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文明中的天下观和世界观

中国文化中“天”这个概念很重要，与之相关的有天道、天命、天灾、天数、天时、天网、天伦、天下，等等。它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人在自然、社会、人文等领域的一些认识，其中的“天下”具有空间含义，可代表中国，也可扩展为世界。为了说明天下之大，古代中国人还构建了“四海”的概念，与之相关的有“海内”和“海外”等。但“天下”和“四海内外”都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是古代中国人构想的一种文化的空间，它在特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人的国家观、文明观、世界观。

在《尚书·大禹谟》中，益就赞叹尧“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里的“四海”就等于“天下”。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山海经》，其论述框架就是东西南北中的山经、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等。《尚书·益稷》中载“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这里的“天下”已及海隅，再远就至海外了。儒家经典《中庸》则说，周武王“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这是明确把天下等同于“四海之内”。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这里的天下等于海内，但提到了方外，方外的国家一般有陆路相通，如果是海路相通就是海外了。可见，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天下，首先是指海内，也扩展到海隅，还延伸到海外、方外。海内之为天下，是指中国文化的核心区；海隅是其外围；海外就是中国文化核心区之外，与海内一起构成了整个世界。在儒家所言的天地人系统中，海在天之下、地之角；四海虽广远，仍是地的一部分。所以，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种达及四海的天下观。

中国文化中的“天下”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人的“天下观”首先就是统治者的天下观。当然，被统治者也从同样的角度来理解和叙述这个概念。例如《诗经·小雅·北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这是强调王权在所有统治地域的权威性。实际上，周天子的权威在天下不同的地域还有区别。根据周代的“畿服”制度，王朝直辖地为邦畿﹐职官为内服；诸侯等为外服，外服之地有邦国和部落之别，所担职贡不同。另外，中国古人虽视“海内”为天下，其文化视野却能达及“海外”。比如《尔雅·释地》讲到“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四荒，四海”，这是既讲海内的中国，也讲中国之外，其中“五方”中的“四方”，以及四极、四荒、四海等都是距中国极远的边荒之地，且“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是把“四海”视为“化外之地”，等于说是“海外”了。其实“夷、狄、戎、蛮”自有不同的文化，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他们了解不够而已。

作为“天下”极远边荒之地的“四海”及其以外，也是中国古人在文化意义上延伸自己的空间想象力所能达到的一种极限。《山海经》讲到了四海的神祇，如东海海神禺虢、南海海神不廷胡余、西海海神弇兹、北海海神禺疆。《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则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北溟和南溟即所谓北海和南海。但实际上，中国地理并无对称、平衡的四海——北方是亚洲最广阔的草原地带，是所谓荒野之地，曾孕育了各类游牧文明；西北方有蜿蜒绿洲穿越戈壁沙漠，联通中亚；正西方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南麓是印度文明；只有东方和东南方才通向地球上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这是一个“地重西北、海望东南”的天下格局，“四海”中直接临近的只有东海和南海。但人们为了称呼上的平衡，后来也将贝加尔湖称为“北海”，据说汉代的苏武牧羊就在那里。至于西海，可以是“青海湖”，也可能是“里海”，甚至波斯湾。

由于地理格局的关系，中国古人在四海之中对直接临近的东海和南海给予了更多关注。东方的太平洋广阔浩瀚，又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自然令人遐想无限。战国时代燕齐的百姓中就有海上神山、海中遇仙的传闻，后来秦皇、汉武都曾多次东巡至海，以求不老之药。南海也较早受到中国人的关注，西汉时就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民俗文化中则有著名的南海观音。相对而言，中国古代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概念是“西天”，那是佛祖诞生之地。北方最远的地方是《庄子》提到的北溟，也就是北方的大海，那里阳光照射不到，水深而显黑色，有神兽玄武。在整体上，无论是直接临近的东海、南海，还是主要在想象中存在的西海、北海，其实都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部分，显示了中国文化由“四海之内”向“四海之外”延伸的一种张力和趋势。

