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国内汽车产业影响
1. 汽车制造业重回美国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表示，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汽车行业正在遭受重创，汽车制造业外流，他承诺将迅速恢复美国本土汽车制造业。
而特朗普的方法则是对外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具体到汽车行业，特朗普表示将对中国产汽车加征200%、甚至1000%的关税，同时对从墨西哥进口的车辆征收超过200%的关税。特朗普说道：“具体的税率其实只是一个数字，具体多少我不在乎，只是我定的税率一定会让从中国或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在美国连一辆都卖不出去。我不想让这些进口车辆损坏美国车企的利益。”
特朗普认为，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这是迫使汽车厂商将工厂搬回美国的唯一途径。从特朗普竞选时的观点看，今后他执政的4年，大概率会继续实施2018年的策略，对包括汽车在内的诸多中国制造产品，出台一系列措施加以限制。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推动企业重新考虑生产基地的布局，部分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以避免关税风险，这有利于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但同时，这也可能抬高企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中国或其他低成本国家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汽车制造商来说。
2. 削减电动汽车补贴政策，阻碍美国电气化转型
当前，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通过为电动汽车和电池等绿色技术提供价值3690亿美元的补贴和税收激励，推动国内电动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计划到2030年使美国电动车的销量占乘用车总销量的50%。
相比较，特朗普一直公开反对清洁能源，希望废除《通胀削减法案》，并提升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电动汽车市场需求已经出现降温，通用和福特也放慢了转型步伐，如果此时再没有了政策扶持和倾斜，车企投放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资源或将进一步减少，从而使美国电动汽车市场加速降温。
特朗普此前在密歇根州竞选时强调内燃机车产业重要性，批评拜登电动汽车政策，称将支持制造业，为汽车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特朗普曾强调，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任何州都不应该禁止生产内燃机汽车。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尽管特朗普一直反对电动汽车，但他最知名的支持者、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存在，可能会稍微缓和特朗普当选总统后阻碍电动汽车普及的任何举动。
3. 排放目标和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回撤
今年3月，美国环保署（EPA）正式发布了2027~2032年美国新车排放标准，要求到2032年包括轿车、SUV和皮卡在内的美国轻型乘用车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以及空气污染物的平均排放量减少近一半。按照新规，到2032年，美国轻型车新车排放上限为每英里（约合1.61公里）85克；而2027年为每英里170克，大部分减排将在2030年后实现。EPA官员称，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乘用车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值得注意的是，新规相比EPA去年4月提出的最初版本，标准有所放宽，车企有了更多缓冲时间。
根据EPA的预测，为了达标，到2032年，汽车制造商可能需要将旗下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提升至56%，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传统燃油车的占比分别为13%和29%。按照最初的版本，拜登政府希望汽车制造商到2030年生产的汽车中纯电动汽车占比60%，到2032年提升至67%。但2023年美国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整体车市的比例不到8%，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占比不到2%。EPA方面表示，新规将确保未来美国汽车变得更清洁，同时允许汽车制造商能够自行决定如何以可持续和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相关标准。
不难推测，特朗普在最新任期内也将推翻或撤销拜登政府的新车排放标准等一系列环保政策，同时也将再次取消加州独立制定车辆排放和燃效法规的权力。
在此背景下，美国传统车企的油耗合规压力以及减排压力将减小，使得内燃机业务将进一步得到提振，车企或将进一步调整电动汽车生产计划，生产更多的内燃机汽车，这将影响美国11州到2035年禁售燃油车的计划。不过有研究公司预测，如果排放标准保持宽松，美国汽车行业的销量将增长6%。
对中国汽车产业影响
特朗普一直以来都坚持他的对华立场，他在汽车行业的贸易政策，包括对中国汽车及其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是他上任后对全球汽车产业的直接冲击之一。
1. 打压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
当前，拜登政府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加征50％的关税，对车用电池、关键矿产、钢铁、铝、口罩和港口起重机等加征25%的关税。大部分已于9月27日生效，针对半导体和天然石墨的加征关税将分别于2025年和2026年开始实施。
特朗普上台后，大概率会延续这一政策，甚至曾扬言要对从中国直接进口的汽车加征200%甚至1000%的关税。此外，特朗普提出要对来自墨西哥的进口汽车征收超过200%的关税，实际上矛头对准的也是中国进口汽车。在特朗普看来，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建立生产基地并向美国出口汽车，对美国本土的汽车工业构成了巨大威胁。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一方面使中国汽车制造商面临更高的关税壁垒，进一步阻止中国车企在美国的扩张，遏制中国汽车出口，同时抬高了中国零部件企业对美国出口的关税成本；另一方面，此举实际上彻底堵住了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的其他路径，因为未来无论中国车企在中国、墨西哥还是其他国家生产，在出口美国时都会被施加高额关税。
