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
现实问题：耕地集约与可持续利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的重要基础。与之对应，耕地边际化则是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耕地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和经济产出能力逐步下降的过程，已然成为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研究意义：围绕保障山区农户生计安全、农地健康利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识别耕地边际化风险，推进边际耕地治理，将具有边际化趋势的耕地生产要素重新纳入发展回路，对于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巩固提升粮食产能、促进乡村人地地域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耕地利用风险评价及防控的研究综述
研究现状：主要基于不同区域耕地的分布情况，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方面构建了单因素量化与多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耕地质量退化、景观生态安全、弃耕撂荒、土壤流失等不同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
针对耕地边际化风险问题，仅由关小克基于县域尺度对耕地边际化风险进行了评价与验证，但评价赋分主观性较强，且后续并没有对耕地边际化风险作更加细致的探讨，存在尚待深入拓展的研究空间。
本文切入点：事实上，耕地边际化基于不同情景之下存在不同的内涵与类型，伴随相关实践发展及变化，耕地的边际趋势会对区域耕地可持续利用、种植结构的调整、农地制度变革等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基于评价结果进行分区划定是重要的耕地风险治理方式。
进一步强化本研究的新意：在我国严格的耕地用途管制和特殊保护的政策背景下，基于微观尺度和农户行为因素导致的耕地边际化和撂荒趋势更值得关注。
对既有研究客观评述：现有研究多基于宏观视角探讨了全国、省域、县域的耕地边际化趋势特征，忽视微观尺度下耕地边际化的过程特性，欠缺了对于小空间单元耕地边际化的发展成因、分异机制、差异效应的精准判别。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本文基于耕作条件、自然适宜、机会成本维度构建耕地边际化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划定风险防控分区，进而提出对应风险防控策略，以期系统认识山区耕地边际化规律，为促进农业持续发展、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等方面提供参考借鉴。
3 理论框架
3.1耕地边际化的科学内涵
耕地边际化过程有着自然和社会因素演变的必然趋势，受到宏微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其内涵借鉴了经济学上的边际意义，基于“生产—投入”角度，强调耕地经济生产能力和利用收益不断下降的过程。狭义上的耕地边际化是指耕地当前用途下的无租化现象，而广义耕地边际化还包含作物类型改变、耕地用途转移等过程。
新阶段下的耕地边际化表现出撂荒、耕地非粮化与生态退耕等形式，其内涵特征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变化。
因此，对于耕地边际化风险评价分析框架构建和评价指标的选取应立足于耕地边际化的多维内容及动态演变特征，结合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既要考虑耕地的耕作条件与自然适宜性，也要结合农户机会成本变化情况对耕地利用的市场风险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与考量（图1）。
3.2耕地边际化的典型影响因素
（1）耕作条件是作用耕地边际化的重要维度。农业生产经营的便利程度对耕地的利用状态和利用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耕作条件较差、耕作成本较大的劣质、细碎化耕地很容易被边际化。耕地利用过程中，农户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田间道路、灌排体系、储水池等设施与地块距离也影响耕地利用的便利程度。山区耕地起伏大、破碎化等因素导致省工性机械难以替代人力劳动，影响着农户的耕地利用便利程度和生产经营状态。
