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阿拉法特情同父子，却被巴勒斯坦人斥为叛徒
2024-09-11 16:10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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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依旧》萨里·努赛贝出生于一个阿拉伯政治世家，世世代代都是耶路撒冷的高官。耶路撒冷传说中保存耶稣坟冢的圣墓教堂，就由他的家族保管钥匙。由于家族传统中对东西方文化的包容，他得以在牛津、哈佛求学。后来，他心系巴勒斯坦的教育事业与青年一代的命运，担任了耶路撒冷圣城大学的校长。他的父亲曾认为阿拉法特及其治下的巴解组织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而他却因为特殊的身份背景，被阿拉法特任命为驻耶路撒冷代表。
可以说，努赛贝的个人史，与巴以冲突的历史高度绞合。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都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他与阿拉法特有着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与沙龙、贝京等著名人士亦有接触。他为和平解决巴以问题奔走，却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叛徒。他在《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中，将自己的一手经验记录下来，带来了宝贵的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以及更加珍贵的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近日，这本书的译者何雨珈，与专栏作家张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习国际关系与中东问题的学生Moon，还有到场的众多读者一起，谈论了《故国曾在》、巴以冲突的现状与历史根源。01.
他的个人史，就是巴以冲突史
何雨珈：《故国曾在》是讨论巴以问题比较好的一个切入口，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亲历者，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部巴以冲突史，就是个人史。其实这本书就是一部见证了整个巴以冲突的过程的个人史，作者叫做萨里·努赛贝，1949年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生。稍微对巴以冲突有点了解的人就知道，第一次中东战争是1948年。他们家是一个了不起的家庭，祖先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一批部落的领袖之一，后来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驻扎下来。一直到作者这一辈，这个家族在耶路撒冷住了1300年。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耶路撒冷的高官，以及约旦等地方的外交官。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叫圣墓教堂，是耶稣的坟冢所在地，努赛贝家是保管圣墓教堂钥匙的人。虽然他们家信仰伊斯兰教，但把教堂的钥匙交给这个德高望重的家族来掌管，是一种维护宗教和谐的姿态。就是说，我们信任你们可以为我们的圣人守护。当然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是因为它的宗教特别复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家业主争房产”。萨里·努赛贝从小在耶路撒冷长大，因为他的家庭的关系，他能够去牛津接受非常好的哲学教育，成为一名哲学教授，但是也因为他的家庭关系和出身，他不得不卷入巴以冲突。其实他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巴以冲突大的节点全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说，第一次大起义以及后面的奥斯陆和平进程，还有一些关键文件的起草。他曾经担任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耶路撒冷的代表，还在耶路撒冷把一个状况惨淡的阿拉伯大学——圣城大学办了起来，他是大学的校长。所以他的个人史、家族史是和巴以冲突的世界大历史完全纠缠在一起的。这本书一直写到2006年哈马斯赢得了巴勒斯坦的大选，之前一直掌管着巴勒斯坦政治进程的法塔赫，也就是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创立的一个分支，退居二线了。哈马斯上台之后就开始了一些恐怖袭击。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18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巴以局势有什么变化呢？张丰：肯定更加恶化了。这本书的开头提到阿拉法特去世、他的葬礼，然后讲到2006年。实际上，阿拉法特去世之后到2023年10月7日之前，中国人其实不怎么关心巴勒斯坦，很多年轻人就在这16年间长大的。这期间也没有我们这位戴着白头巾的老朋友在《新闻联播》里出现了，整整一代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是不怎么了解的。但是毫无疑问情况是变坏了。我认为这本书非常让人难过的一点：总是讲希望和解——比如说，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谈到巴勒斯坦的未来，他认为他太太最能代表伊斯兰的信仰。他太太是个英国人，为了嫁给他皈依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希望世界和平的，希望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能够共处。其实作者，包括他的爸爸，他们两个的最高理想，都希望有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而且始终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是，至少在过去的16年，从阿拉法特去世到去年的10月7日，整个局势、社会变得更坏、更极端了。过去75年，从1949年作者出生到现在，似乎也是这样的，好像能看得到希望，但是每一次都是以互相报复的方式来结束。![]()
