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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法特·阿拉雷尔诗两首
译者：斑枝
© 更杳
如果我必须死去，
那你必须活下来
去讲述我的故事
去卖掉我的身后物
去买一小块布
还有几条细绳，
（制成白色的，有长尾巴的）
由此，当一个孩子在加沙的某处
双眼与天堂对视
等待他于火光中离开的爸爸——
爸爸离开时没机会道别
哪怕对自己的躯体
哪怕对自己本身——
当他看见那个风筝，你为我制成的风筝，在头顶飞翔
而能瞬间想像一位天使在那里
把爱带回来
如果我必须死去
让那带来希望
让那成为故事
11/27/2011
Refaat Alareer （雷法特 阿拉雷尔） ，1979年9月23日生于加沙，2023年12月7日死于加沙。他曾是一名活跃的巴勒斯坦学者，诗人，作家和社会运动家。“如果我必须死去”一诗在2011年11月27日由诗人首次发表于他的个人网站 “This Is Gaza”。后来这首诗的改版又被重发在2014年一篇名为“Gaza Writes Back : Narrating Palestine“的文章的末尾。2023年11月1日，诗人再次以推特的形式转发“如果我必须死去”一诗的截图，引发广泛关注。（2023的版本对2011初稿有一处格式上的改动，对2014版本有几处语言上的改动，但大体一致。）诗人于12月7日殉难后，此诗迅速在推特上被不同网友翻译成超过70种语言。这篇译诗遵循2023年11月1日版本的语言和格式。
根据网络社会运动志愿组织“Palestinian Youth Movement” (IG: @palestinianyouthmovement)，这首诗是诗人Refaat Alareer 为他的长女Shymaa所著。这一解读得到诗人生前好友的支持。虽然诗人一直使用“他（He)”去描述诗中的孩子，从与这首诗相关的文章可见Shymaa对诗人写作的启发和重要性。诗人曾在此诗2014年的序言写到“直到[巴勒斯坦解放的]那一刻，我会继续为[Shymaa]讲故事” (537).2024年4月26日，Shymaa与她的丈夫和两月大的儿子在加沙死于以色列的空袭。我们计划将这首诗和它所描绘的图案印制在T恤上。假如你对帮助生活在加沙的战争受害者感兴趣，请浏览至推文的结尾了解如何通过购买支持。
然而加沙继续活着
又一场在加沙的战争
又一个在巴勒斯坦度过的日子
在监狱里度过的日子*
然而我们继续活着
即便我们看见以色列“易”明飞行物的次数
比我们见到家人朋友的次数都要多
即便以色列的那些死亡判决
像铸铅
掷向我们睡眠
时的头颅。
像硫酸雨
啃蚀着我们的生活
像猫咪身上的虱子攀附着我们
并且堵住我们喉咙中每次
面对老人家的祷告时
想要说出的那句“阿门”
即便以色列的死亡之鸟
盘旋在离我们呼吸仅两米的上方
在我们梦想与祷告的上方
阻断它们通向上帝的道路。
即便所有这些
我们仍然做梦和祷告，
更加用力得攥紧对生的向往
每当一个至亲的生命
被连根拔起。
我们会继续活着。
我们会继续活着。
我们会继续。
译注：在不同的媒体报道中，加沙有被比作“露天监狱”。
自巴勒斯坦诗人、学者雷法特·阿拉雷尔（Refaat Alareer）在以色列袭击中不幸罹难，已经过去半年之久。但当我再次回想起初次读到他在推特上分享的，那首创作于2011年的（预言般的）诗作“If I Must Die”，[1]以及在网络上目睹伦敦人将他的诗句制成风筝游行的画面时，那种震撼与触动好像丝毫没有减弱。抗议者聚集在一起悼念雷法特·阿拉雷尔，呼吁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摄：Andy Soloman历史上，每当屠杀发生时，诗歌和文学的意义总会被重新审视。阿多诺那句脍炙人口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早年读到时，我还似懂非懂。但去年10月，当加沙陷入空前危机，而我只能囿于房间，为论文死线焦虑，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只能停留在一种形式上的姿态时，我似乎能够理解这句话了。在这样的时刻，还能心安理得地从事后殖民批评，而绝口不提巴勒斯坦（被殖民现实）的学术，确实如同阿多诺所说的“写诗”这种看似文明的行为一般，是野蛮的。“Writing back”是后殖民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由比尔·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嘉雷斯·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凯伦·蒂芬（Helen Tiffin）合著并在1989年发表的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一书。中文译作《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既奠定了这个概念的影响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它的意思局限在与帝国叙事的对抗表达。