者根据《竹书纪年》推测,卷2与卷3都是穆王十七年的事迹记录。虽然卷3记录的干支没有注明历月名称,但从复原的历谱来看,可以严格地按照原文次序,将其安排在复原的历谱中。其中卷2记录了五月(仲夏)到七月(孟秋)的行程;卷3记录了八月(仲秋)到闰十三月的日程。

至此,《穆天子传》所给出的142个日期干支(见表2),除卷5下季冬甲戌后的两个日期进行了位置校正外,都可以按照原书各卷次序,严格有序地排列到复原的历谱中,如表3所示。

《穆天子传》复原历谱的闰月安排,有一点问题。按照19年7闰的规律,最大间隔三年置一闰,最小间隔两年置一闰。但是,根据表3复原的《穆天子传》历谱,从穆王十二年到十四年,均未安排闰月。这是不符合《四分历》规矩的。

笔者猜测,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为:由于《穆天子传》采用殷历,以冬至所在月为年终十二月,如果穆王十二年与十五年的冬至日分别在当年十二月(季冬)的月初、月末日,那么,因为对冬至日所在月的确定出现了误差,便可能造成对闰月认定出现偏差。这一点,在下一节实际天象的比较中可以进行验证。

另外需说明,在连大月的选择上,可以有适当的调整。在表3的框架下,如果适当移动连大月的位置,会对复原历谱的部分历月的朔日产生些微改变,但是,这些改变最大不超过1日,在结构上不会颠覆复原的《穆天子传》历谱。可以肯定地说,表3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应了《穆天子传》记录的所有历月与历日。

至此,笔者复原了《穆天子传》记录日期所对应的历谱。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历谱是《穆天子传》或《竹书纪年》的作者人为编造的吗?它与《竹书纪年》所指定的穆王年代的真实天象又是否吻合?

   《穆天子传》复原历谱与实际天象的误差

根据《竹书纪年》,周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7年。按照《竹书纪年》的记录,从周宣王往上回溯,历经厉王26年、夷王8年、孝王9年、懿王25年、共王12年、穆王55年,共计135年。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62年。如此,则穆王十二年当是公元前951年。这是周历系统的王年排列。

周历以冬至始,取冬至所在月为正月;殷历以冬至终,取冬至所在月为十二月。如此一来,则两者的纪年会有一年的差别,如表4所示。其中《竹书纪年》记录的年份,用“(竹)”表示,其他为断代工程给定的穆王年代。断代工程与《竹书纪年》的纪年在宣王时期统一。

表4 殷历与周历系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竹书纪年》年代比较


暂时忽略殷历与周历系统造成的纪年差别,按照《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记录的内容所对应的历谱应该在公元前952年到前947年之间。为方便与该时段真实天象进行比较,笔者将复原的《穆天子传》历谱表3简化为表5,其中公元纪年采用殷历系统。

表5 周穆王西征之月朔历谱(穆王十一年至十八年)


根据张培瑜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摘录公元前953年到公元前946年的真实月朔历谱如表6。

表6 公元前953年至前946年之实际天象

说明: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第509-510、897-898页整理。表中冬至所在月用红色标识,冬至日干支序号用符号“[]”标注在当月朔日干支下,复原历谱与真实天象不同朔日的序数,用符号“()”表示。

在上一节笔者猜测,导致公元前952年、951年、950年连续三年不置闰月的原因,可能与公元前952年与前949年冬至日的确定有关。果不其然,按照表6给出的实际天象,公元前952年的冬至日在穆王十二月(季冬)的朔日,公元前949年的冬至日在十二月(季冬)之后的第4日。

这个现象发生在公元前950年应该是可能的。由于岁差,会导致冬至点移动,由此产生冬至日测算的误差。实际上,刘宋时期何承天编制《元嘉历》时,通过测定,发现当时历法计算的冬至点的误差已经达到了3度,冬至日因此在当时便产生了3日的误差。

《穆天子传》所依据的历谱,没有在穆王十四年(公元前950年)安排闰月,应是对穆王十五年(公元前949年)冬至日所在的判定出现了4日的误差,认定当年冬至日在十二月(孟冬)的月尾,而不是闰月的月初。

《穆天子传》的复原历谱(表5)与当时的实际天象(表6)是一一对应的。除了公元前949年之外,所有的冬至日都发生在殷历十二月(季冬),与前面的讨论一致,说明《穆天子传》采用的就是殷历系统。《穆天子传》复原历谱的月朔干支与实际天象的最大误差为1日。在公元前953年到前946年的总共99个月朔干支中,27个月朔后天一日,3个先天一日,其余69个与实际天象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穆天子传》所采用的月朔历谱(表5),与公元前952年到前947年的实际天象的吻合几乎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这个事实,揭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结果:根据《穆天子传》资料所复原的适用历谱,与《竹书纪年》所推定年代的实际天象是完全吻合的。

这些足以证明表5复原的《穆天子传》历谱应该是相当可靠的。这个复原历谱提供的信息与《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历史文献的记录是吻合的。由此,或可一窥西周时期历谱的一些特点:

