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清军入关导致至少5000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死于战乱。而明清之际总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全中国登记在册的人口仅仅只有1400万。
康乾盛世，开启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爆发，这一时期人口迅速增长是盛世的最主要的表现。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从康熙51年永不加赋后至雍正12年，21年中人丁的年增长率达达到13.4%，实际人口增长率将更高。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55年（1790年）突破三亿大关，乾隆59年1794年3亿1千万。
1794年爆发苗民与白莲教起义，嘉庆朝，人口先减后增，1800年2亿9千万，1804年3亿4百万。1805年3亿3千万。
1854年咸丰元年4亿3千万。经历太平天国，1852年3亿3千万。
--------------------------------------------------------------------------
1644年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占明朝国都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杀殉国。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降清。李自成与吴三桂、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在一片石激战，李自成的农民军大败，逃出北京。清军趁势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入关后20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政权，基本统一全国。1683年，清军攻克台湾，郑成功建立的残明政权结束。1684年清朝设立台湾府。清军入关后历经20多年的战争，基本占领中国大陆。
清朝政治上推行首崇满洲、圈地投充、剃发易服、迁海令、文字狱等等，军事上打击农民军和南明诸政权并大规模屠城，逐步掌握全国政权。
清军在各地推行“剃发易服”，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对反抗这种野蛮政策的汉族采取多次大屠杀镇压，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惨景，史称甲申国难。
清朝皇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屡兴文字狱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清朝文字狱在乾隆时期最严酷，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并以修《四库全书》为名销毁不利于统治的书籍，进行文化控制。清朝文字狱中，影响最大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
---------------------------------------------------------
满清康乾时期
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本朝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章第一节所引）在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退化到了“半野蛮人”时代（见英使马戛尼的中国行记）。
---------------------------------------
-----------------------------------------
荆楚蛮中先进部分逐浙发展成为楚族，建立楚国；后进的部分，继续迁入今黔、湘、桂、川、鄂、豫诸省毗连的山区，成为今日东部、中部方言苗族的先民。
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苗族的分布更广。东至淮河流域，西到今四川大部分地区及贵州中西部，即当时的巴蜀、夜郎、牂牁，纵横数千里，而以今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最多，是当时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其中又以黔中（今川东南及黔北边境）、武陵（今湘西、黔东之大部）两郡较多。在武陵郡中，又以沅江流域的苗族最多，是当时所谓“五溪蛮”的主体民族。
唐宋时期，苗族的分布有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汉水中下游以东至淮河流域的多数苗族已逐步汉化而消失；另一方面是移入贵州的苗族进一步增多，逐步成为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同时开始进入云南（滇东北除外）。
到了唐代，牂牁分裂为东西二部，其部民遂被称为“东谢蛮”和“西谢蛮”，元明两代则称作“东苗”和“西苗”。在黔南惠水、长顺直到黔桂边境，近几年发现了许多苗族岩洞葬，经鉴定，除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唐宋至明代的遗物。
从元明到清初，由于封建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在各民族地区逐步设流官治理，对各省具体情况的了解进一步深入，贵州苗族很多的事实遂渐披露于世。又由于湘西、鄂西、川东苗族的大量汉化，于是贵州作为全国苗族分布中心的地位就更加突出。
元明两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后，封建王朝一方面分封各族首领（包括征蛮有功的汉族将吏）为土司，以统治各族；另一方面又直接派流官以控制土司，实行土流并治。
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
清代苗族起义同样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年）发生的“雍乾起义”，领导人是包利和红银，起义范围遍及黔东南地区，抗击了七省清军数万人的残酷镇压；
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公元1795—1796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起义”，范围扩及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阳和整个湘西苗区，抗击了七省清军18万人的进攻；