对于阿拉雷尔编写的这本书，我之所以没有采用“逆写”这一既定译法，而是选择了“在回应”这个表述，是因为他和加沙的作家们赋予了“writing back”这一文学行动更为丰富的内涵。ta们所谈论的“writing back”，不仅是对以色列主导的占领神话的反抗，也是对自我和民族身份的重塑与反思，更是对全世界巴勒斯坦支持者的真诚回应。在他的叙述中，区域，民族和世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感觉自身翻译经验和对中文把控力的缺乏之外，也因为无法切身体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经验，以及在这个时代对公共议题和遥远的‘世界’表达鲜明立场而时时焦虑自省。更让我痛苦的，是我意识到在阿拉雷尔文字中传达出的某种‘残酷的乐观主义’：阿拉雷尔所深信的文学与诗歌的力量最终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在我“延迟地”读到他写下的 “nothing could stop us from living”时。希望通过翻译，阿拉雷尔对于生的坚持、对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完整实体存在的渴望，也能够在中文世界得以存续下去。
讲故事的人是一种威胁。他们威胁着所有权力的掌控者，让企图剥夺人类精神自由权利的僭越者感到恐惧……有时候，故土会化为一段传说。我们深爱这故事，因为它讲述的正是我们的家园；而正是这故事，令我们更加深爱那片土地。《加沙在回应》作为此类作品中的先声，以小说的形式，在以色列于2008年12月27日至2009年1月18日对加沙发动的全面军事进攻，即所谓的“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五周年之际，记录并缅怀了那段历史。书中收录的故事，均出自加沙的青年作家之手，ta们以英语为媒，传递出巴勒斯坦青年亟待被听见的声音，这些故事未经翻译的转述，也未受非巴勒斯坦声音的影响。《加沙在回应》是对以色列试图扼杀这些新生声音、漠视烈士[2]牺牲、漂白血腥、阻断泪水、压制悲鸣的抵抗。这本书向世界昭示，即便以色列屡次企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坚韧，我们依然没有放弃，没有向痛苦或死亡屈服，在最为黑暗的时刻，也始终坚守对自由和希望的追寻。《加沙在回应》无疑证明了讲述故事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量的体现 —— 讲述故事就是一种抵抗 —— 讲述故事形塑着我们的记忆。本书的写作者之一萨米哈·埃尔万（Sameeha Elwan）特别指出，“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兴的中心化平台，持续不断地涌现着故事的讲述，它为分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个充满崭新可能性的场所，让ta们能够开拓新的归属，构建自己的天地。” 故事与叙述，作为人类集会的固有部分，赋予人们以理解过往、联结当下的能力；它们既是连接个人与历史的纽带，又是描绘未竟梦想的蓝图。巴勒斯坦人对故事的珍视与追求更是尤为深切。事实上，本书中不少故事的核心主题正是故事叙述本身，因为作者们深知，故事的生命力往往超越了其它任何人类经验。在每个家庭聚会上，总少不了那些关于巴勒斯坦黄金时代的往事，那些对于当代人来说未曾亲历与感知的岁月。而正因为每个人都沉浸在故事与叙述之中，我们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巴勒斯坦，一个亟待救赎的巴勒斯坦：那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人们不分肤色、宗教或种族，和睦共处；在那里，“占领” 一词仅保留字典中的含义，而不再承载以色列强加的诸多内涵，如死亡、毁灭、痛苦、折磨、剥夺、孤立和人身限制。以色列这些，以及更多类似的可怖行径，被巴勒斯坦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以叙事的形式记录并具象化，ta们试图为那些荒谬的情境赋予意义，同时也是在追寻ta们心中的巴勒斯坦。ta们的巴勒斯坦，即便有时以隐喻的方式呈现，也可以是真实甚至美丽的。巴勒斯坦，或许就在一名烈士的殉义之后，一滴眼泪的滑落之际，一枚导弹的呼啸之间，或是一声呜咽的回响之中。巴勒斯坦，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距离之遥。“铸铅行动” 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身处加沙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精神重创。然而，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它不过是以色列军队—乃至1948年之前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犹太民兵—针对巴勒斯坦原住民所发动的一系列致命袭击的冰山一角。