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探源

　　世界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有两大取向：或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或欲探求各个文明发展脉络的特质。19世纪末，摩尔根等开创的社会进化框架盛行，[1]被赋予普世意义，但不同思潮也随之而起。20世纪初，斯图尔德倡导文化生态学研究方法，提出生态环境千差万别，孕育千姿百态的社会发展形态。20世纪中期，西方学界再兴“新进化论”学派，提出“游帮(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等人类社会发展框架。[2]但同时，更多学者呼吁，这样的“单线进化”框架，无助于认识丰富的个案差别;跨文化对比不应专注于某文化相当于另一文化的某“阶段”，各个文化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必须得到充分认识。

　　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不断进化，展开整体性研究、寻找普遍规律，无疑意义重大。但应该认识到，深究世界各文明丰富多彩的发展道路的异同、阐发各文明特质，同样至关重要。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是对中华文明特质的深刻总结。从中国考古和文献资料的实际出发，探讨这些特质的根源，解答中国何以形成绵延发展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也正符合世界文明研究的主流。

　　与世界其他原生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时期，就表现出充沛的创造力。万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烧制出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陶容器，开始世界最早的对稻米和粟、黍的人工栽培，以突出的创新性，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特殊贡献，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坚实基础，培育了以农为本的重要基因。

　　此后，这样的物质文化创新持续不断。陶器制作技术不断发展。距今4000多年，快轮制作技术普及，山东龙山文化的高等级黑陶薄如蛋壳，长江流域出现烧成温度很高的硬陶，成为原始瓷器的原型。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距今6000多年，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出现数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稻田。距今5000多年，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出现大型水利设施。长江下游良渚文化超大规模水利设施由高坝和低坝系统组成，水利调节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稻作农业高度发展，成为良渚早期国家的坚实物质基础。距今7000多年，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中，出现以玉制作的蚕形饰品;淮河流域双墩文化陶碗底部出现蚕吐丝的刻画图像，表现出对蚕生命历程的关注。距今6000多年，多个地区出现蚕的刻画图像和陶、石、象牙等材质制作的蚕蛹及蚕身体。距今5000多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世界最早的丝绸制品遗迹。玉器制作技术，在兴隆洼文化时期也趋于成熟。距今5000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发展到高峰。良渚玉器的刻画图像细密繁缛，在1毫米内常有3条以上刻画线条。长江下游地区的漆器制作技术，在距今7000多年的跨湖桥文化中已经出现，至良渚文化时期发展到新高度。

　　思想文化创新同样精彩纷呈。距今8000多年的浙江上山文化，陶器造型优雅，装饰白彩点画图案，酷似八卦符号。距今7000多年的长江中游高庙文化，白陶精致，器表有精细的刻画图像;双墩文化陶器底部也有丰富的刻画符号。这些图像和符号均标志着“天极宇宙观”的初步形成，其核心内容包括：天极为天体运行的枢纽所在，由天极之神控制，其动物形象为虎;北斗及其环绕天极之运转是宇宙秩序的明确指针;天极之稳定需神鸟维护。距今6000多年，黄土高原地区仰韶文化彩陶发达，表现鱼鸟转化，万物繁荣的生命主题。

　　距今6000年后，南到长江，北到辽河，各地区史前社会均发生跨越式发展，文明星火熠熠生辉。各地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表达等级、展示权力和维持统治的策略各不相同，表现出蓬勃的社会制度创新力，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3]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凌家滩社会，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性个人取向”浓郁;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下游崧泽文化社会，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丰富，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精美陶器等为主，表现出“世俗性个人取向”;黄土高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社会中，大型墓葬规模庞大，但随葬品数量很少，同时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展现的是重视宗族凝聚力的“集体取向”社会发展道路。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文化融合各地区政治实践成果，创立王权和神权结合的国家级政体，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实证。“天极宇宙观”成为良渚系统化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良渚王者同时具有最高宗教能力和权力，可以在如同昆虫“蜕变”和“羽化”的状态下，与天极之神沟通，维护宇宙秩序和社会兴旺发展。这样的宗教信仰，被以前所未有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物化”，包括营建大规模仪式中心，以及用玉等珍贵材质制作琮、璧等仪式用品。极具中国特色的“天文”与“人文”结合的政治传统由此确立。

　　在上述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统一性”这一突出特性也初步形成。这与中华文明在多元又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中、“多元一体”的形成历程密切相关。1987年，严文明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4]。这样的共同发展，即为“统一性”和“一体性”。

　　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揭示，距今6000年至5000年，中国史前社会在多元发展的同时，区域间交流日益加强。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建立“社会上层交流网”。交流的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可以视为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中国雏形的文化共同体，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5]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的根基由此奠定。

　　此后，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各地区的碰撞整合日益加强，占据文献中帝尧活动中心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表现出明确的融汇四方的政治意图。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这与仅标榜自身宗教权力的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形成鲜明对比。很明显，熔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重要的领导策略。这种超越良渚社会的“熔合”方略，表明陶寺的王者胸怀四方，并彰显自己在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了苏秉琦所说的广域一统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此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核心文化形成，开启中央王朝引领四方的格局，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国式“文明型”国家的基本架构。