《羞辱》但是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它真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部核心人物的视角。作者家族的地位是很高的。阿拉法特崛起的时候，作者的爸爸对阿拉法特这样的人是不屑一顾的。他觉得他就是一个年轻无知的革命者。几乎所有巴勒斯坦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人物，都和他们（努赛贝）家有过交往，从这样的角度看就更悲哀了，就像我们看《红楼梦》一样，这么大一个家族，但是你又改变不了什么，那么杰出的人物改变不了局势，而是像刚才说的，哈马斯成为主流。
哈马斯在这本书里面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叫寂静主义者，其实他们是最热爱和平的，追求极端的自我反省，自己追求绝对透明、绝对的信仰、绝对的和平，但是这样的人最后走向了绝对的暴力。看这本书你会感觉到无可奈何。虽然我们获得了知识，获得了关于巴勒斯坦的非常一手又权威的解读，但是看了之后更加没有答案了。何雨珈：你会一次次看到，作者一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且是绝对的温和派，他之前一直在寻求“两国方案”，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能够和平共处。在书里面会看到和平的曙光，比如说奥斯陆和平进程，很多时候大家都签订好协议了，结果又有人横插一脚，然后暴力又开始了。有一些派系的人就是不允许和平成为一个选项，所以这本书其实我在翻译的时候也一直很难过，好像和平的那一方永远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Moon：我先说一下这本书跟我之前看的书有什么区别。相对于其他的书的话，这本书门槛会比较低，因为它是从个人的生活、个人家族的角度出发。我之前读的书，比如说《巴勒斯坦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现在简体中文版还没有出，只有英文版。它是从宏观的历史来讲，我觉得这种阅读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你需要记录下很多的时间节点、人物。《故国曾在》相对简单，我当时有一个很激动的点，就是到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时候，他完全是从第一视角去写这个事情的，有点像在读一手史料。作者是一个激进的和平主义者，整本书中他的个人观点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我经历的游行中，有一个口号：如果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因为如果只是维持表面的和平，那么整个压迫的系统还是在的，整个的系统就是暴力的。当有一个外在的压迫系统是暴力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会想以暴力的手段去反抗。何雨珈：虽然萨里·努赛贝是一个那样高贵的家庭出身的，但是其实他们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和之后各种大小战争里面，被以色列政府没收了几百亩的果园，很多财产也流失掉了，家族中有很多的亲戚在战火当中失散了。但是，这个作者是一直愿意和以色列人对话的，这也是他被巴勒斯坦人所诟病的一件事情。和他对话的以色列人，有些是和平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是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刽子手的的人。努赛贝一直寻求双方和解。Moon：情况确实变得更糟了。联合国也一直在发报告，但是也没什么人看。我感觉巴勒斯坦这边的情况完全被隐藏了。2023年10月20日，联合国就发布了一个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一直在恶化，因为以色列有意地去限制他们的经济和外贸；还有以色列在十多年间也在加快定居点的扩张。他们扩张的方式就是去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告诉他们说，你们住的这个地方要收归我们，变成军事训练区，强制驱逐他们，用推土机直接推，推掉了很多的学校、树林、房子。不管是去法院还是什么样，都没有办法拿回自己的土地，激化了矛盾。而且西岸的情况跟加沙的情况很不一样，以色列在2008年初完全封锁了加沙，但是西岸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所以西岸的流血冲突比加沙多。我的以色列朋友也跟我说，有巴勒斯坦人会直接去商店里袭击以色列商场主，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办法活下去了。还有一些难民营里面会有一些武装组织，比如说杰宁难民营。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军队经常去袭击难民营。这是去年10月7日之前的情况。10月7日之后，以色列的关注点主要是进攻加沙，他们想把加沙完全铲平，变得没有办法居住，即使之后加沙停火重建，也要花很多年。西岸其实在10月7日之后也死人了，因为有很多巴勒斯坦人游行抗议，抗议以色列对加沙做的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以色列也抓了很多西岸的人，杀了几百个，并且把西岸的人当人质，即使哈马斯跟以色列达成了协议交换人质，但是以色列总是可以从西岸抓更多的人质关到监狱里面，所以我感觉人质交易最终还是以色列赢了。![]()
《时光依旧》读者：这本书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它起点很低，更容易让大家看到巴勒斯坦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巴以冲突恶化，（巴勒斯坦那边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06年哈马斯当政；对于以色列那边来说，是拉宾遇刺和西蒙总统退休。拉宾遇刺也是犹太极端组织干的。何雨珈：是因为当时拉宾开放和巴勒斯坦的对话通道，引起了极端分子的不满。读者：最后一次巴以和平的象征就是巴以足球队。整个20世纪70、80年代，巴勒斯坦人是可以到以色列工作的，有工作签证。何雨珈：书里面写到，有一些大公司，像电力公司什么的，他们主要雇用巴勒斯坦人，因为劳动力更便宜。读者：联合国那个时候的观察员，也会在巴勒斯坦加沙那边，找阿拉伯人租房子、买东西，因为那边的物价很便宜。后面局势彻底恶化，就是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建墙。建墙的人叫沙龙将军。以色列内部其实现在也有和平派，但是已经被更激进、更狂热的派系压过了。