总之，汉语中的“四海”不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与“天下”相对的文化概念。所谓“海内”即“四海之内”，一般指有政治文化认同的生活地域，是狭义的“天下”，也就是中国。“海外”当指“四海之外”，是“天下”的尽头乃至以外，是中国政治文化影响不及之处，可以说是广义的天下，或可称为“世界”。简单地说，海内就是天下，海外乃是世界，中国古人通过“四海”这个概念来观照天下、认识世界。或者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的聚焦点在海内，但也以自己为中心向海外辐射，从而形成了一种关注海内、达及四海的天下观，这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国家观和世界观。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古代中国人在特定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构建了自己的文化标准，并将其文化标准“放之四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观。

中国古代文明关注的焦点在海内，这是因为文明的主体在大陆，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当然还与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有关，即统治者得天下、守天下的主战场也在大陆。但中国毕竟是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华文化中包容了很多海洋文化元素。与之相关，古代中国人通过海洋对海外世界进行了很多探索。如汉武帝曾通过海路向朝鲜半岛发兵，这是扩展其统治的区域；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又派使者从雷州半岛沿海岸航行，开辟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这都是配合其海内文治武功的海外活动。《三国志·吴书二》记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台湾）及亶洲，这是吴国在“三足鼎立”的处境中扩展其生存发展空间的努力。唐代除恢复丝绸之路外还与阿拉伯世界建立了海上贸易通道，当时的统治者有“汉胡一体”的文化气度，国都长安也是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宋与辽、夏、金战事不绝，所以更需要东南海上的贸易。元代欧亚大陆因蒙古人的统治连成一片，中国与中亚的联系有所增加。这个时期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的影响传播到了海外最远的地方。

元明两朝的海上贸易规模很大，但主要是朝贡贸易，即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这不是市场经济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其兴盛反而排挤了民间的海上贸易。其中，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就把朝贡贸易推向了高点。但郑和下西洋是贯彻皇帝“以德治海”的理念，体现“德化四夷”的思想，目的不在于探险，也不为扩展海外殖民地，赠予各国的财富只为换取外邦的服顺，这生动地说明了中华文明“达及四海”的天下观。只是后来因花费太巨，海内不宁，皇朝只好放弃“德布海外”的奢侈举动。在明清两朝，多数时期都实行海禁，目的是为了“天下太平”。但欧洲人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崭新的近代文明。

西方文明孕育在地中海沿岸，这是与中国地理格局截然不同的地方。地中海是个十分独特的陆间海，它联通欧、亚、非，东西约4000千米，南北最宽处约1800千米，沿岸民族可以彼此通达，不同于浩茫的形成阻隔的大洋。数千年来，地中海沿岸分布着埃及、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众多文明。这些文明间的距离不远不近，可彼此联系但又保持了各自的独立；地理上的彼此相望促成了文化上的交汇合流，最后成就了欧洲文明。因而可以说，西方文明之根在地中海文明。

地中海文明的起点是尼罗河和两河流域文明，而被视为西方文明直接源头的古希腊正是吸收了这两支古老文明，承载了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文明积累。对希腊人而言，地中海是通往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等地区的通道。希腊人的手工业技能学自西亚，建筑多模仿埃及。希腊字母与克里特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和腓尼基字母有亲缘关系，又是拉丁文字乃至整个西方文字的基础。小亚半岛的米利都学派是希腊学术的鼻祖。泰勒斯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学习天文和几何。希腊神话中的很多内容都来自西亚和埃及，甚至荷马史诗的背景也是其与东方的交往和战争史，这都与地中海有关。对希腊人而言，地中海东部的财富和文明始终是巨大的诱惑。希腊人习惯于把海洋视为抵达新文明的通路，远航的目的要么是贸易、求知，要么是开辟殖民地和征服。地中海文明哺育出来的海洋观，其实也是一种外向的世界观。