（2）自然适宜是识别耕地边际化的基础条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耕地的自然适宜性直接影响着耕地的利用状态和生产力水平，是识别耕地边际化的基础要素和条件。如地势较高、坡度较大、坡向不利等自然适宜性较差的山区耕地，其水土、肥力保持能力较弱且耕作通常较为不便，其极易发生撂荒或边际化趋势。
（3）机会成本是驱动耕地边际化的核心动力。城镇化背景下的要素流动及非农转移趋势加剧了务农机会成本的快速增长，在有限的劳动投入情况下，山区务农劳动力质量和数量不断降低，部分耕地生产投入较少、粗放利用甚至被弃耕撂荒，加剧了耕地边际化趋势。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与集镇距离、耕地流转情况与务农机会成本的高度关系，驱动着务农机会成本不断上升，成为驱动耕地边际化和撂荒趋势的重要因素。
4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区位概述：舍烹村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普古乡东部，占地面积约为5.79km2，海拔处于1230~1968m之间，水田集中分布于村庄中部，旱地主要以四周的坡耕地为主，是典型的山地丘陵村庄。2014年后相关农地制度改革和乡村旅游发展驱动的持续影响，其耕地利用结构调整较为频繁，耕地“非粮化”利用转型突出。
选取理由：一是作物种植方面，舍烹村以种植优质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同时刺梨、猕猴桃等经济作物种植广泛，混种较为普遍；二是耕作利用方面，耕地特别是旱地坡度较大、细碎化普遍，通过连片整治、设施修缮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占据一定比例，但村庄农业生产经营常面临暴雨、滑坡、野生动物侵袭等多种灾害形式。
数据来源：村域DEM、行政边界及土地利用现状等数据主要来源于案例区相关部门；农户调研数据主要来源于课题组2022年7月至8月对于舍烹村开展的实地调查。最终获取305份农户调研问卷、1090块耕地地块信息，经过农户信息配对、合并同属地块和校对，得到295份有效问卷、711块地块，调研问卷有效率为96.72%，调研地块有效率为65.23%。
5 风险结果评价分析
5.1 不同维度下的耕地边际化风险评价
（1）基于耕作条件的耕地边际化风险评价
基于耕作条件维度的评价结果由中心向外围依次减弱，表明水田集中区耕作便利度较高，其边际利用风险明显低于坡耕地（图2）。
无风险的地块主要分布在村域水田集中区西部，面积为9.05hm2，占比为11.01%，地块占比为15.33%。较低风险的耕地主要分布在二组靠近道路部分区域以及五组周围部分地块，该部分耕地农业设施密度较高，耕作条件相对便利。中度风险耕地主要分布水田集中区的外围、一组至五组靠近村道的大多数地块及六组与八组靠近道路部分地块。较高风险的耕地主要在六组与七组范围、二组与三组离道路较远区域，该部分耕地耕作距离较远、耕地质量不高，且种粮效益较为低下，隐性撂荒普遍。高风险耕地面积为6.03hm2，占比为4.96%，地块占比为3.38%，主要为位于六组与七组最北端距离道路较远的地块，务农成本较大，耕地耕作条件较差，坡度较大，细碎化程度高且自然灾害频繁。
（2）基于自然适宜的耕地边际化风险评价
基于自然适宜维度的评价结果也存在中心向外围递减趋势，表明水田集中区自然适宜性较高，村域东西部的耕地边际利用差异明显（图2）。
无风险的耕地主要集中分布在村庄中部水田集中区，该部分耕地地形平整、坡度较小，其面积为15.33hm2，占比18.64%，地块占比为13.94%。较低风险的耕地主要集中分布在水田集中区外围以及二组、三组、四组部分区域，大部分地块分布零散、面积狭小。中度风险的耕地主要集中分布在水田集中区外围，并零散分布于三组、六组、七组等区域。较高风险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村委会周边及一组、二组、三组部分耕地地块，该类型的耕地面积达到13.44hm2，占比为16.35%。高度风险地块主要分布在居委会周边区域，包含舍烹村六组、七组、八组的部分耕地地块，该区域是村庄文化活动、行政办公、集镇贸易、交通的枢纽，非农化侵占严重，周边坡度较大、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地块易遭受边际化风险（图3）。
（3）基于机会成本的耕地边际化风险评价
基于机会成本维度的评价结果广泛分布于村域大部分范围，其构成了舍烹村耕地边际化的主要内容，由集镇中心向外围方向扩散分布（图2）。
无边际风险的耕地主要分布在集镇中心较远的东北部区域与村域二组的部分地块，该部分耕地面积为7.87hm2，占比为9.57%，地块占比为7.31%，较低风险的耕地分布情况较为零散，主要穿插分布在水田集中区域内，该部分耕地面积达到13.38hm2，占比为16.28%。中度风险的耕地主要集中分布于村域东北部大部分的旱地区域，零散在水田集中区周围，该部分耕地面积达到19.63hm2，占比达到23.88%。较高风险耕地分布特征较为零散、地域分异并不显著，地块集中于水田集中区内部与居委会周边区域，该部分耕地分布最为宽泛，面积达到28.05hm2，占比为34.12%。高风险耕地面积达到13.29hm2，占比为16.16%，地块占比为21.8%，该类型地块主要分布在村域中西部，耕地细碎化程度严重，粮食生产功能偏低，存在高度的耕地边际化风险。