首先,采用殷历系统,以冬至所在月为年终十二月,正月为孟春,十二月为季冬。这与笔者在第一节讨论的文献记录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穆天子传》提到18个历月的名称,但是没有提到闰月。从这些历月的名称与实际天象的吻合情况看,闰月的设定,是以相邻两年季冬之月间隔的月数来确定的。如果间隔月数为13个月,则在前一年的季冬之后,增加一个闰月。

第三,按实际天象,公元前953年季冬与前952年季冬之间有13个月,因此,公元前953年(穆王十一年)的季冬之后安排一个闰月。穆王十五年(公元前949年)历法测定的冬至日应该比实际天象提前了3天,正是这个误差,导致将穆王十四年(公元前950年)季冬后的闰月,错后到了第二年。由此或许说明,当时历法家对冬至日的确定并不是完全依赖回归年的计算,而是实际的测定。

   西周前段200年间的真实历日天象

按照《竹书纪年》所指定的时间区间,《穆天子传》的内容对应的是公元前952年(穆王十二年)到公元前947年(穆王十七年)的事件。在上一节的讨论中,通过对《穆天子传》记录的历月与历日信息的分析与计算,复原了《穆天子传》的月朔历谱。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复原历谱,与公元前952年到前947年的真实天象完全吻合,所有月朔干支误差都不超过1日。

这个结果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巧合?换句话说,在西周前段,是不是还有其他时段也吻合《穆天子传》的复原历谱?为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将复原历谱与西周前段200年间的实际天象进行大范围对比。

搜寻标准:月朔干支与实际天象误差不超过1日,冬至日在季冬十二月或年终闰十三月,以此筛选西周前段200年间(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850年)与《穆天子传》复原历谱接近吻合的真实天象,查找哪些时间段符合上述条件。

筛选结果:除公元前952年到公元前947年的天象(见表6)外,还有两种情形,分别如表7、表8所示。

表7 公元前1009年至公元前1004年真实天象与《穆天子传》复原历谱比较

表8 公元前859年至公元前854年真实天象与《穆天子传》复原历谱比较

其一,公元前1009年到公元前1004年,74个月朔干支中,有50条误差为1日,其余吻合,完全吻合率为32%,如表7所示。与表6相比,这个时段的吻合度相差不少。

其二,公元前859年到公元前854年,74个月朔干支中,有24条误差为1日,其余吻合,完全吻合率达68%,如表8所示,与表6结果相当。这个时段的闰月排列出现一些问题,由于公元前857年的冬至错后了一个月,导致公元前856年的历月与穆王十五年的历月(表5)都相差了一个月。

上述结果表明,在西周前段200年间(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850年)总共有三个时段与《穆天子传》的复原历谱(表5)吻合。其中最理想的结果,是公元前952年到公元前947年的历日天象(表6)。

因此,笔者根据《穆天子传》文本内容与其记录的历月和历日信息所复原的历谱,与西周前段200年间的真实天象相吻合的最优时段,就是公元前952年(穆王十二年)到公元前947年(穆王十七年),令人诧异的是,这正是《竹书纪年》之穆王年表所指定的时段。

   《穆天子传》是伪书吗

通过第二节关于《穆天子传》各卷年代的认证及历谱的复原可知,无论是内容的关联度,还是《穆天子传》复原历谱与《竹书纪年》所指定年代真实天象的一致性,《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都是不可分割的,应将二者放在一起探讨真伪。

这两部书成书时间的关系,只有三种可能情形:《穆天子传》先《竹书纪年》后,《穆天子传》后《竹书纪年》先,同时。假如可以排除《穆天子传》造假的可能性,则后两种情形将自动推理出《竹书纪年》之穆王年表亦必为真的结论。

如果《竹书纪年》晚于《穆天子传》成书,因其所推穆王年表与《穆天子传》的复原历谱完全吻合,更关键的是,《穆天子传》的复原历谱准确贴合《竹书纪年》所指定的公元前952年(穆王十二年)到前947年(穆王十七年)的真实天象,而这个区间,是《穆天子传》历谱与西周初期200年间真实天象唯一理想的吻合时段。在此铁证下,如果还要假设《竹书纪年》的穆王年表是作者凭空杜撰的,似不再合理。

因此,对这两部书稿真实性的判定,关键在于对《穆天子传》记录的时间信息的真实性的判定。那么,《穆天子传》所依据的历谱有可能是后人造假编排出来的吗?

《穆天子传》是公元280年前后出土的汲冢竹书。现研究其成书年代有几种观点:西周、春秋战国、战国、西汉。如果成书于西周,基本上就是当时的历史记录,应属信史,暂与伪书讨论无关。如果以春秋中叶(公元前600年)至西汉末年(公元元年)作为其成书年代,则距公元前950年约350至950年。

两汉以前采用的历法,基本上都是《四分历》,其朔望月常数为29(499/940)=29.530851日,春秋到两汉时期朔望月的理论值大约为29.530585日。按《四分历》常数,在350年至950年之间,合朔时刻的推算将有1.15到3.13日的系统误差。《竹书纪年》记录的最后一个帝王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距离周穆王约650年,合朔时刻推算的系统误差将达到2.14日。