），终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起义范围以贵州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东，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这三次起义间隔都是60年，因而苗族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
-----------------------------------------
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到了清代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朱）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针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少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柜”、“少掌柜”、“掌教元帅”、“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应于秘密传教（有时也用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传教），分散活动。
川楚白莲教起义(1795年-1804年)，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清起义的事件。
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川楚起义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也否定了所谓康乾盛世的说法。
嘉庆元年(1796年)，以刘之协为首的教众在湖北起事，冷天禄、徐天德、王三槐在四川闻之响应，纵横于四川和汉中地区。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满清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
天地会起义，是南方各省响应太平天囯革命的主要力量。虽然因其组织松散，“随起随灭”，被清军各个击破，但因其波及地域广泛，人多势众，在广大的中国南部，星罗棋布，一呼百应，极大地牵制了清朝反动统治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囯的反清起义斗争，并与北方捻军反清斗争相呼应，形成以太平天囯为中心，席卷全国的抗清民族起义大风暴。
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因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会员同为兄弟姐妹，故称天地会。参加天地会的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游民群众。天地会起自福建漳州地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遍及福建、台湾、两广、湖南、江西、云贵等广大地区。太平天囯起义后，各地天地会及其支派纷起响应，
两广天地会起义
南宁竖旗起义
--------------------------------------------------------
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其中“天”字两横上长下短；“囯”字内为“王”字），后期曾先后改称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 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3月攻下江宁（今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1864年8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
太平天国历时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
陕甘回乱
这起回变事件最先是发生在渭南县、大荔县与华县，这三个县的，这三个县地处渭河流域的下游和洛河流域。加上当时太平军、捻军大战清军的乱世，最终演变成了陕西、甘肃（当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半个中国西部地区大起义。
华县是陕甘回变的最先爆发地，渭南县几乎与华县一起起义的。
西北地区一直都难以治理，这里经常发生战争，当时漠西蒙古准格尔部就发生了叛变，从康熙到乾隆这里战乱不断，到乾隆中期的时候这里才太平，西北问题一直充斥着整个清王朝。
在同治元年的时候陕西的回民人数不断增多，他们想独立出来，自己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白彦虎等人作为回民的首领就想杀死在陕西的汉人，当时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清朝很多军队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因此没有人能顾及陕西这边的治安，回叛军一路杀到了渭河，那两边的村子里的汉人都被回民人杀死了，临潼的知县知道后就关上了城门，这才救了一些汉人的性命，不过还是牺牲了三十万汉人。
白彦虎带的部队有三十万人，他们一路斩杀汉人，几个月就杀了五百万汉人，一年的时间连作为汉人的县长也性命不保，最后一些汉人逃到了骊山，才得以保住性命，幸运的是董福祥作为汉人的首领把这些回民人打退了。
战争越来越激烈，清朝也不想坐以待毙，要么不要西北要么就前去参战，李鸿章的军队认为应该丢掉西北，现在中原地区也发生了叛乱，主要去中原攻打，然而左宗棠这一边觉得如果没有了西北那中原地区日后会十分危险，慈禧觉得左宗棠说的挺有道理的，就让左宗棠带着部队前往西北战场平息战争。
回民人主要攻打陕西的汉人，左宗棠带着军队来到陕西攻打回民人，回民人见清军这么多就选择了撤退，一直退到甘肃，到了甘肃之后他们又对甘肃的汉人大开杀戒，陕西的汉人就已经死了七百多万了，随后甘肃又死了十几万。
同治回乱让西北损失惨重，这场战争中一共死了两千多万人，陕西也变得荒凉，而甘肃那边的汉人更是灭绝了，面对这么重的一击左宗棠也回应了回民人，回民几乎从陕西消失了。
“同治回乱”是1862至1873年同治年间，发生在陕西、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部分地区）两省的回民暴动和叛乱。地的回民在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带领下，趁晚清局势动荡，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西北回乱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以及新疆各地。各地回民暴乱四起，其主因刺激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汉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田苑据为回族穆斯林所有。绝大多数回民壮年男子都参加了屠杀汉人的行动。一时回民暴乱和屠杀四起，在西北呈席卷之势。