（4） 耕地边际化综合风险评价
叠加三类不同维度的风险评价结果，得到舍烹村的耕地边际化综合风险分布情况（图2）。
该类风险整体呈现由水田集中区向外围扩散分布，水田集中区耕地边际化综合风险最低，耕作距离、灌溉距离较远、坡度较大且距离集镇较近的区域耕地边际化的综合风险值越高，表明越容易发生耕地边际化。
舍烹村作为“三变”改革的发源地，在农地制度改革和产业发展驱动下，带来了一定的耕地边际化机会成本和耕作条件风险，但由于村庄实施耕地规模入股流转入股，部分坡耕地实现了“非粮化”转型，若单纯从耕地收益角度而言，该村庄的耕地边际化趋势并不明显。
整体来看，舍烹村耕地边际化风险主要以机会成本、耕作条件风险为主，自然适宜风险较低，且主要发生在坡耕地范围。
5.2 基于空间分布与集聚性的耕地边际化风险分区划定
（1）耕地边际化风险分区划定依据
参照朱晓华等的研究，将综合风险评价值进行归一化处理，以耕作条件、自然适宜、机会成本分别作为坐标轴，绘制三角坐标图进行分析，作为基于空间集聚性的耕地边际化风险分区划定的依据和基础（图4）。
以三条坐标轴的1、2为界限，将三角坐标图分为A、B、C共3个子区，分别作为自然适宜、机会成本及耕作条件三个维度的主导类型，通过落在三角坐标图中的位置来判断其分布状况。
为避免各单元之间的耕地边际化风险值相差较大但落入相同区域的现象，参考相关设定以各轴实际值的中位数作为临界值，耕地边际化风险评价值大于临界值的划为高度风险区，否则归为低度风险区。
（2）案例区耕地边际化风险分区类型
结合耕地边际化风险多维评价和三角坐标分析结果，从村域地块间的集聚性、规模性、整合性出发，以“综合风险—组合方式—防控类型”的方式命名，将耕地边际化风险防控模式划分为粮食稳产保护型、政策保护促进型及经济效益提升型三种类型（图5）。
粮食稳产保护区综合风险值处于1.795~2.800之间，具有“高耕作便利度—高自然适宜性—低机会成本”特征，整体耕地被边际化利用的风险较低。
该区域所占面积达到16.35hm2，占全部调研地块面积的19.88%，主要集中分布在舍烹村中部水田集中区域，该区域属于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宜采取稳固粮食生产的风险防控举措，不断突出粮食生产的主体功能。该分区耕地光、热、水条件充足，地势平坦且较为肥沃，其经济生产能力水平较高，不易发生耕地边际化风险。由于舍烹村水田分布较为集中，主要为中部地势平坦、土壤质量较高的河坝区域，一直以来是区域内主要的水稻生产基地，但由于靠近集镇，且相关的灌排体系、田间道路、蓄水池等基础设施相对缺乏和欠缺维护，导致部分地块出现经营不善、水改旱等问题。
政策保护促进区综合风险值处于2.800~3.430之间，具有“中度耕作便利度—中度耕作适宜性—中度机会成本”特征，其面临一定的边际化利用风险。
该划分区域所占面积达到38.33hm2，占调研地块总面积的44.62%，在三种风险划分类型中面积最大。耕地地块主要位于村域东部和道路沿线，多因坡度陡峭、地形破碎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以及耕作条件不便、灌排设施不充分等因素导致其农业生产活动受限。同时，该区域耕地大多由于缺乏相应农业基础设施、距离集镇较远、存在偶发性的自然灾害风险等特征，种粮效益偏低，农户通常会选择将偏远、劣势地块种植刺梨等经济作物或采用混种模式。
经济效益提升区综合风险值处于3.430~4.400之间，具有“低耕作便利度—低耕作适宜性—高机会成本”特征，其耕地边际化趋势较为明显。
此部分划分的区域面积为27.54hm2，占全部调研地块的33.50%，其分布位置主要为居委会周边区域。该部分耕地靠近集镇及村委会、基础设施条件完备、耕地种植机会成本较高，但一部分劣质耕地分布较为细碎零散，受建设用地挤占和坡度影响多分布于农户宅基地前后，地块的经济产出能力较低。另外，受区域乡村旅游及相关设施建设的影响，该区域部分优质耕地多以经济作物种植或观光旅游等高效益农业为主，“非粮化”特征较为明显。
6 风险防控策略
基于耕地边际化分析及不同因素导致的耕地边际化类型，结合耕地边际化风险程度、分布范围、转变形式等结果，考量耕地空间连通性、利用效益性及规模相似性，立足村域内集中优质耕地、分散劣质耕地、零散闲置耕地等不同类型，兼顾“区域—村庄—农户”不同主体层次需求，以应对边际化风险防控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山区微观层次的“边际分类-风险分级-地域分区”耕地边际化风险防控思路与策略（图6）。
（1）突出集中耕地的粮食生产定位，促进农业生产率提升。
首先，为促进区域粮食生产的产量及质量的提升，应推进高标准农田的高质量建设，着重突出粮食生产功能，同时加强区域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耕地进行“非食物化”生产。
