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4年第21期读书与传媒栏目;作者:阿来
我的写作就是阅读的延伸
说到《尘埃落定》这本书,其实它的创作过程跟阅读有关。
我的写作跟我的很多同行不太一样,就是动机不太一样。我的写作其实起于我读书时的思考,通常我会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些问题。
那时候,我才20多岁,在读一些历史书。大家有过读历史书的经验:世界史、中国史都和宏大的历史进程相关。但是,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为什么历史书里没有写到我们县、没有写到我们乡、没有写到我们村呢?我就觉得,我们县、我们乡、我们村也应该有个历史,既然现在还没有,我就自己把它写下来。
《尘埃落定》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后来写的每一本书也都是这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就是我在阅读之后发现了空白。如果这个空白刚好是我愿意书写、愿意思考的,我就用我的写作来填补这个空白。所以,我的写作就是阅读的延伸。
同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种阅读。
《尘埃落定》前后大概花了4年6个月时间写成。其实写作只用了半年,重要的是收集材料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一摞材料堆在档案馆里,你要到山山水水中去行走,去调查那些乡里的和村里的重要家族。我大概调查了18个大家族,这些家族前后历经200年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你得了解当地的地理人文,知道某座山、某条河的位置,必须有真实的空间概念。今天,我们有地图、有卫星导航,但那时候没有这些。我就拿着一张很粗略的地图,用自己的双脚来行走、来丈量,来了解那些历史深处的细节。这其实是一个很生动的阅读过程。
我从30岁开始做调查,为这本书的写作做准备,大概用了4年时间,然后开始写作,35岁时完成了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我大概是从22岁起开始写作的。我是乡村教师出身,在写作《尘埃落定》之前,我只出版过一本诗集和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想,要是写不好,就再回去做乡村教师。结果,经过4年的行走,我觉得我可以试一把,说不定能写出一本比较好的书。后来我写出来了,就没有再回到乡下去教书。
一本书和一次旅行的相互印证
在我看来,真正的阅读需要走遍书中描述的那些地方,这样,文字上的东西就变成了自己丈量过的东西,阅读的感受会更深一些。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我们获得知识的两个主要途径。“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很多传世的唐诗宋词都是写在路上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在现场”。所以,我去很多地方旅行,喜欢带上古人写的诗。
比如,去走河西走廊,去武威、张掖、敦煌,一直往新疆去,你只需带上一本岑参的诗,因为那条路岑参曾经行走过四五次,也写过大量的诗。从我们熟悉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到《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路的书写都是鲜活的过往。最近我走蜀道,可以带上的人和诗就更多了。这条路杜甫走过,岑参走过,陆游也走过。
今天,很多人的旅游方式变成了打卡,去一个景点比划一个姿势,拍一张照片,就去赶下一个景点。这样的旅行当然也能增长一定的见识,但“得来终觉浅”。我觉得,如果能把自己放到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去,你会发现,中国山水原来是别有更深层的情感、别有更高尚的美感的。
我要去一个地方旅行,我一定要读过那个地方的书,并对那个地方有好感或者很好奇。所以我相信,我去过一个地方肯定比别人有更多的收获。有些地方我一直没去,不是说那些地方不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那里的书。
上个月我去了河北保定,因为我读了一些关于洋务运动的书,我觉得应该去保定看看。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到河北。但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朋友们问我为什么又来了,我说又读了一本新书,所以要到书里写的地方去看看。
我曾经到智利的一所学校去讲学。讲完后,校长问我想不想四处转转,就给我开了一张单子,建议我去这些地方。我打开单子一看,上面都是热门旅游目的地,用中国话说都是“节日景区”。我只圈了其中的两个地方,接着又把自己想去的地名写了下来。对方很奇怪,问我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我说,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所以我想去这本书上写到的地方。
这是一本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的诗集,叫作《诗歌总集》,是写美洲历史的。它用诗歌的方式写了南美被殖民的几百年历史,并结合了美洲的人文地理——高山、大海、沙漠,印第安人的旧城遗址以及他们种植的盐田、玉米、豆子,等等。所以,我按图索骥去了智利,又去了秘鲁,被这片神秘的大地所震撼。
这就是一本书和一次旅行的互相印证。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很有意思。
通过杜甫的诗来认识成都
说说“阿来书房”的由来。
我们单位的对面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我们都处在同一条大街上——成都市红星路二段,不过我们隔街相望。前年,他们的食堂办得比我们的好,菜品丰富,所以我经常去对面蹭饭。
后来,他们说想在楼里开一家书店。其实,成都的书店有很多,达到了3000多家,据说数量是全国第一。但是,新开的书店很难一炮打响,他们就来跟我商量:我们希望新开的书店能够别开生面,书店能不能就叫你的名字啊?我说行啊。这家书店就叫“阿来书房”。
后来我就想,用了我的名字,我也应该为这个书店做点什么。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很多钱投资,也不可能天天去买书,我就帮书店吸引一些买书的人吧。于是,每两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在那里做一次公益讲座。
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一直想倡导大家多一点阅读,阅读的内容最好更加系统一些。中国人喜欢教孩子背唐诗宋词,但那些唐诗宋词大都停留在小时候背的句子上,比如“二月春风似剪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很难让这些诗词和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
成都是一个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城市,这座城市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叫“成都”。古代的很多文人墨客都来过成都,写下了很多诗篇。于是,我的讲座就从杜甫开始讲起。“诗圣”杜甫在成都待了3年多时间,留下了200多首诗,写得都非常好。用杜甫的诗来认识成都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在杜甫的笔下,当时成都的气象、成都的历史、成都的社会风貌都有非常生动的呈现。
杜甫是给成都人文之美和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在杜甫入川之前,没有人这么细致地观察过成都的风光,也没有人以这样的审美格调来表达过。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居住的成都草堂:“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可以说,没有杜诗,我们几乎无法描摹成都的诗意。
结果,这个关于杜甫在成都的讲座,我一共讲了20讲。讲座内容后来还被精编成了《阿来讲杜甫成都诗》一书。本来,我只是在线下讲,后来抖音与我们合作,这个讲座变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