到1866年（同治五年），当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东南各地的局势基本稳定以后，清廷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使其得以调集主力，用兵西北，恢复在陕甘的统治秩序。
左宗棠于1868年底率十万大军，分三路进兵甘肃。左宗棠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以回制回”的方略，局势才开始反转。直到1873年，左宗棠才彻底平息了西北的回乱。
发生在同治年间的这场灾难，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祸乱和屠杀，一场回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种族大屠杀。战乱开始时，回民对汉族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后来回民又遭到政府军队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这场灾难对西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回汉人口损失2000多万。陕西近一半人口死亡，甘肃死亡率达70%以上。汉民几乎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许多地方绝迹的同时，回民也几乎在曾经“民七回三”的陕西消失。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城中的回民因为拒绝参加这场“圣战”而免去杀戮之灾，成为唯一幸存的回民部落。
关于这场祖辈历经的悲剧，历史总是体现出不同的解读方式。西方史学家称之为“东干战争”，认为这是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的一场“圣战”。清政府称之为“回乱”，中华民国政府称之为“同治回乱”。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
至于西北回民所谓“起义”既有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一面（现在为了民族团结，才把这段历史这样颠倒黑白），也有大肆屠杀汉人的罪行，更有勾结外国势力分裂国家的恶行。白彦虎所部最后跑到沙俄去了，现在中亚地区的东乡人，就是白彦虎部众的后裔。
1862年，由于对清廷不满，汉回之间的民族冲突，加上满清的腐败和欺压，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暴乱， 为了在黄河西岸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回人计划把华夏始祖黄帝陵捣毁，彻底消灭汉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大致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不包括新疆。其初期的主要领导人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民变，其主要领导人有马兆元和马化龙。
在陕西的回军一开始可以趁清军忙以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但是从1864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
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1869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父子投降后被杀。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民对陕西、甘肃两省的汉人进行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
西北回民对汉人的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甘肃镇原县志记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回民屠城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近代统计，西北各省汉人在同治回乱中被屠杀者，超2000万有余。
西北回民在民变中对汉人的大规模屠杀，是左宗棠及其湘军在平定回变后对西北回族展开报复性屠杀的重要原因。战前陕西省有回民180万人，在该省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绝大部分分布在关中地区。其余回民一部分为了逃避报复而逃亡，其余人均在回乱中死亡。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的死亡率也相当高，但仍在该省居民中占有一定比例。一部分回民为逃避报复，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成为今天的东干族。
同治回乱，是一场回族对汉族的灭族式大屠杀，不谋财、不谋地，只为杀人而杀人，其手段之残忍、其规模之浩大，给汉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动乱之前，他们密请铁匠打制刀具，并在刀打好之后将铁匠杀掉以防泄密，且尽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具。随后出其不意开始发动暴乱，他们打出杀汉兴回的旗号“回民杀入汉人村寨，四处杀人，老少不分……”，残忍程度，可见一斑，老幼妇孺，尽皆奸戮。大荔县首当其冲，挨家杀，挨户杀，挨村杀……很快渭南、华县均惨遭屠戮，除临潼县接到通知，随即下令紧闭城门，才得以保住了一些百姓外，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杀戮殆尽。
当时穆斯林民兵达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在陕、甘两地大肆屠杀汉人，毁灭寺庙、宗祠，一时间，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竟惨遭毁灭、血流成河、尸骨遍野，更有甚者如白彦虎，竟欲掘掉黄帝陵……华夏大地陷入空前浩劫，一年之内，陕甘两省被杀汉人竟达1000多万，无法想象，彼时的场景是何等的血雨腥风……
陕甘回乱直接造成汉人人口的锐减，从上面两张表格的数据中，我们依稀可看到当时的惨烈状况，依稀可以想象到那血流漂橹、伏尸百万、生灵涂炭的惨淡场景，那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当时甘肃的靖远民谣：“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三原县，回民事变期间，＂旧隶五百余村，俱遭残破，仅存东里菜王二堡，乡城及难民共被害二万六千三百八名＂，遇难死亡人曰几乎都为汉人。 （《三原县新志》卷8《杂记》）