古罗马文明形成于亚平宁半岛，该半岛位于地中海的核心区，把地中海分为东西两部分。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罗马人不仅将部分世界，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将全世界都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而且远远超越任何现今存在，或（可能）是继承前人所留下的帝国”。罗马人在继承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兼容了更多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使地中海沿岸的文明得到了充分交融。罗马人在文字、教育、政治、法律、经济、农业、建筑方面的成就，后来还促进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罗马帝国的统治维持了数百年，东罗马帝国历经中世纪，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罗马文明虽然是古代的，却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

作为西方文明重要标志的基督教是在罗马时期形成的，与地中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地中海文明孕育了基督教。在源头上，犹太教受到埃及宗教的启发，这孕育了基督教独尊一神的观念。基督教信仰“先知”获得“启示”的观念和上帝创世说来源于犹太教。《旧约全书》的根本教义和《圣经》故事源于希伯来文化，而且也源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文化。比如，巴比伦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与《圣经·创世纪》的描述十分相似，波斯的祅教对基督教“三位一体”说有影响。当然，基督教思想体系还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中有数的和谐，让基督教找到了全知全能上帝存在的根据。苏格拉底认为人的智慧微不足道，神才是最高最完善的智慧；柏拉图关于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的思想，等等，都成了上帝创造世界的哲学说明。斯多葛学派宣扬世界的一切都是神预先安排的，人只有顺从，这曾为基督教的传播打开方便之门。新斯多葛学派宣扬的天国及宿命论，也被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们吸收采用。总之，基督教的形成、发展、传播与地中海沿岸的各种文明都密切相关。

伊斯兰教孕育、形成于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地中海文明的产物。比如，犹太教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几百年就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的产生深受希伯来和波斯文化的濡染。在一定意义上，《古兰经》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犹太教《圣经》中的人物和故事，其中耶和华和真主安拉的表述就很类似，两者在教法、教义以及诵经、礼拜、饮食等方面也很相近。波斯的祅教关于“末世审判”的思想与伊斯兰教的“信后世”也是一致的。什叶派主张的伊玛目世袭制来自波斯的王权神授思想。伊斯兰教灵魂净化、意志自由的思想，也受到波斯祅教的影响。总之，在地中海沿岸，希伯来民族创立了犹太教，孕育了基督教，其后阿拉伯民族又创立了伊斯兰教。

总体来看，地中海周边在古代产生了许多文明，而地中海为不同文明的联系提供了通道。地中海沿岸各种文明交融、碰撞、分流的历史过程中，也塑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这就是通过海洋联通新的文明的世界观。在近代文明史上，这种世界观也导致了哥伦布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但在世界观的层次上，正是那种把海洋视为文明通道的理念，才使当时欧洲的航海家们扬起了风帆。

古代中国周边没有整体水平更高的文明，这令中国人保持了文化自信和传统，甚至以为自己的文化程度是天下第一的，中国的文化标准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鸦片战争改变了这个看法，中国的文化标准似乎不再灵验，海外西方的文化标准被嵌入中国社会。这引发了深刻的文化冲突，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向。十分明显，西方势力东渐不光是赤裸裸的战争和征服，除了直接的贸易问题，还有社会体制的差别、文化的冲突和世界观的碰撞。

对西方势力而言，走向东方是哥伦布探险的继续，地理大发现就是为了寻找到达东方的新航路而来的。这里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启示，却带着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势头。至于其背后的文化理念，马克斯·韦伯讲到了新教伦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则认为符合“优胜劣汰”的演化规律。对中国而言，海外列强不是历史上的海盗或倭寇，它们有全新的文明，令万国来仪的天朝一变而为被“鹰临虎视”的半殖民地。中国自此海外多事，海内不宁。英国的坚船利炮先让中国感到“泰西”的科技高出一筹，官僚和士人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理念。但“师夷长技”只是为了“制夷”，这似乎不符合儒家的君子风范，以至于1858年清廷与英国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不得不写明：“嗣后各式公文，自不得提书‘夷’字。”随之开始用“洋务”代替“夷务”，并开始推重“西学”。“夷”和“洋”一字之差，反映了中国人世界观和文明观的悄然变化。