何雨珈：这位读者所讲到的很多内容，在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尤其是沙龙建墙这件事情。我刚讲到作者做过圣城大学的校长，那个墙当时是要通过学校的足球场，整个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一次非常强烈的抵抗，墙就为他们拐了一个弯。这本书里讲到，也令我有新的认知的是，其实对双方来说，期盼和平的人都不是主流。作者总结说，当然他是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那边其实是鼓励哈马斯这样的恐怖袭击的，因为这样才能够煽动民族情绪。如果是和平对话，伸手不打笑脸人，“两国方案”就可以实现了。只有一直告诉两边的民众，那边的人是魔鬼，才可以实现完全铲除对方。读者：当时以色列国防军内部也有讨论，两个方案，一个是坐下来谈，大家就把问题都谈了；要么就彻底打，把对方全部清理掉。现在以色列政府完全采用第二种方案。去年10月7日过后，方案就是彻底把加沙给饿死。以色列不开火，但不要想把任何物资运到加沙。之所以以军停火，是因为国际影响太差了，所以就换一种方法：Starving to die（饿死）。何雨珈：我翻译《故国曾在》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这里面有名有姓、对历史进程有影响的人物，没有100个也有80个，涉及太多的党派，中间也是分裂的。例如说，巴勒斯坦从抵抗开始，分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每一个组织里面又分出很多的分支。当然，走出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就更加是这样，整个阿拉伯世界各种各样像穆兄会之类的组织就更加复杂，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以色列那边也是，拉宾之所以遇刺，是因为内部的人员就对他不满，所以说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难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书里面展现的，大家都在自说自话，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并没有想过平民百姓究竟要什么。我觉得其实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并不足以支撑我形成任何的观点和立场，我们是不是需要对巴以冲突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它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时光依旧》Moon：我说一下关于历史的观点，我不喜欢谈论历史，因为不管历史上是怎么样的，人是活在现在的。我们应该看现在活着的人，历史上的人都已经死掉了，我们无法复活死掉的人。所以不管两方怎么去描述历史，都只是我们理解当下情况的一个入口。要真正解决当下的问题，你就只有从当下具体的观点、具体的情况来说。为什么巴勒斯坦会发生今天的悲剧？是因为欧洲的反犹、排外。大概在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东欧排犹情绪非常重，对于犹太人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有很多针对犹太人的暴动和袭击，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初步有了犹太复国主义，最早的一批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就是那个时候，但是当时没有成为主流。直到后面希特勒上台、纳粹大屠杀，很多犹太人成了难民逃离了欧洲，去了巴勒斯坦。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二战”纳粹大屠杀这样的决定性事件，也不会有现今这么多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何雨珈：那个时候遭受过迫害的犹太民族，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到自己原来、公元135年之前居住的土地上，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这样在自己的国土上再也不会有歧视或是排犹。Moon：其实我比较理解他们这种心态，因为我在欧洲遭受的种族歧视也蛮严重的，那个时候我就很想逃离那里，这点上我是理解他们的，只是不太认同他们实现的手段。何雨珈：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回到这块土地的时候，这里已经不是无人区了，而且这片土地的资源和所有的国土面积等等都是有限的，所以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读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其实是19世纪末的时候，法国军队内部出了一件事。当时的军队把犹太军官给踢出去了，当众羞辱，把他的佩剑折断，从那件事情过后才有了犹太复国主义。然后虽然这种主义一直有，但一直不成气候，直到“一战”中，犹太人，包括德国的犹太人、奥匈帝国犹太人，他们还都觉得“我们是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我虽然是犹太人，但我是德国人，我为德国而战”。“一战”过后，破坏明显加剧了，特别是在德国。读者：提到巴以问题，犹太复国主义是绕不开的一个议题。从一八九几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在了。包括“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犹太国》，还有后面的《新故土》，都是19世纪末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故土，他们有几次阿利亚运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已经有第一次的阿利亚运动了。当时犹太人是有罗斯柴尔德男爵资助，到巴勒斯坦地区合法购买土地，也就是雅法地区。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又发生了希伯伦暴乱，有各种各样的迫害行为，不只是欧洲的犹太人遭受迫害，还有很多地方，甚至南非、北非的犹太人。其实犹太建国只用了半个世纪左右，1948年开始，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有合法性的。