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民族博览
12月4日13时22分许，台湾知名作家琼瑶在新北市淡水区家中去世，终年86岁。琼瑶之子表示，母亲留有遗书。中午秘书发现琼瑶已在房间内轻生，随后立即通知急救。救护人员抵达时，发现琼瑶已无呼吸心跳，明显死亡，因此未将其送医。淡水警方接获通报后来到现场，死因初步排除外力介入。
她的社交媒体更新了一则“遗书”，“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作主’。”遗书全文如下：
历经战争与离散，琼瑶的雪与火交织的人生
本文摘自琼瑶自传《我的故事：雪与火交织的人生》：本书从她四岁时讲起。琼瑶生于战乱、长于忧患，童年受尽流离之苦，少年尝尽愁滋味，爱情到访却百转千回，所以写作成为了她生命中的伊甸园、避风港。人到晚年，她的“生死观”再度引起大家的热议。她用细腻又温情的笔触，完整地回忆了自己这传奇的一生。
我们在贵州的流浪生涯中，一直有瞿伯伯做伴，使我们此行中，多了许多乐趣。在这段行程里，偶尔我们也会搭上一辆拉木炭汽车。我前面所记载，我曾摔下车子把鼻子上摔了一个大伤口，就是在贵州境内。（现在回想，我居然没有摔死，可能和瞿伯伯念经有关。）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步行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寄宿在一个民家。饭后大家聊天，那民家的人问我们第二天要去哪儿，父亲说计划翻过一座山到另一个叫“剑河”的小县城去。
那家人说：“山上有土匪，翻山很危险呢！”
父亲问：“我们都是难民，逃难逃得那么惨，身无分文，还有什么可抢的！”
那家人说：“其实有些难民把金子、首饰缝在破棉袄里，不一定都是一贫如洗的！”
瞿伯伯除了念经外，最爱说笑话，他说：“对，对，对！别看我们这些打满补丁的破棉袄，里面可真缝了不少宝贝呢！”
“那么说，你们明天可要小心，别翻那座山了！”
“强盗有什么可怕的！”瞿伯伯说，“我念经就把他们念跑了！”
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翻那座山，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可怕的呢！
更何况瞿伯伯会念经！
那座山真的十分荒凉，十分可怕，一上山就觉得不对劲，在草长及膝的小径中行走，真不是滋味，使我想起遍是荆棘的大风坳。
瞿伯伯一路上很认真地念经，又是《大悲咒》，又是《金刚经》，愈念愈大声。
突然，听到一声大喝，草丛中跳出了五六个彪形大汉，不用说，瞿伯伯念经没有把强盗念跑，他们在等着我们呢！（事后我们猜想，头一晚我们大概就投宿在强盗窝里。）
他们非但把各人的包抢去，连每人身上打满补丁的破棉袄也被逼脱下来抢了去。
等他们呼啸而去，我们每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山风中发抖。
瞿伯伯说，假使不是念经，强盗不会让我们留下单衣穿，也许还会把我们通通杀了！
所以，他又念起经来了，不过，在念经声中，夹杂不少愤怒的“不平之鸣”。他倒不是骂那些心狠手辣的强盗，他骂的是剑河县的县长，怎可容许在他县境里有强盗出现！
“等我们到了县城，我要到县政府去控告县长渎职！”他十分生气地说，并且意志十分坚决，“到了省城，我还要到省政府去告，到了四川，我还要到中央政府里去告！”
眼前的问题是：天渐入晚，大家又十分寒冷，天黑前绝对翻不完这个山。于是在山上捡了树枝，生了火，大家围坐一圈，度过了又恐怖又寒冷的一晚。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大家赶着下山，到了剑河。
瞿伯伯真的怒气冲冲地找到县政府，告了县长一状。
县长接见了我们，瞿伯伯声色俱厉地责备了县长一顿，说他失职，更可恶的是，在他这样努力念经的情形下，那批强盗居然还敢出现！如果县长不处理这件案子，他要到省政府去告状。
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
这样瞿伯伯的怒气，总算消了一点。
县长真的去追捕那批强盗，但捉了好久，也没有捉到强盗。
那时候，我们再度一贫如洗，又不能一辈子靠县长接济，总得设法活下去。
“天无绝人之路，”瞿伯伯说，“我们得想办法。”
在抗战时期，话剧是很流行的，也着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家和演员。
瞿伯伯说，人家爱看戏，我们就演戏给他们看。他居然异想天开地计划演话剧了，而且，他“居然”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热烈地筹备演出了！
好戏开锣了！
“舞台”在一个街口搭起来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也许本来就有这么一个舞台。抗战时代的后方，话剧是人人入迷的娱乐。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是制作人、前台经理、后台经理、布景师、道具师、配音员、服装师、灯光师。总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办。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编剧，兼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瞿伯伯真的颇有一些戏剧天才。这出话剧，实在“极具水平”呢！
大人们忙于演戏，孩子们可就乐极了。戏开演前，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大可尽情地玩乐；戏开演，更乐，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戏，那是多么光彩、多么过瘾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出几场，我看几场，看得我把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记得那出戏叫作《红薯熟了》。
故事讲一个小家庭，丈夫要出征，与妻子话别，妻子依依不舍，对丈夫说我正在煮红薯，等红薯熟了，吃了红薯再走。
窗外集结的号角响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虽然很焦虑，但还是与妻子滔滔不断地互诉衷情。
婴儿的哭声传来（当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进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来情话绵绵。
号角又响了，妻子说我进去看看红薯熟了没有，等了一会儿出来，说：“红薯还没有熟，但是快熟了！”
号角又响了！一会儿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进进出出，但红薯一直没有煮熟。
集结号角更响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不忍面对离别的场面，等妻子再进厨房的时候，越窗而去。
妻子手里捧着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喊着：“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一松，盘子破了，红薯落满一地。
话剧在婴啼声、号角声、马蹄声、啜泣声中落幕。
这出戏非但写出了夫妻深情，也把当时抗战的气氛写得淋漓尽致，小故事看大时代，实在是很成功的呢！
观众倒也十分踊跃，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是在看完戏后，大家快乐地、满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愿捐一些演出的经费。
因此，演了几天的戏，非但不能赖以赚出一些家用，连每天必须打破的盘子，和那盘红薯都无法筹钱去补充，也就只好真正落幕了。
我们这一路的“逃难”，实在是高潮迭起，好戏连台。只会教书和念书的父母，为了谋生，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红薯、糍粑卖过了，“粉墨登场”也试过了。到此时，已经一筹莫展。这是我们无数次“山穷水尽”后，又面临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
好心的县长，看我们戏又演不成，强盗也抓不到，觉得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确实与他管理不善有关。当下，就急忙替父亲和瞿伯伯安排了两份工作，热心地对我们说：
“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累了，经过县长一挽留，大家就真的在剑河停留下来。
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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