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于去年10月14日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即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一周后。作者萨里·努赛贝是巴勒斯坦著名的知识分子、鸽派政治活动家，曾担任耶路撒冷圣城大学校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耶路撒冷代表，也是这个月理想国出版的中文译作《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的作者。
从下周一7月29日开始，我们将举行为期27天的共读活动，并由中东学习背景的领读者带读，具体活动信息请查看我们最近的推文：《共读邀请 | 巴勒斯坦人在北京和解，他们的故国在哪儿？》。
《故国曾在》原著初版于2007年，而本文是努赛贝最新发表的一篇时评，希望这篇编译可以为大家建立起彼时与此时的关联，以及搭建起进入努赛贝世界的第一步。
（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团队观点）
《努赛贝：“两个民族，共同未来”的理想是这场悲剧中的牺牲品》
加沙战争不是一个“是否”会爆发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爆发的问题。
作为一个比以色列年轻一岁且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如今关于以色列民众的苦痛与加沙整个居住区被夷为平地的灾难讯息让我感到恍惚。
我从小就相信，我们巴勒斯坦人在1947-48年被犹太人定居者夺取了大部分国土，是因为我们遭受了计算和背叛，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实力或谋略胜人。因此，在1967年，当我发现，我曾以为的那个依赖外国力量存活的弱小以色列竟能在六天内击败三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的军队时，我的世界观崩塌了。
我的震惊很快转变为对以色列神秘力量的好奇。我决定自己深入敌人内部一探究竟，看看能否发现其中的秘密。立刻引起我注意的一件事是，即使是他们的领导人也过着节俭的生活。另一个发现是政府对人民的照顾——包括卫生保健、住房权益和从出生就有的国民保险——以及因犹太人相互关怀而产生的令其自豪的自我认同。
我在基布兹（kibbutz）度过的时间里，聆听老少讲述他们对未来理想国的赤爱，我对此肃然起敬。我的敌人在进行一场值得钦佩的社会实验。我决定将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巴勒斯坦悲剧作为一个无法挽回的过去掩埋在脑海中，取而代之的是，巴勒斯坦人必须加入以色列人以建设彼此共同的未来。
后来，我在西岸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任教。我满怀希望和决心。我当时的学生都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来自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内。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小不了多少，就已因抵抗以色列的占领而入狱。
大家最喜欢讨论的话题是 “米洛斯对话”——雅典人强加给岛民的艰难选择：要么屈服，要么死亡。历史是站在强权的一方，还是正义的一方？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答案并不难：尽一切可能为正义而战。
以色列当时认为，被占领土上的大学成了“民族主义的温床”，必须关闭，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以色列在加沙的轰炸也轰炸了学习场所。但是，巴勒斯坦人在困境中越挫越勇。到1980年代后期，民众爆发了一场反对占领的运动，正是这些学生和同侪把这场运动策划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抗争。
以色列情报部门很快就发现，这是一场政治斗争，需要通过政治的手段解决，许多相信两国解决方案的人也是如此。最终，包括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在内的以色列领导人被说服，认为必须与巴勒斯坦人谈判而不是镇压他们。最终，约 30 年前（译者注：1994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成立，成为巴勒斯坦建国前的过渡性政府。
但自那之后，结束占领并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国的前景迅速恶化。真正的原因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以色列的“安全第一，巴勒斯坦人的自由其次”，还是巴勒斯坦人的“我们的自由，然后是所有人的安全”？
这两种原则间的冲突是否遮蔽了“两个民族必须共享同一片土地”的现实情况？也许如此。一味将安全放在首位而扼杀了和平的机会，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也许如此。无论如何，它使谈判进程瘫痪，助长了双方的激进分子和怀疑论者。
在以色列，这种情况表现为极端分子想要 “夺取一切 ”的结构性转变，这在司法改革（和民主价值观）斗争中显露出来。在巴勒斯坦，其表现形式是一个失败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的挣扎。它与一个对和平愿景日益失望的社会斗争，与被遗忘已久的武装反抗方式竞争——而后者的代表正是哈马斯治下的压力锅，加沙。因此上周六（译者注：指的是去年10月7日）的冲突不是一个“是否”会爆发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爆发的问题。如果基本的道理没有弄清楚，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
本周，我的脑海中回顾了一长串致力于和平与正义的前学生和同事们，以及在以色列同样拥有这个梦想并为之努力的朋友们。我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加沙边境与我们携手的盟友；我记得那些因反对在圣城大学校园修建另一道隔离墙而加入抗议的以色列学者；我记得那些在安息日驾车前往希伯伦南部山区，与受以色列定居者骚扰的牧羊人社区站在一起的同事。
我想到在隔离墙另一边形形色色的善良之人，他们相信，我们能够、并必须共同努力，为两个民族建设一个理想的未来——我不禁感慨道，我们的梦想才是这场悲剧中被背叛的牺牲品。媒体再一次将我们简化为加害者和受害者，我们的角色轮番流转——这反映出人们长期对于我们的处境视而不见，这场始于1948年的共同的悲剧迄今悬而未决，并将在未来继续困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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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阿浮
校对 | Negma、楚怀王
排版 | 阿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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