回想1947至1948年的战火，犹太和以色列军队不仅对巴勒斯坦的村庄和城镇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些暴行甚至蔓延到了联合国“划归”犹太国家的边界之外。他们肆无忌惮地驱逐了其控制区域内的巴勒斯坦人。1956年，以色列入侵加沙及埃及的整个西奈半岛，对加沙人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到了1967年，以色列再度入侵加沙，并占领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全境。国际法学家将这种行为定性为“外国军事占领”的临时状态；然而，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以色列仍然占领着这些领土，通过军事法的铁腕手段控制着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在西岸地区，以色列当局公然藐视国际法，强行置入了超过六十万名以色列平民定居者。在加沙周边，以色列军队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其间不时爆发出野蛮而致命的暴力事件。多年来，以色列装备精良的军队与巴勒斯坦的自由战士进行了激烈交战，同时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制造了深深的恐惧。其秘密行动部门更是在贝鲁特、突尼斯、挪威、马耳他、迪拜等地，乃至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多次下手，对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和潜在领导人实施了暗杀…即使从这段历史的语境中反思，"铸铅行动"对加沙的影响依然深远。以色列无差别的狂轰滥炸降临在加沙人民的身上，致使超过1,400人死亡，逾5,000人受伤，并摧毁了超过11,000栋家园。无数工业建筑、商铺、道路、桥梁及其他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破坏。那突如其来的死亡与轰炸，以及众多警校生血肉模糊遗体的惨状，成为了无数巴勒斯坦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创伤，同样也铭刻在了通过社交媒体实时关注这一切、向往自由的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全球范围内，人们开始为加沙的遭遇而行动。人们同时也纷纷开始拿起笔杆记录这一切。此次袭击中丧生的数百名警校生、学童和平民，更是激起了无数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地区人民强烈的写作热情。在袭击期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人、无地能够幸免于以色列的炮火。以色列肆意投掷炮弹，不仅企图摧毁我们的身体—他们的确做到了—更妄图摧毁我们的忠诚、希望和记忆—然而他们未能得逞。二十三天后，加沙的人民抖落尘埃，踏上了重建家园与基础设施的漫漫征途，着手重建导弹所击碎和摧毁的一切。面对以色列二十三天不间断的仇恨和敌意，加沙人民却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那些在停尸房外排着队，含泪告别至亲的人们，数日后又排在了未曾涨价的面包店前，随后又步入同样未涨价的杂货店。ta们返回家中，将手中那一点点食物，分发给那些因贫穷而无法购买食物的人。加沙人民从未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今，加沙不仅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心中，也铭刻在全世界每一个追求自由的人的灵魂里。加沙拥有无可睥睨的坚韧，它从未屈服。加沙教会我们，即使手中资源有限，也要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反抗压迫。它教会我们，永远挺直脊梁，甚至连臣服的念头都不要有。我们创作这本书，正是为了向加沙人民这种精神致敬。但这绝不是在美化战争，因为战争无疑是丑陋的。正如萨米哈·埃尔万所言，“那二十三天里，我们承受了太多痛苦，我们中有些人选择书写‘铸铅行动’，就是为了抚平部分由那段可怕记忆引发的伤痛。但无论我们身上的反抗精神多么美好，这种美好永远无法掩盖纯粹不公的丑陋”。许多人誓要奋起反击，而另一些人则选择守护后方，还有部分加沙人拿起了笔或键盘。ta们立志揭露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并用英文书写，好让全世界看清这个所谓中东“唯一民主国家” 的真面目：看清这个国家，在2008年之前的两年里，是如何倚仗西方势力，扼杀了巴勒斯坦新生的民主。正是这些博客写作者与活动家的努力，才使这本书得以面世。与任何社会一样，巴勒斯坦并不完美，这一点在故事里也得到了体现。