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荐读 | 陈云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陈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参加领导东北解放，领导接收沈阳，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并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陈云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究竟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又处在重要抉择关头。要使党和国家真正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必须尽快做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陈云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率先主张让邓小平复出，使现代化建设有了领导核心，加快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现代化建设的启动。邓小平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遭受批判，并在“四五”事件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于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党内许多同志不敢或者不愿意冒风险站出来说话，让邓小平恢复职务。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率先两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13日，陈云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指出，对于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3月1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会议上发言再次指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由于陈云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加上他的提议合党心、顺民意，很快就在党内形成了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舆论。过了4个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被撤销的党政职务。由于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于逐步改变方针政策，最终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20世纪80年代，陈云和邓小平在一起。

二是与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一起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奠定了思想基础。陈云结合各方面工作谈实事求是的传统，最先是从评弹讲起。他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传统做法，党的老干部的作风就是这样。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指导工作；毛泽东倡导的作风，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所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配合邓小平共同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原来比较沉闷的思想理论界逐步活跃起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三是率先提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对于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没有大的分歧。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乃至此前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尚未平反并且难以平反，妨碍广大党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陈云看到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在东北组作长篇发言：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六个问题。会议形势因此发生变化，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力促中央主要负责人接受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前提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和发展。1979年３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

△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右起：李先念、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陈云。

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基本根据。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陈云一贯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把握国情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如何建设好四个现代化，陈云在1979年3月21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首先要把握基本国情。20世纪50年代，陈云就经常强调我国是“大国小生产”这一特点，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又不平衡，具有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占优势的特殊国情。到了改革开放新阶段，这一国情并没有根本改变。陈云清醒地指出，我国九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陈云分析，“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据此，陈云领导制定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曾经评价说，陈云的一系列正确建议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邓小平和陈云的认识是一致的。首先要把握基本国情。20世纪50年代，陈云就经常强调我国是“大国小生产”这一特点，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又不平衡，具有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占优势的特殊国情。到了改革开放新阶段，这一国情并没有根本改变。陈云清醒地指出，我国九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陈云分析，“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据此，陈云领导制定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曾经评价说，陈云的一系列正确建议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邓小平和陈云的认识是一致的。

其次，要认清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基础。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陈云分析了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一是现有工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二是现有技术人员是知识力量的基础，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70年代、80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技术骨干；三是干部基础，现在的干部大多是“万金油”，搞四化建设没有这些“万金油”干部是不行的，不要小看了这些“万金油”干部的作用。陈云仔细分析了对比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我们的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因为“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纲手稿

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必然会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问题。当时，社会上主要存在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左”的思潮，即认为改革开放会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向西方学习。毋庸置疑，“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江泽民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陈云坚定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一）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1985年6月29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指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陈云是充满信心的。1994年2月9日，陈云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陈云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制定宏伟蓝图的出发点。

（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工业现代化

关于中国2000年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问题，陈云认为：“回答是肯定可以”。问题是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陈云指出，如果是同西德、法国比生活，家家都有小汽车，按这个标准我们不行。现代化不能比生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工业现代化。本世纪末，实现工业现代化肯定可以。认为现代化遥遥无期的看法是不对的。1979年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对于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陈云认为现在“这样恐怕不行”。陈云分析说：“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民生的关系，陈云认为既要反对只顾抓经济建设忽视民生的倾向，也要注意防止脱离现实经济条件过高要求改善生活的倾向；同时，搞好“兼顾”和“平衡”，调整好各种比例关系，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四点要求，“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搞国防建设，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因为只能量力而行，所以有些好事不能一时就办到。有些好事，只能做，不登报。”

△ 1987年4月，陈云和群众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历史。陈云一再强调：“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我是管吃饭穿衣的”。陈云始终坚持建设是为了民生这一最终目的，“不管是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切实为人民谋利益都是他遵循的一贯原则”。陈云首先考虑的是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革命、建设、改革的最终目的都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现代化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上，必须把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1983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今后也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还是那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陈云多次强调“民以食为天”并关心食品卫生，1985年6月23日，陈云接见几位食品工作者，听取我国食品生产和研究情况的汇报，并应他们的请求题词：“民以食为天，向人民提供营养、卫生、方便、实惠的食品，有利四化建设。”8月17日，在全国贯彻食品卫生法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传达了陈云这个意见，并把它作为“食品卫生工作的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有较快的发展，但又要求不要再折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陈云认为，要既积极又稳重，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一）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就当前经济问题，陈云谈了五点意见，如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1979年9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提出“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他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具体来说，一是脚踏实地的前进，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基本建设进行技术改造，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二是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陈云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