1917年颁布了《贝尔福宣言》，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是英国人统治，英国首相乔治承认了在这个地方犹太人是有生存权的，承诺在巴勒斯坦地区给犹太人一份土地建国，只是说得很模糊。《贝尔福宣言》也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里正式提到的。再到1947年11月，联合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建国权利，所以后面以色列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以色列分左翼和右翼，1978年之前，一直是左翼统治，左翼是非常温和的。就是贝京上台以后，换成右翼统治，采取了相对强势的政策。但是贝京这个人我其实非常喜欢，他是伊尔贡的领导人，是有血腥暴力手段的，但是上台以后跟埃及达成协议把西奈半岛退回。1978年之前的以色列比较温和，并不是不愿意采取一些和平的手段，反而是巴勒斯坦一直在攻击平民，刚才说的加沙建墙，也是因为多次发生袭击平民的情况。Moon：我稍微回应一下犹太人和平这个事，在犹太复国主义成气候之前，巴勒斯坦就有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跟当地的阿拉伯人一直和平相处，直到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当地，造成了冲突之后，双方民族之间的矛盾才被激化。还有合法性的问题，我之前读过《敌人与邻居》，书里提及阿瑟·库斯勒讽刺《贝尔福宣言》为：“一个国家庄严地对另一个国家许以第三个国家的国土”。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住了人的，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了。还有合法购买土地这个问题，确实有犹太富人去资助当地的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但是他们是从巴勒斯坦地主那里买的，每个巴勒斯坦地主下面有很多的佃农，那些犹太人买了巴勒斯坦地主的土地之后，那些农民就被赶走了，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张丰：我说一下，实际上这样的讨论网上每天都在进行。比如说，我们说去年10月7日肯定是哈马斯恐怖袭击，所以哈马斯、巴勒斯坦人负主要责任。但是从10月8日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不断地在发动战争，死掉的是巴勒斯坦的妇女儿童，你会觉得怪谁？我们思考的起点究竟是哪一年？犹太人认为，根据历史记载，他们以前在这里，这里对他们来说无比重要；但他们1000多年没在，这种想法是合理的吗？我想这取决于我们把思考、讨论的时间点放在哪个地方。《故国曾在》这本书我觉得它的框架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起点是根据作者的家族经历，大概就是以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开始活跃，到“一战”这段时间为开端。这本书最可贵的是有一个反思的视角，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能够说出巴勒斯坦各个阶段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一个犹太人能够反思以色列的问题，一个巴勒斯坦人能够反思阿拉伯这边的问题，我觉得这样是特别可贵的。如果说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一直在找有利于巴勒斯坦的证据，支持以色列的人在找支持犹太人的证据，历史争论就会永远持续下去。还有一个刚才Moon说的，不要太多地纠缠于历史，而是当下、未来怎么办？当然，我们这些人说了不算，我们确实没办法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出去，但是我想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去年10月份就开始了，一些学生、年轻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基于历史来表达巴勒斯坦抗议的合法性的，而是基于现实。不管怎么说，现在以色列发动的战争造成了很多妇女儿童死亡，这是一个事实，这样的事实是否存在？那么首先要做的是停止战争，停止屠杀妇女儿童。何雨珈：我很同意张老师的说法。作者一直在反思，例如，我刚才讲到他曾经被阿拉法特指派为驻耶路撒冷的代表，虽然他书里面也写他是不情不愿地接受这个职位的，但是阿拉法特对于他来说有点像父亲一样的角色，他也写到了他们之间那种父子一样的微妙的关系，但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阿拉法特做的一些事情，例如说放任巴解组织内部的腐败，作者认为这是在进行自我破坏。另外，书里写到的人物都是很复杂的，比如贝京、沙龙，作者跟他们都是有第一手的接触，每个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角色。正是这些描写让我觉得非常可贵、非常真实。读者：就像刚才嘉宾老师讲的，一群外来的人，在一个民族居住了上千年的地方，私自把这片土地划给另一个民族，不管用哪种方式，我个人认为是不合法的，也不合理。刚才有朋友讲，以色列在得到这片土地之后的一些年里更和平一些，巴勒斯坦更激进。正好我刚才想起了《故国曾在》里面有一段，想为大家朗读一下。这一段是讲作者萨里·努赛贝回到巴勒斯坦，在比尔泽特大学教授哲学的时候，在课堂上讲述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讲述的雅典人和米洛斯岛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次交锋。作者写道：“我们比较了大肆扩张制海权的国家和一群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岛民各自的优缺点。岛民是弱势的一方，他们用以捍卫立场的武器是道德标准与神赋人权等诸如此类的规则。雅典人则反驳说，这些平和的岛民必须清醒一点，意识到一个事实，历史的唯一法则就是成王败寇，有着强大权力与权威的，就是要统治那些弱势的”。然后作者讲到，如果这样的话题在哈佛大学讲，大家会觉得是一个案例，但当他回到了巴勒斯坦的大学里面讲，对他们来说，不管是犹太学生还是阿拉伯学生，就更有代入感。最后他有一个结论，“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讨论就有了更强的牵引力。如果真像雅典人或以色列人说的那样，强权即公理，那么，弱势方难道不应该组织武装反抗，而不只是进行只会被威权耻笑的无用道德辩论吗？如果真如威权阶层所说，国际法只是走走形式，真正的世界要在战场上开创，那我们不应该举起他们口中的利器，也就是权力与武力，来进行反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