其次，基础设施优化与调整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抓手。应加大水田集中区内部地块灌排体系、田间道路的建设和优化，通过权属调整、土地整治归并零散破碎的地块，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
再者，合理轮作与适时休耕是防止耕地质量退化的重要方式。结合“休耕作-控强度-养地力”目标，结合区域实际建立科学合理、差异有序的休耕模式，通过改良品种、推广深耕免耕技术等举措，提升耕地经济产出水平。
（2）加大劣质耕地的政策保护力度，推进必要的生态价值转移。
首先，实施土地综合整治是区域劣质耕地修复的关键手段。应着重通过统筹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劣质耕地的修复与治理，提升耕地抗灾减灾的能力。
其次，适当的政策保护与种粮补贴能有效促进耕地的正常生产投入。应重视政策保护与种粮补贴等手段对于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性，维持相对劣质耕地正常的劳动力与资本投入状况。
再者，必要的生态退耕是提升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的重要方法。顺应极度劣质耕地退出粮食生产用途/耕地用途的趋势，可考量“顺边际化”举措并侧重生态效应及价值。
（3）激发零散耕地的经济生产活力，提升耕地收益利润。
首先，降低耕地细碎化是促进区域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基础。以适度规模经营为牵引，有条件的区域通过“小田变大田”“分散变连片”，定期的土壤改良、农田管护等手段，降低由耕地细碎化造成的种植意愿低下、务农成本过高等不利影响。
鼓励农民主动参与土地流转，以市场化配置方式缓解耕地分散化、细碎化带来的不良效应，通过整合零散耕地资源、优化作物种植结构、科学安排耕作时序是提升耕地效益的有效路径。
其次，激发微观农户主体的能动性是创造区域耕地生产与经济活力的关键手段。结合区域实际情况，以支持耕地地力保护为政策目标，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切实提升农民种粮的经济收益。
立足系统视角，重视乡村自然资源禀赋、耕地利用主体、农地制度改革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提升乡村人地系统的协调性。
7 结论与讨论
（1）主要结论
舍烹村耕地利用以机会成本风险为主，不同维度的耕地边际化风险分布差异明显；耕地边际化风险防控类型可分为粮食稳产保护型、政策保护促进型及经济效益提升型，对应分区分别占比为19.88%、44.62%和33.50%；山区耕地边际化风险防控是一个“区域协调—村域管控—农户能动”的多主体参与和边际风险“预警—调控—实施”的综合性系统性治理过程；构建山区微观层次的“边际分类—风险分级—地域分区”耕地边际化风险防控体系，应有效结合“区域—村庄—农户”不同主体层次需求，针对区域的集中耕地、劣质耕地与零散耕地等不同类型，以提升边际化风险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讨论与展望
重申现实问题：耕地边际化作为当前山区普遍存在的土地利用现象，面临着城镇化工业化驱动的部分耕地“非农化”转移、以坡耕地为主的劣质耕地发生的“生态退化”以及农业生产利润逐渐压缩背景下耕地利用非粮食生产利用的“非粮化”等趋势和问题。
强调研究贡献：在研究尺度上，与县域以上尺度相比，基于村域的农户及地块尺度识别耕地边际化及风险情况，更有助于揭示耕地边际化的形成机制、演变过程及空间分异的差异性及规律性，相关风险防控策略也能更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价值。
提出研究展望：耕地边际化受到来自不同层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耕地边际化风险评价指标选取不仅在于耕作条件、自然适宜及机会成本，还应包含土壤地质、市场变化、产业发展等其他相关因素。
未来应结合“多维度、多尺度、多范围”思路进行多维数据获取和指标体系构建，深入剖析耕地边际化风险形成机制，构建耕地边际化风险防控策略及政策响应机制。
同时，未来应基于宏微观视角针对耕地边际化风险及机制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期为广泛山区村域耕地利用与农业可持续、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协同发展提供案例支撑与参考借鉴。
部分参考文献：
声明
本推送内容仅代表本号对所选文献的理解，并非对原文的翻译或全部摘抄，请感兴趣的朋友依据文末提供的第一篇参考文献阅读原文。因水平有限，难免出现错讹，也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