陈云认为，搞现代化，要调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的讲话中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陈云强调，实践证明，“单纯突出钢”的做法是“不能持久”的；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陈云判断，“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状况大体上调整过来。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调整，搞四个现代化”；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二）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占领科技制高点

1979年6月，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全球日益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我国科技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陈云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陈云认为，引进先进技术比引进先进设备重要得多，设备我们自己可以造。他主张，凡是国内迫切需要而又一时解决不了的生产技术，必须在调查研究、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手续，及时地积极地从国外引进，并且认真做好消化和推广的工作。陈云认为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日本也是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以后把它加以消化，再加进一点自己的东西出口。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受制于人。陈云重视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工作，他认为，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要产业上，必须依靠自己，自主创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核电项目上充分体现了陈云这一思想，他认为，在我国发展核电，应该走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道路。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广东大亚湾建设核电站，并同法国、英国谈判，争取优惠条件。陈云在国家计委国防局编写的一份材料《国内自己搞核电站的有关情况》上批示：“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不要三心二意了。”

△ 1984年3月3日，陈云在江泽民同志陪同下用显微镜观看电子工业新成果。

对具有潜力的支柱产业的发展，陈云认识到，我国必须制定政策加以保护，鼓励其发展、壮大，形成自主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以抵御国外先进技术产业的冲击。陈云说：“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不赞成，但是，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当提倡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陈云就敏锐地察觉到新科技革命的到来，要占据科技制高点。1975年8月，陈云在齐齐哈尔钢厂，亲临轧钢车间慰问工人，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国家要想工业大发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仅要搞好钢铁工业，还必须抓好电子工业。”1984年3月3日，陈云听取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汇报时谈话，指出，搞四个现代化，没有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不行。我国的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生产虽然起步较晚，进步还是快的，已能制造一些水平较高的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比，差距还很大。陈云提出，要把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抓上去，把电子工业搞上去，就要像当年搞原子弹、氢弹那样，力量要集中，分散了不行。

（三）对现代化的问题要在实践中反复认识

陈云认为，对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还要在实践中反复认识。世界上没有笔直走路的，出点片面性，不足为怪。

1979年6月16日，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会上讲到要总结宝钢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李先念赞同陈云的意见。他说：“同意陈云同志讲的，宝钢上马仓促了。这不是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如果要追究，应当是我负责，因为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陈云插话说：“搞四化没有经验，这是不可避免的。”讲到下一步宝钢的建设要集思广益时，李先念说：“陈云同志提出，找一些人谈一谈，我看有好处。讲不同意见的人，不一定心肠不好。”陈云插话说：“所谓全面看问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你这样看，他那样看，综合起来就全面了。”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方法，陈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集体办公，碰到问题就解决；像现在这样传阅画圈圈的办法“要误事的，误四化的大事。”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限制，陈云主张，建设要有重点。重点确定之后，就要动员全党全民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对于近几年，有些地方和部门打乱仗，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把资金分散了。陈云警告，像现在这样下去，四化没有希望。

△ 1979年6月，陈云在上海调查解决宝钢建设中的问题。

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陈云在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他重申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对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同时，他又强调，由于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改革复杂，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熟悉，因此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

（四）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四化”人才

人才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陈云认为，搞四化建设没有这些“万金油”干部是不行的，但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干部政策的大方针，因此，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1983年2月25日，陈云写给王震、蒋南翔的一封信指出，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希望这次会议着重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当时王震、蒋南翔同志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和副校长。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传达了陈云的这封信。5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指出，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用党的方针政策和必要的现代科学知识、业务知识武装党的干部，为党培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党性强、作风好，又有现代化建设知识的领导骨干。

△ 1959年春，陈云视察浙江大学。右为校长周荣鑫。

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尊重知识分子。他说：搞工业化，必须有人才。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陈云强调：一切重大的决策，有关重要的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提出意见，必须由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决定。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陈云指出，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针对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的情况，陈云指出：“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在陈云的推动下，全党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教育和检查。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对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为祖国好好学习，成长为合格的接班人，关键在于办好中小学和幼儿教育。陈云经常强调重视基础教育，并提出“办好中小学教育是关系到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项根本大计，是与祖国繁荣富强联系在一起的”。陈云指出，师范院校学生的数量和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的各方面，影响都很大。陈云关心着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待遇；同时又对中小学教师和幼教老师寄予厚望。1986年2月9日，农历大年初一，陈云邀请北京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代表来住所举行春节座谈会。陈云在谈话中指出：现在的中小学生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宏伟事业的接班人，“全国中小学校和幼教老师们今后的工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面貌”。他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都要关心教师，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在陈云等的关怀下，教师这一职业逐渐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中小学和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改善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