　　《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以天极比喻都邑在天下四方中的核心地位。由甲骨文记载可知，殷被称作“大邑商”或“天邑商”，周边地区则被称作东、西、南、北“四土”。“天下”分为“内服”和“外服”，表达宇宙秩序的“天极宇宙观”，被落实为治理广域王朝的“天下政治观”和具体政治制度，有力推动了“统一性”观念的形成。周人在此基础上，以极具中国政治智慧的“分封制”完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广域王朝构建，将“理想的中国”初步落实为“现实的中国”。秦汉时期完成强大中央王朝“定于一尊”的大一统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最终确立。

　　牢固的“统一性”，成为保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石。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以农为本、“天极宇宙观”、以玉为宗教和世俗权力的物质载体、以成套饮食之器表达礼仪等物质、精神和制度要素即表现出绵延发展和融汇创新的特性。良渚早期国家的建立，正是其前各地成功政治实践连续发展的结果。此后，龙山时代(距今4300—3800年)的社会发展和夏王朝形成，也是良渚世俗和宗教权力密切结合的国家制度的连续性发展。二里头文化的玉礼器与受到良渚文化影响的龙山时代玉器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其早期青铜礼器是东方陶礼器传统的连续发展。商周时期，中央王朝核心文化被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维系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强大主脉。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其独具的“包容性”密不可分。这首先表现在各时期发挥引领作用的区域文化对其他地区社会发展经验的“熔合”。良渚文化人群主体为崧泽文化先民，但反映宇宙观和宗教信仰的玉器主要源自凌家滩文化;玉器上精雕的獠牙兽面又表现出与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宗教力量凝聚广大区域内的人群，是红山文化开创的社会发展实践，无疑对良渚社会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构建产生了示范作用。如上所述，陶寺文化的发展，也是熔合四方因素的结果，很难归因于其所在的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传统的延续。整体而言，其墓葬习俗与黄土高原地区的薄葬传统迥然有别。随葬丰厚的成套饮食器具和武器，以表达世俗权威在礼仪，是对东方传统的借鉴和发扬。

　　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包容性，更体现在对其他文明优秀因素的吸收。距今4300年前后，金属冶炼技术、小麦、羊和牛，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传播而来，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发展和早期王朝建立的催化剂。在黄土高原地区，羊和牛在生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口增长，社会发展，促成陕北石峁文化和晋南陶寺文化惊人的社会发展，成为可以与东部地区竞争，逐鹿中原的强大力量。二里头文化在对金属冶炼技术学习和提升的基础上，开启最早的青铜礼器传统，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完善，成为王朝制度建设的核心载体。商王朝以青铜兵器和新引入的马和战车形成强大军事力量，确立前所未有的“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影响力。

　　与世界其他原生文明一样，军事权力在早期国家构建和强大王朝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孕育中国早期王朝的龙山时代，各地城垣林立，反映冲突和暴力的考古资料明显增多，但政治精英们对“和平性”发展道路的探寻同样引人注目。陶寺大墓中虽然有彰显军权和王权的精致玉钺，但更着意强调的是以成套饮食之器和石磬、鼍鼓代表的早期礼乐制度。这与《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尧“协和万邦”和“光被四表”的政治理念颇为一致。

　　可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以特殊陶器、青铜酒器和玉制牙璋等为载体的礼器系统，在广大地域内被广泛接受，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央王朝核心文化因素。商王朝虽然武力强大，征伐频仍，但最注重的也是核心文化影响力的建设。青铜礼乐器制度在商代趋于完备，被各地青铜文明所接受。距今约3100年，完成克商大业的周人，与世界主要文明同步完成“轴心突破”，以道德性的“天”取代人格神“帝”。统治者是否有“德”，成为天赋予其治理天下的“大命”的唯一标准。德最核心的内容是“保民”。这一闪烁着人文光辉的新政治思想，标志着商代宗教性的“天下政治观”的人文化。商的礼乐制度也被进一步发展，成为塑造华夏群体、吸引四方认同的核心文化因素。

　　今本《禹贡》成书时间可能晚至战国，但王国维考证，“禹迹”和“九州”之说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大禹治水虽然尚缺乏考古实据，但《禹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神话和宣传方案：禹开山导川，治平水土，“禹迹”所到之处，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九州”由禹划定和梳理，自然应为一体，由禹一样的圣王统治。考古学揭示的二里头文化的“王朝气象”，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其领导者已经具备实施禹一样的宏大抱负的政治动机、知识储备和国家力量。《禹贡》的最初版本，可能正是他们宣扬政治理想、辅助政治实践的作品。与其他文明颂扬英雄征战四方的文明创立史诗相比，这一政治神话，独具中华文明温暖的“和平性”。

　　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根源的探索中，还面临很多重大理论问题，需要逐步搭建起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才能以更有说服力的考古和历史学研究成果，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注释：

　　[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2]E.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62.

　　[3]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4]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5]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作者：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