除了探讨被占领问题，这些故事还承载着社会意义，它们常以象征的手法，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巴勒斯坦老旧的领导层和各种陈腐的社会规范。这并非是暗示巴勒斯坦新生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一种被动反应；相反，这是一种极具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回应，意在用文字抵抗强加于身的残酷境遇。如今，这批作家崭露头角的时机已然成熟。ta们手握利器 — 出色的英语能力和社交媒体技能 — 怀揣着干劲、热情，最重要的是，ta们明白“以文反抗”（writing back）以色列的长期占领、持续侵略以及“铸铅行动”，不仅是对巴勒斯坦和伤痕累累却坚韧不屈的加沙人民的道德责任，更是ta们不可推卸的义务。此外，这种文学上的反抗还是一种人道职责，旨在将真相传播至世界每个角落，唤醒那些被以色列数百万美元的宣传攻势（hasbara，即“游说”，或更确切地说是“虚假信息”）[3]所蒙蔽的人们。本书收录的二十三篇故事，是从数十篇投稿中精选出的佳作。除了《金丝雀》和《我究竟能否逃离？》这两篇作品（分别由雷法特·阿拉雷尔Refaat Alareer和穆罕默德·苏里曼Mohammed Suliman翻译），其余皆为英文原创。这些故事出自十五位作家之手，其中仅有三位是男性。接近半数的故事，曾作为我“创意写作”或“小说创作” 课程的课堂作业。许多作家原本只是博客写手，此前从未涉足小说创作。与加沙地区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亲密共事后，我意识到，ta们只需得到恰当的鼓励、实际的训练与悉心的关注，便能绽放光彩。 这些作品真切地展现了年轻人对占领、国际社会以及巴勒斯坦老一辈领导层的不满。字里行间，蕴含着丰富的话语层次和多元的世界观。它们时而与旧有叙事相呼应，但更多时候，它们独树一帜，不仅体现在以英语为媒介的表达上，更在于它们对巴勒斯坦困境的深刻洞见。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们从视角、风格、情节到形式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多种尝试与突破。尤为令人瞩目的是，ta们试图“潜入”（“invade”）以色列士兵的内心世界，这在年轻一辈的叙事作品中实属新颖。在“铸铅行动”之前，巴勒斯坦青年便已运用博客和社交媒体，发声抵抗和揭露以色列的占领行径。战争的余波催生了更多作家涌入这些平台。那些精通英语的青年们深信，ta们有能力将自身对世界的见解传递出去。ta们兴奋地意识到，凭借英语能力和社交媒体技能，ta们能够打破以色列强加给ta们的孤立状态，与全球各地的团结运动活动家建立联系。这些活动家在“铸铅行动”后的岁月里，成立了一系列新的基层组织，致力于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包括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能够过上体面，正常的生活、摆脱以色列封锁带来的无尽剥夺的权利。这些作家中许多人在大学时期主修英语，因此ta们广泛涉猎英语文学和世界文学，同时对巴勒斯坦文学的各种流派也了如指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格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贾布拉·易卜拉欣·贾布拉（Jabra Ibrahim Jabra）、苏阿德·阿米里（Suad Amiry）、苏珊·阿卜哈瓦（Susan Abulhawa）、穆里德·巴尔古蒂（Mourid al-Barghouti）和塔米姆·巴尔古蒂（Tamim al-Barghouti）、易卜拉欣·纳斯鲁拉（Ibrahim Nasrallah）、萨玛赫·萨巴维（Samah Sabawi）、阿里·阿布尼玛（Ali Abunimah）等人的作品始终是ta们的灵感来源。这些作家无疑对巴勒斯坦的青年博客写作者和作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起初，ta们的写作形式可能仅仅是脸书上的一个状态更新、推特上的一条推文、一篇简短的博客文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训练，这些作品逐渐演变为了长篇的小说创作，一种相较于其他类型更为普遍的文学体裁。起初的写作浪潮，主要以描述性为主，记录着“发生了什么”以及“我对此的感想”。随后，记录性文字演变为小说写作，而这亦是本选集的主题所在。对于那些曾涉猎或仍在撰写文章的短篇小说作家而言，转向小说创作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评论和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们的影响往往短暂，且多局限于那些已然支持你的读者群体。然而，小说凭借其人文关怀和普遍的吸引力，能够触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并且这种影响不仅即时显现，更能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发酵。