甲午之战使北洋水师覆没，中国师西洋长技还不足以制后起之秀东洋日本。这促使一批有识之士深入细致研究日本文明，对比中日学习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后迅速攻占北京，令中国有亡国之虞，这极大地刺激了国民的神经，当然更刺激了统治者的神经。晚清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同于历史上的天下大乱，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成了变法改革，这可能涉及改朝换代，但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遗憾的是，晚清的统治阶层已经整体上腐朽，无法担当这样一个历史的责任。清廷最后未亡于海外列强，而亡于海内之辛亥革命。当然，是海外冲击和海内斗争的交织共振，推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演变，成就了孙中山那一代人的事业。与这段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涅槃，人们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也审视自己，反省文明，出现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一批新的文化人物。

晚清以降中国洋务运动失败、变法不成、民国政局动荡等一系列挫折，令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他们称传统文化为“旧学”，称西方文化为“新学”，喜新厌旧之情溢于言表；海外百家之说风行神州，尤其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海内的各阶层和党派竞争纷起。民国早期的军阀逐鹿中原，却无人能够一统天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当了胜利者的帮手，却未享受到胜利者的待遇，后来还遭受日本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英美苏等国结盟并获得胜利，令中国以大国的姿态站到了世界前台，但当时中国的领袖人物仍缺乏大国的坦然自信和胜利者的自豪。如蒋介石1943年11月17日赴开罗会议前的日记写道：“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甚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在1945年9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洗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中国并未成为一个整体面对世界的大国，由于自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陷入了内战。国共内战有美国和苏联争夺战后势力范围的国际背景，但中国社会自身政治文化和政党价值观的分裂才是最深刻的原因。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一直处于历史的转型过程。晚清的龙旗、民国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及新中国五星红旗的依次变换。这些带有象征性意味的旗帜的每一次变换，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都意味着政治文化和社会理想的某种变化，甚至是一种世界观的变化。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充满痛苦，中国人对世界充满困惑，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要理解这一点，只需品味一下《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共赴国难时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与此相关，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就明确地讲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上找回民族和文化自信的一种努力。毫无疑问，为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人首先必须站起来。但站起来的中国人仍需要探路前进，需要继续努力和奋斗，才能找回文化的自信。

总体上看，历史上的中华文明是包含海洋文化的大陆文明。晚清以来海外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动摇了天朝上国的文化本位观念，中国人一度几乎失去文化的自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的自信开始恢复。与此相关，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步。比如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把西方文明比作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把中华文明比作黄土黄河文明。这既是一种反思，也反映了一种焦虑，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在起飞的前夜，“摸着石头过河”才走了几步。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为50％左右，具有无可辩驳的全球影响力，更应该全面、客观、理性地评估中华文明和鉴赏西方文明。

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文明有极大的坚韧性，古老的中华民族骨子里有一种特别的进取精神。这就是《易经·乾·象》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气质，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人生观，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历史上有过天下太平也时常天下大乱，经常改朝换代，政局有统也有分，许多民族都参与了这个历程，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始终无比顽强，经历内忧外患仍能延续不断。即使近代以来遭受西方文明冲击，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也能在艰难困苦中外求内省，社会经历了血与火的锤炼，虽多难而能兴邦，国家逐渐强大，为世界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