讲完杜甫,我又开始讲唐代诗人岑参,一共讲了7讲,因为岑参在成都的时间比较短,诗写得不多。最近,我又挖到了一个“富矿”——陆游。南宋诗人陆游在成都待了六七年时间,甚至更长,写了很多关于四川的诗。我想这次大概也能讲个20讲。
如今,这个系列讲座也对促进成都乃至四川的文旅事业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我看来,唯有与文学相连,一座城市的文化生命才会真正勃发。
地震10年后我写了《云中记》
《云中记》是我在“5·12”汶川地震之后写的小说。
我是四川人,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到灾区去。和很多成都人一样,我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去超市买了很多日用品,把后备厢塞满,就出发去灾区了。
最近的映秀镇离成都大约有70公里,但是道路损毁严重,我开车开了两天才到那里。到达后,我立即参加了救援工作。
救援工作结束后,我又开始投入到灾区的重建中。我到处募捐,联系各地的朋友、企业,建立了一个基金,资金全部用于灾区重建。后来从灾区回到家,已经过了8个月时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关注灾区,也不断地重返那些当年去过的地方,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其实,灾区重建是很艰难的。倒塌了的房子容易重新修起来,但是对一些工厂来说,恢复就很难。尤其是很多破碎的家庭,这家剩下一个父亲、一个女儿,那家剩下一个母亲、一个儿子,这两家人凑在一起,看起来生活是重建了,但是内在的伤口还在。
我一直没想过要把这些写下来,直到汶川地震过去了整整10年以后。那天下午,为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成都街头响起了3分钟的防空警报声,全城在那一刻停了下来,大家都在低头默哀。当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突然听到长长的嘶鸣,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止不住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
大概半小时以后,我渐渐平静下来。我关闭写了一半的文稿,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云中记》。
这本书也是几个月时间就写完了。但实际上,我为这本书准备了整整10年时间。这10年中,我一直想找一本描写灾难的书来读,可以帮助我把那些留在心里的关于死亡的痛苦都化解掉。但是,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在地震现场看到的那种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但我一直没有掉眼泪。这10年来,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胸口,我没有机会去释放它、去排遣它。《云中记》的整个创作过程,也算是填补了这段阅读的空白。
有句俗语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文学经常起的就是这样一种作用。我想,这本书对于那些曾经历过灾难的人们也许是一个巨大的安抚。
有一天,一位西班牙语译者给我写信说,他准备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他说他还没有看到过别的类似的书,描写巨大的地震灾难后生命所经历的磨难和温暖,他说他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本书翻译好。在这之前,意大利语版的《云中记》已经出版了。
阅读可以打开更广阔的世界
我是藏族人,6岁上学的时候才开始学汉语。上小学的第一年,我们叫“预备班”,先学普通话,然后开始读书。
我发现自己比别的孩子更愿意读书。我的很多同学可能只满足于读完书包里的几本课本,但是我自己从小读书,总觉得不满足,读书时还会不断地提问题。读书本来是要给你答案的,而我读书会读出很多的问题,或者说读出更多的想阅读的冲动。比如历史课上讲秦朝,课本上只有薄薄的3页内容,可我想知道这么伟大的秦朝为什么会垮台。书上没说,有时候老师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恢复高考之后,我考入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开始系统学习文学史。我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但是,我偏偏还喜欢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讲到屈原,通常读一点《离骚》《天问》就行了,而我会把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找来读完。讲到汉代的诗歌,我不仅把《古诗十九首》全部找来,还有汉代的乐府诗歌,也都找来读一读。我读唐诗如此,读宋词也是如此。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只把课堂上得来的知识当成一个线索,而不是终结。就这样,我的知识体系在不断地阅读中得到了扩张和丰富。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也读很多书,但一些读书方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你应该从你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出发。知识是互相勾连的,就像一颗石子投在水里,水的涟漪是环环扩大的。有的人读书效率很低,比如,人家在读安徒生,你也去读安徒生;人家在读《十万个为什么》,你又去读《十万个为什么》。人家说这是经典,你就去读了,读了之后没感觉,味同嚼蜡。
所以,我从来不向年轻人荐书,他们应该读他们想要读的书。你把你觉得好的书推荐给他,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兴趣、他的境界还不足以读懂这本书,读了不是白读吗?每个人的人生不同,想要的生活也不同,阅读的书自然也不同,你要寻找那些与自己契合的、可以互相感应的书。
阅读是要帮助人建立可靠的知识链接,而这个链接是从每一个阅读者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的。当你对某件事感兴趣时,你自然会通过阅读去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知识,认知的乐趣也就这样产生了。
我小时候对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个兴趣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依托于学校教的那点有限的知识,那是根据地,那是出发点。
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历史事件为例:历史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引发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始了大航海?我们中国人曾经也航海,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后来停止航海了?除了哥伦布,还有哪些有名的航海家?这些问题就在你读书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了,它们就是指引你寻找下一本书的线索。不仅是政治、经济、历史,还有地理、人文、宗教,这个世界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在你面前打开,这就是新的发现,这就是知识体系的建立。
所以,读书是为了把一个世界打开,读书是一个开悟的过程。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熟悉这个世界,但是通过阅读,通过知识的链接,你会发现,原来它比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更精彩、更丰富。
(夏未凉整理)
(摘自2024年8月30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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