本书中的青年作家深谙此道，ta们明白，小说具有超越时间、信仰和地域的魅力。如上所述，本书收录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多于男性作家。这并非牺牲男性作家而为之，而是因为事实上，在加沙地带，使用社交媒体并撰写文学作品，尤其是英文作品的青年女性作家，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她们的男性同侪。这充分彰显了近年来巴勒斯坦年轻女性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她们设法运用各种可用工具，在积极维护巴勒斯坦身份、抵抗占领以及推动建立一个男女平等、更为开放的巴勒斯坦社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巴勒斯坦女性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毋庸置疑的。如今，这股新生的女性短篇小说家浪潮，不仅延续了前人的抗争精神，还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注入了她们自己的情感和世界观。值得一提的是，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坚韧独立，智慧果敢，充满主动性。这些女性不再仅仅是自由战士的孕育者，她们本身就是为自由而战的勇士。至于这些青年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展现出的共性与差异，以及她们所关心的核心议题，则有待于研究人员、学者以及评论家们进一步探讨。这些最初以博客写作者的身份崭露头角的青年女性作家们意识到，是时候发出她们的声音，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一切可行的方式与她们的人民站在一起，抵抗占领的残酷。在巴勒斯坦独立抗争的历史上，这是年轻女性首次，以这种形式的抵抗，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女性作家，她们的数量超过了男性作家，她们在巴勒斯坦叙事的总体框架下，倡导女性议题，提出与男性作家同样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和世界观。新的叙事和声音似乎已然涌现，挑战着所有试图压制它们的势力。换句话说，巴勒斯坦青年女性所采用的写作方式—无论是她们叙述的语言风格，亦或是文本的呈现手法—是一场自我证明的抗争。也就是说，要深入理解这些作品，我们需要带着对身份认同的考量—在此特指性别认同—去阅读它们。 本书收录的故事在主题、背景、形式、类型以及实验性上均呈现出丰富的样貌。尽管本书意在探寻和记载加沙地带的青年作家对以色列2008至2009年军事行动的回应，但故事的内容却涵盖了巴勒斯坦全境，旨在拒绝任何形式的分裂。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无论ta们身处何方，对“回归权” (Right of Return)[4] 的坚持始终如一。一些故事聚焦于西岸的议题，如隔离墙、定居点，或耶路撒冷。而有些故事则并未设定明确的背景，仿佛在暗示，这样的故事可能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任何角落上演，也可能是任何受压迫的人民心中的写照。这些故事，既有简洁有力的短篇，也有深邃繁复的长篇，从寓言到儿童睡前故事，一应俱全。这部引人入胜的故事集超越了纯文学的价值，通过一个共同的叙事将巴勒斯坦全境凝聚在一起：当加沙被困于以色列中世纪般的封锁与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时，西岸和耶路撒冷则饱受隔离墙和检查站的桎梏，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承受着种族隔离的苦难，而流散海外的同胞则因无法自由预订回乡机票而备受煎熬。书中的加沙作家，ta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全部，都未曾有机会踏足巴勒斯坦的其它地区。互联网是ta们与流散海外、西岸、耶路撒冷以及1948年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相会和交流的地方。ta们共同将巴勒斯坦这片被分割的领土拼合成一个鲜活、动人的整体，尽管以色列仍拒绝让它在现实中存在。事实上，ta们描绘的是ta们从未亲身经历过的场景，如隔离墙、检查站和定居点。《加沙在回应》虽聚焦加沙的作家，但它却反抗以及反驳了一个普遍的误解，即加沙是一块分裂的土地。这部故事集探讨了许多议题，但其中最核心的，是土地、死亡与生命的消逝，以及记忆。