由此可见,分别以春秋中叶(公元前600年)、战国中叶(公元前300年)、西汉末年(公元元年)为三种成书年代节点,反推公元前950年前后的历日天象时,合朔时刻的系统误差将分别达到1、2、3日以上。而根据《穆天子传》复原的历谱与实际天象的误差,70%的月朔是完全吻合的,剩余30%的月朔误差全部在1日以内,如表6所示。

这个事实说明,假设《穆天子传》是春秋中叶到西汉末年编纂的,如果其作者不知公元前950年前后的实际天象,利用《四分历》的常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推算(或编造)出《穆天子传》记录的历月与历日的。

除非《穆天子传》的作者知道公元前950年前后的实际天象,而这就意味着,《穆天子传》所根据的公元前950年前后的历月与历日,就是周穆王时期的历法。由此得出一个直接推论,即《穆天子传》所记录的周穆王事迹所发生的日期是真实的。

由此可知,如果假设《穆天子传》成书于两汉之前,那么他的作者一定是掌握了公元前950年前后周穆王时期所使用的历法。这就是说,《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所记录的周穆王时期的时间信息,是有历史根据的。

学界基本上没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两汉至西晋之间成书的。假设《穆天子传》是西晋时期的作品,至少成书于公元280年之前,作者可以利用的历法可能是《乾象历》与《景初历》。这两部历法的回归年常数分别为365.2462日与365.2469日,当时的理论值约为365.2423日,约250年差一日。如果用《乾象历》或《景初历》回推公元前950年的历谱,则在1200年内,冬至时刻的推算将产生先天4.8日的误差。从表6可见,《穆天子传》所使用的历谱,穆王十五年(公元前949年)冬至时刻的实际天象后天4日(在季冬之月后4天)。如此,则冬至时刻的推算误差将达到9日。对于以冬至日所在确定年终之月季冬(十二月)的历法系统来说,冬至时刻误差达到9日以上,会对历法的置闰系统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如果西晋时期根据《乾象历》或《景初历》来编造《穆天子传》,作者不知道公元前950年的真实天象,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穆天子传》无论成书于出土前的什么时代,其作者似乎都应该是掌握了公元前950年前后的真实天象或历谱,否则,他依据春秋中叶到西晋时期的任何历法,编造《穆天子传》的历月与历日,都会导致合朔时刻或冬至时刻的巨大误差,而不可能得到表3(或表5)所复原的《穆天子传》的历谱。

所以,至少从《穆天子传》所依据的历谱来看,不应该是后世凭空杜撰的伪书。这也就顺带推证《竹书纪年》之穆王年表应该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结 语

本文通过对《穆天子传》记载的历月、历日信息的推理计算,辅以《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相关文本的分析论证,复原了《穆天子传》所依据的历谱,并且证实,这个复原历谱与《竹书纪年》指定的穆王年代区间(公元前952年至公元前947年)的真实天象是完全吻合的。同时证明《穆天子传》的复原历谱在西周前段200年的时间里,与真实天象相吻合的唯一理想时段,就是《竹书纪年》所指定的时段。

这个结果,将《竹书纪年》之周穆王年表(乃至西周王年世系)的编写与《穆天子传》的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确切地说,如果《竹书纪年》之穆王年表的编写不晚于《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则《穆天子传》为真,《竹书纪年》的穆王年表亦为真。而如果《竹书纪年》之周穆王年表是晚于《穆天子传》编造的,那它一定是在复原《穆天子传》历谱的基础上撰写的,因为《穆天子传》是真实的,其依据的历史记录也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由于《穆天子传》的复原历谱与当时的真实天象的月朔误差全部小于1日,70%的月朔与真实天象完全吻合,因此,《穆天子传》所依据的历谱,不可能是春秋到西汉时期的后人伪造的。同时,根据冬至时刻的测算可以推断,也不太可能是东汉到西晋时期的后人伪造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穆天子传》所依据的历谱是真实的。

通过对《穆天子传》所依据历谱的复原,笔者确证,周穆王时期的历谱采用的是殷历系统,以冬至所在月为季冬十二月。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与《穆天子传》复原历谱的对照,可以推断,在历月的安排上,采用的也都是殷历系统。这是以前的历法家所没有发现的。

本文的结论是:不仅《穆天子传》文本记录的所有时间信息都是真实可信的,《竹书纪年》记载的穆王年表也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因此,在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中,《穆天子传》与今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都是不容置疑的。至少从使用历谱的角度来看,《穆天子传》所记载历月与历日材料都是毋庸置疑的信史,《竹书纪年》记载的穆王年表与其前后诸王的在位年数,也是不应该轻易否认的历史信息。应该重新得到历史学家,特别是西周年代学家的重视。

本文根据《竹书纪年》记录的穆王年表对《穆天子传》历谱的复原,为推进西周前段历谱的研究提供了一条途径。我们可以期待,在《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西周诸王年代文献的重新分析,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开展西周王年甚至历谱的新的复原研究。



END

 | 任   秦  王凤琼

 | 程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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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博物馆筹建于1983年,1988年9月25日落成开放。占地面积4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是一座以收藏历史文物为主,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展示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一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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