从世界文明史的视野看，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包容性。中华文明虽自视为中正、华美的文明，但对海外文明并不排斥，而能吸纳、广延。当年孔门弟子子夏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人文情怀，孔子则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想法。孔子的想法虽未付诸实施，却表明他本人相信文明相通，海外也有行道的地方。中华文明影响了东北亚、东南亚，许多海外和方外的文明也融入中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就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的佛教徒始终把印度视为圣地。古代中国常言儒释道“三教并存”，其实唐代以降伊斯兰教成了部分中国人的信仰，晚清以来基督教也成了部分中国人的信仰。中国文化中还包容了许多其他宗教文化。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乃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现实表征。

中国人讲“诸教并存”时将儒也列为一家，但儒家学说其实是一种人文价值理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家学说对传统士人和社会政治有极大影响，是所谓“入世”的学说，而道家讲“隐世”，佛家讲“出世”。古人一般讲“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三者有互补的关系。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因政治原因排斥异教的情况，但中国历史上没有由宗教引起或直接以宗教名义发动、进行的战争。现代许多中国人也不会因为信仰一种宗教而排斥其他宗教，这自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这种深刻而普遍的文化启示，究其根底，恐怕要提到《易经·坤·象》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文化气韵。今天一些西方政治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宣示有怀疑，似乎也根源于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气韵。

对中国人而言，西方文明最值得欣赏的是其探索气质和科学精神。或者说，西方文明有一种理性精神，自古就开始运用人的经验和智慧，通过观察和实验手段，以数学形式来认识自然规律。这种精神气质在古希腊文明中形成，在罗马时代继承和发扬光大，中世纪又与基督教整合，最后成就了整个欧洲文明。钱穆曾经写道：“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比较，好像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作长时间长距离的跑，欧洲则像是一种接力跑，一面旗从一个人手里依次传递到另一人，如是不断替换。”欧洲文明的旗帜上肯定写着科学，这个“接力跑”最早围绕地中海进行，随之跑向欧洲和世界，近代以来也延伸到中国。今天，西方文明孕育出的科学理性已经成了全人类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

西方文明还产生了政治民主的意识，并发展出了一套制度文明，比较有效地驯服了“政治权力”这头猛兽。所以，民主也是西方文明给全人类的一个礼物。民主的源头也在希腊，因为希腊人最先认为人民不需要一个统治者，他们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事务。这就是民主的理念。罗马人将这种理念变成了一种共和制度。历史上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也充满了曲折。孔子、孟子等有“道高于君”的理念，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讲君主以天下为私，乃天下大害。但儒家毕竟未提出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晚清、民国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就走过了从君主专制到党派执政的道路，而且逐步走向民主。从人性和文化的角度看，民主其实就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对话和抉择机制，它避免了社会内部用强力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困境，是政治生活有序化的制度建构。当然，民主的真正实施需要社会经济基础，也需要社会文化基础。

总之，中西文明需要相互欣赏，相互尊重，互鉴互学。在西方文明史上，古希腊和罗马能在很短时间内从蒙昧野蛮时代走向文明，就是因为它们始终面向外部世界，主动地学习其他文明。同样，中国古代曾通过丝路和海路吸收、包容了许多域外文明，印度的佛教还通过中国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历史上有的文明相遇之后，弱势的文明往往被强势的文明所覆盖，失去其基本的文化元素和风貌，这其实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损失。世界文明史上也不乏一些文明由于失去学习能力而出现衰落。当今世界影响较大的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都是富有生命力的文明。

文明之间的互鉴互学是一种对话。对话必须平等和相互尊重，不然就不可能理性地进行，也不会产生建设性的成果。开展文明间的对话和学习，第一是要有文明的自信。对中国人而言，若失去了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学习西方只能是东施效颦或者邯郸学步。第二是要承认、尊重彼此的差别。其实，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之间在利益、意识形态，甚至文化倾向方面的差异都是无法消除的。不同文明之间有包容才能容纳差异，能欣赏才会尊重和接触，相互理解才会为化解分歧提供可能，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到底，文明的互鉴互学是为了丰富和自我提升，而不是为了同化对方，更不应失去自我。

(节选自王鸿生、苏昊：《论中西文明中的天下观和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