谈及土地，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曾写道：“帝国主义的主要争斗无疑是围绕土地展开的；然而，当触及到土地的所有权、谁有权在其上定居和劳作、谁负责其繁荣、谁收复其失地、以及如今谁掌握其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述中得到呈现、争论、甚至一度被定夺。”当个体与土地间的纽带受到外界威胁时，一种从心生发的归属感便油然而生。这部作品集中，每一个故事都流淌着巴勒斯坦人对土地的深情厚意。在《加沙在回应》中，土地、空间、树木、构成了故事的主线。尽管以色列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试图割裂巴勒斯坦人与ta们土地的联系，但ta们对家园和土地的依恋之情却愈发浓烈。以色列越是阻挠，巴勒斯坦人与土地的羁绊便愈牢固。因此，我们不难在这些故事中，读到对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所有权叙事和神话的反驳。一些读者可能会留意到死亡和消逝的主题贯穿这些故事始终。这确实是其中许多作品的鲜明特质。对于那些大半生都在直面死亡的一代，我们又能期待ta们创作出怎样的故事呢？对于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被占领的现实使得死亡成为生活的常态。然而，在这层表象之下，是对生的执着以及活下去的决心。这些故事，一字一句，无不流露着对生存的深切企盼。写作本身，正是作家们对于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心怀憧憬的体现。ta们通过描绘和探寻生命的种种体验—包括在此情境下的死亡—以期激励ta人追求更为美好的生活，这正是长久以来，巴勒斯坦人坚韧精神（sumud）的体现。对于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放弃、向占领方投降的想法，简直让人厌恶。 关于记忆，我们需要明白，讲述一个故事，既是铭记过往，也是帮助ta人铭记。这里的故事，大多数甚至全部，都聚焦于细微之处，力图将这些暴行或那些罕见的希望瞬间，镌刻进作家以及ta人的心中。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因此，以故事的形式述说这些记忆，是对那些试图抹杀和摧毁巴勒斯坦与巴勒斯坦人之间联系的占领者的有力反抗。这些故事旨在唤起记忆，谴责遗忘。即便角色正走向生命的尽头，其最后的愿望也不过是希望有人“讲述这个故事”，正如哈姆雷特所言。而讲述故事，本身便成为了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更进一步说，这里的一些故事甚至逼迫以色列士兵去正视ta们自己的内心和良知，宣告着：占领者将永无宁日，而我们巴勒斯坦人将如影随形，直至你们意识到占领必须结束，否则，我们将以最激昂的声音高呼“够了！够了！”来打破你们最安宁的时刻。这些故事，自然都是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诞生的。自2006年以来，加沙便一直处于以色列的封锁之下。仅在2010年对“自由船队” 进行毫无理由的袭击后，以及紧接着阿拉伯之春的到来，以色列军方当局才对加沙的封锁有所放松。（然而，随着2013年夏埃及局势令人不齿的演变，加沙的封锁再次被收紧。）以色列对加沙长期的政治、经济和知识封锁，使得我们的每一位作家—如同加沙的每一位居民一样—在创作这些故事时，都不得不面对权利受剥夺所带来的持续不断、令人心力交瘁的结构性暴力：电力中断、孤立无援、失业、基本物资匮乏、书籍与药品短缺、医疗资源难寻、出境难如登天，以及频繁的痛楚、死亡和亲友的离世。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的监视从未松懈，频繁地对这片土地上的170万居民施加直接而致命的暴力。然而，以色列的压迫越是严酷，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就越发坚定了活下去与守护家园的决心。ta们凭借着无尽的智谋和毅力，巧妙应对着占领带来的重重困境。书籍、基本生活物资、燃料、建筑材料等诸多物品，都通过隐秘的地道悄然流入加沙。（甚至新娘也通过地道出入加沙，还有少数来自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尽管人数寥寥，但也得以逃离那边的混乱，在加沙找到一丝庇护。）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活下去。这些作家与我一起，反而将逆境化为创作的动力，在故事中重思这些可怕的经历，它们或许可以被称为“反击叙事”（counterattack narratives）。这些故事诞生于与可怜的安妮·弗兰克所经历的相似恐惧与不确定之中；我们所面对的境遇，其残酷程度不亚于电影《钢琴家》中的场景。如同安妮·弗兰克和《钢琴家》中那些反抗者，以及所有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一样，我们选择了反抗，并将坚持抗争到底。而我们的抗争方式，正是写作。2011年，上述全球团结行动浪潮中，一群美国公民发起了一个特别的项目，ta们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关心加沙人民命运的人们所写的信件，将其填满了一整艘船，并计划驶向加沙那波涛环绕的海岸。