不过，目前我国仅有少量整车出口至美国，而现阶段的关税已经足以将绝大多数的电动汽车阻在美国国门之外。就在今年9月，拜登政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导体、港口起重机等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对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由25%提高到100%，再加上2.5%的常规关税，电动汽车从中国出口至美国就需要缴纳高达102.5%的关税。相比之下，零部件产品受影响面更大，因为当前中国对美国出口汽车产品以零部件为主，2024年1-8月出口价值量为121亿美元。
2. 打压中国网联汽车软硬件，引发他国效仿智能网联安全审查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商务部提出禁止在美国道路上的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中使用中国软件和硬件。对中国软件的禁令将在2027款车型中生效，对中国硬件的禁令将在2029年1月或2030款车型中生效。此前，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上述规定的最终提案。
而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实际上处于同一战线，特朗普上台后，预计将继续推动美国对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立法的落地。
此前，在美国的带头下，加拿大也考虑禁止在汽车中使用中国软件。未来不止加拿大，欧盟以及其它西方国家可能也会效仿美国，出台更加严格的智能网联汽车准入法规，这不仅将提高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及其软硬件在海外市场的准入壁垒和合规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入欧美市场的难度，对智能汽车数据隐私安全和合规安全的产品研发和定义的影响将十分巨大，迫使中国智能汽车企业必须在技术、合规和市场策略上进行全面的调整和优化。
3. 加大芯片等高精尖技术封锁和对中国出口管制
早在2018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就开始对中国科技企业实施芯片制裁，在第二任期，预计这一趋势仍将继续，甚至对芯片、先进材料和制造设备等高精尖技术产业的出口管制还可能进一步加重。不仅仅是美国，美国还可能要求拥有芯片高精尖技术以及先进设备的日本和荷兰也进一步收紧出口中国的管制。
不过，美国对芯片、先进制造设备和材料的管制有望倒逼国内相关产业迎来新一轮加速发展，刺激国内企业对于核心技术和核心生产制造设备的自主可控和自研突破。
4. 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车企海外扩张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壁垒和技术限制政策不仅阻止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它所引发的其他欧美国家的政策效仿将使中国汽车品牌在全球的扩展受到阻碍。不过，由于欧美市场受限，中国车企可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新兴市场，如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但增长潜力巨大，并且政策环境相对宽松。
另外，特朗普上任后将结束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推动通过谈判终结俄乌战争。分析预计，俄乌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也将随之取消，俄罗斯汽车市场原有欧美系、日韩系车企可能回归，未来中国车企在俄罗斯的增长空间或将受到较大影响。
同样，特朗普上任后将结束对巴以冲突的武器和资金支持，战争结束，欧洲地区能源成本有望下降，叠加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关税，将不利于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推广和接受度。不过，若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将有利于中国汽车对当地出口。
对欧洲汽车产业影响
10月15日，特朗普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也将对欧洲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特朗普特别点名批评了欧洲汽车制造商，承诺将对这些进口车辆征收重税，以迫使生产回流美国。当时特朗普举例称，梅赛德斯-奔驰在美国的生产活动仅仅是组装工作，这样的生产模式对美国工人不公平。
当前，欧盟对进口汽车实施的关税税率为10%，而美国对源自欧盟的车辆征收的关税则为2.5%，但对于轻型卡车和皮卡，美国则征收高达25%的关税。据此，有研究推测，欧洲出口的高端SUV和轿车可能会成为美国关税调整的主要受影响对象。
在这些欧洲车企中，德国企业所受的影响预计最为显著。摩根士丹利的调研数据显示，在美国市场，德国高端品牌如宝马、奥迪、奔驰和保时捷的非本地销量尤为突出。特别是保时捷，其在美国销售的所有车辆均产自欧洲，且这部分销量占集团总销量的25%。相比之下，宝马和奔驰在美国的非本地销量为8%，大众为3%（间接受保时捷影响），Stellantis为1%，雷诺则几乎不受影响。
摩根士丹利进一步指出，关税上调可能会导致欧洲主要车企的息税前利润（EBIT）下滑2%至10%，进而加剧车企的利润压力。然而，欧洲车企也有应对策略，比如通过在美国增设工厂来规避关税影响。此外，如果特朗普能将企业所得税率从当前的21%降低至15%-20%，那么在美国设厂的欧洲车企可能会因此获得正面效益，从而抵消关税上调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全球汽车供应链的影响
从全球汽车供应链来看，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若实施，将对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分工带来深刻影响，并可能引发汽车制造企业供应链格局的重大调整。关税政策和贸易壁垒的增多，将引发以下几方面的整体性影响：
1. 供应链效率和灵活性受限
全球汽车供应链本质上是高度集成化的，以最低的成本、最佳的效率和最大的灵活性来满足各地市场需求。然而，关税措施的实施将推高国际运输和跨境交易成本，使许多跨国汽车制造商不得不重新评估现有供应链网络的可行性。
2. 供应链风险和脆弱性加剧
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地理分散性可以缓解风险，然而政策不确定性和新的关税措施将迫使企业集中供应链，减少跨境依赖，一旦供应链变得更为集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将可能导致严重的供应链中断，这会显著增加供应链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3. 供应链区域化和重组趋势
面对高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汽车制造商将不得不考虑更加区域化的生产和供应链结构，以减少关税和贸易限制的影响，这将导致全球供应链逐渐向区域化方向转移，削弱全球供应链的一体化优势，而这种“去全球化”的趋势也会减少不同市场之间的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影响全球汽车产业的创新速度和产品质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汽车制造商需要评估供应链的区域分布、重新构建供应链管理策略，以应对政策变动带来的长远挑战。
来源：综合盖世汽车、中国汽车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