泾阳县，回民事变，＂泾城失守，尸骸遍野，血肉狼藉，其间仗义而死者，何可盛胜数＂。如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初四日，泾阳县城陷，“绅民男妇死者七万余人”；初十日，“焚衙署屋舍，火光徹数里，贼昼来夜去，城中闊无一人”。（《重修泾阳县志》卷７《兵事志》）
蓝田县，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回民军进入蓝田县境内，“西寨、大梁、黑沟、草坪、咀头等村回民一时并叛，贼踪飘忽来往无常，烧毁各乡，房屋殆尽，乡民老弱妇稚杀害无算，惨不可言”。二年（1863年）正月，“东乡、南乡团众追贼至十里河，败绩，阵亡四百余人”。 （《蓝田县志》卷3《纪事沿革表》）
鄠县，“同治初元（1862）以至六年（1867），前后五、六年间，……吾民之死于水火及毙于锋刃者，不可胜数。即逃难县城，幸而不与贼遇，又往往死于疫焉。”，可见能幸免于难的人甚少，大多遇难而死，所幸未被杀害的汉人又有很多死于疫病，真乃天灾人祸矣。而且在乡村“百家之村，求其父母俱存，兄弟妻子无故者，无二、三焉”，大多村户家破人亡，“不可谓非前之浩劫也”。如此人间惨剧实难想象，“元年至六年，回匪发逆蹂躏不绝，……，村舍寺庙焚毁一空，至今几四十年，萧条尤昔，元气未复”，可见回民事变使许多村舍、寺庙被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此后数十年，仍未能恢复元气。 （《重修鄠县县志》卷9《纪事》、《鄠县乡止志》、《兵事录上》）
盩厔县，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三日，回民军破临川寺“焚杀甚慘”，黑水河以东只有甘沟、豆村保全，其余大都遭受蹂躏；二月初八日，回民军经过小麦屯，“杀村中士民男女九十余人，焚烧房屋无算”。（《盩厔县志》卷8《杂记》）
醴泉县，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回民军破南晏村，“凡客主男女击回阵亡、骂回遇害及老稚死者约六百余人”；二年（1863年）三月十六日，回民军驻扎在北山寺，东村的生员杨楫全家人逃难路过北山寺，“眷口三十四人巧焉”；五月十二日，回民军在西关杀逃难男妇二十余人；二十六日，回民军围醴泉县城，逃难人民无法进城，多在城壕周围避难“多生疾病，老弱死者无数”。（《续修醴泉县志稿》卷11《兵事》）
临潼县，回民事变时，丰镇东北的姚家堡由于地势迂曲，众多难民在堡中避难，回民军进攻姚家堡，“围韦昼夜不克，会城陷，男妇闻变坠崖投井死者千余人无一生降者”。（《临潼县续志》上卷《人物》）
咸阳县，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同、华两州回民事变后，咸阳马家堡、苏家沟等处回民也都发动事变。咸阳各乡团练遇回民军皆溃，“即兴武素号强悍，其援咸之众，亦败没于西关之燕儿口，贼遂肆无所忌，任意焚杀所过之处，村尽邱虚，户多灭绝。”（《重修咸阳县志》卷8《杂记志》
兴平县，回民事变以来“丁壮练团致毙与妇女骂贼而殒者，逾两千人，其他仓猝遇贼聚而歼旃者，有数千人，呜呼惨己”。（《重修兴平甚志》卷8《兵事》）
乾州永寿县地处陕甘咽喉地带，同治回民事变期间就曾数次遭到回民军侵扰，惨遭屠戮者不可胜数。如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一日，回民军攻破监军镇“杀掠甚惨，男妇计有二千有奇，房屋焚毁殆尽”；安家宫寨、东淡村寨均属永寿县，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回逆复竄，蹂躏百姓”；八月“贼围安家宫寨，不克，越二日被贼诱入，先执生员安孔昭杀之，寨乃溃，打仗跳沟男女狗难者约三百余人”。东淡村寨，同治二年（1863年）“数十村因回匪发逆焚掠，民不堪命”。三月初三日，回民军又赴乾州四乡烧杀抢掠“男妇死者无算，东南两乡杀伤尤惨”，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回民军到达关头镇“杀掠一空，男女死者甚众”。而且据光绪《乾州志稿》卷14《人物志》中资料统计可知，同治回民事变期间，乾州士民妇女死者5569人。地方志中记载在册的殉难士民：永里464人；东平里182人；宁化里359人；上彭里167人；好留里218人。殉难妇女：永里288人；东平里69人；宁化里143人；上彭里26人；好留里9人；共计1925人。这些仅是记载在册人数，避免不了未被记载入册者，所实际殉难人数很有可能高于这个数字。（《永寿县重修新志》卷10《兵纪》、卷3《建置类》、《乾州志稿》卷14《人物传下》）
邠州，同治二年（1863年）回民军进攻邠州乡里“人民多被杀戮”同治三年（1864年）回民军再次“蹂躏邠境，四乡民房荡然一空，而北区为尤甚”。三水县隶属邠州，据地方志资料记载，同治二、三、四、五、六、七年等年，回民军焚掠三水县各村堡，抵御回民军战死的士民有一千七百五十六名。（《邠县新志稿》卷7《户口》）
凤翔府，贾村原为凤、宝、汧、陇屏藩，回民事变来“八属绅民多徙于此”，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二十六日，回民军攻破贾村原后，“十万生灵，肝脑涂地，惨何忍言”；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十一日，回匪突至宝鸡县，攻破县城，知县崔铨凎、典史周淞皆战死，“城中火光烛天，人声沸地，西北两乡被害尤甚”，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二十二日，回民军进攻宝鸡县玉涧堡被清军击退，随后清军安置流民，才发现玉涧堡己经＂十室九空”。（《秦陳回务纪略》、《回民起义IV》、《宝鸡县志》卷15《军事》）
同州府，大荔县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十五日黎明，回民军进攻到八女井，烧毁了多公祠“杀伤乡民颇多”；九年（1870年）二月十一日，又有回民军三、四千人，自东向西，“经北原下至羌白四围数十里，焚杀甚惨”。“同治元年回劫后，沙苑之中汉民，孑遗寥寥，村落皆瓦砾场”。华州，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九日，回民军击败防守在渭河南岸防守的民团，渡过渭河，焚杀惨烈“一日之间，延烧兰十余里，男妇老幼积尸遍野”，而且回民军“到处捜杀，原下一带庙宇、民房，尽成焦土，无一椽留者”；澄城县，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十五日，“回匪攻上铁镰山，流毒南乡一带，烧杀无算”；“六年，回匪由鄜、洛入境，北乡一带，烧杀甚众”；境内北乡，“自六年至此，在家莊扎营，三次焚毁房屋无算，……，又攻破北赵莊城，屠杀百余人。许庄同姓、辅良赵姓、霍家斜、杨姓、河坡村魏姓、牙曲高姓，房屋焚毁一空，北乡富室从此调零矣”。（《大荔县续志》足征录卷一《事征》、《三续华州志》卷4《增纪事》、《澄城县附志》卷11《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