Ta们将船命名为“无畏的希望”号（The Audacity of Hope），灵感来源于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当选前）所著的同名书籍。然而，在船只即将抵达加沙之际，希腊政府迫于以色列的巨大压力，出面干预，使该船未能完成其使命。而我们创作并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正是对那些努力打破以色列强加给我们的精神与人际孤立的非加沙人士（其中包括许多表达了深切关怀的知名作家）表达热烈的回应和深深的感激。因此，在“铸铅行动”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满怀欣喜地向全世界所有支持我们过上正常且充实生活的人们宣告：“加沙在回应”。 加沙在回应，因为叙事的力量能够铸就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与凝聚力。加沙在回应，因为此刻，至少在文字世界里，有一个巴勒斯坦亟待拯救。加沙讲述着故事，因为巴勒斯坦的命运，正悬于这短短的篇章之间。加沙娓娓道来，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加沙在回应，因为想象力拥有构建出一个崭新现实的创造性力量。加沙在回应，因为写作是民族主义者的使命，是一种人道责任，更是一种道德担当。[1] https://x.com/itranslate123/status/1719701312990830934[2] 此处的原文是“martyr”, 本文一贯翻译作“烈士”。“Martyr”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有时带有“殉道者”的含义。但是在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语境中，“martyr”似乎已经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对因战争而死的人们的统称，所以本文选择了相对去宗教化的翻译。
[3] 自以色列于10月7日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关于其战争行为的真相一直备受争议。这主要源于以色列所采取的一种希伯来语称为“Hasbara”的宣传策略。Hasbara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为“宣传解释”，这一概念在20世纪初由波兰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和记者纳胡姆·索科洛（Nahum Sokolow）所推广。如今，Hasbara多以视频、信息图表以及社交媒体帖子和标签等形式呈现，由以色列政府发布并传播。其核心目的之一是粉饰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区及其导致的平民伤亡的行为，并试图将大量平民死亡的责任归咎于哈马斯。尽管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卫星照片和所谓被哈马斯拘留者的“供词”摘录作为证据，但这些材料均无法独立核实，甚至也有相当一部分以色列官方提供的关于哈马斯虐待拘留者的信息已被独立新闻记者证实为官方捏造的不实信息。[4] 据估算，1948年的“大浩劫”迫使约70万至8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而1967年的“六日战争”又让28万至35万人沦为难民。时至今日，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的人数已逾400万。自那时起，“回归权”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便尤为重要。1974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第12次会议上，将回归权正式定义为“巴勒斯坦人的首要权利”，与自决权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并列，共同构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可剥夺权利的组成部分。
巴勒斯坦解放诗歌T恤『如果我必须死去』
文字：雷法特·阿拉雷尔 斑枝
图案设计：更杳
颜色：白、黑、蓝
尺码：S、M、L、XL、XXL等
定价：100元/件为了能实际支援在加沙的受难家庭，我们将雷法特·阿拉雷尔《如果我必须死去》一诗（斑枝/译）以及它描绘的图案印制在T恤上，希望通过售卖T恤的形式将所得款项捐助给在华巴勒斯坦人的互助组织和个人。如果你有意订购，请填写以下预订表格，我们将与你取得联系，并将售卖方式和后续的资金走向告知你。欢迎分享本文给你的伙伴，希望在中文世界里，这些故事不被忘记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