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北上，到包头、呼和浩特、二连浩特，K字头的火车开30多个小时，从白天穿行进夜色中或者从黑夜冲进黎明。
我所知道的，从前至少有两条线路，一条走张家口，一条走西安。如今经张家口的线路没有了，从前，也不过就是一年半载前。
卧铺车的对面是一个姑娘，清秀、又敦实，不言语。她的父亲着急地找相邻的人换铺位，把她的上铺换到下铺，说“我闺女她身体不行，怕不了高，我给补出两块钱”。我心里嘀咕，上铺和下铺差额为46元钱。一个刚高考结束的小伙子痛痛快快帮他换了，我问你去杭州干吗？他答说舅舅在杭州，去杭州玩，高考刚结束，考得不错，压力全卸，尽情放松。他说着笑起来，按压不住身体里青春年少的自由与洒脱。我问考上哪里了，他答说本地大同大学。
换铺位的父亲忙不迭地谢小伙子，赞他心好，又拨通电话一通说。不一会儿他五十多岁的爱人也过来了，穿着黑色蕾丝衬衫，白袜子，样貌似香港演员成奎安，也一通谢小伙子，赞他心好。
小伙子第一次坐火车，随后他问过我哪里是洗手间哪里接开水哪里是垃圾桶。
换好铺位，身体不好的姑娘去铺上坐了，父母去打热水。她时不时朝我看，不是扫视，而是目不转睛，且不眨眼，不与常人相似。我于是问，你去哪里下车。她囫囵开口，吐字含糊。于是我明白她父亲说的身体不好不能爬高。
她父亲返回来，我问，到杭州做什么？他答，在杭州打工，老家临时有事赶着回山东。没买到直达的票，去合肥转车，再去徐州转车。耽误了很多时间，但早出发一天也好过迟一天。他又说一次，我姑娘身体不好，爬不了高。我问，姑娘多大了？他说，二十了。
我没有问急着回老家做什么，也没有问姑娘身体怎么不好。沉默着，看着窗外的夜色。
我身后是一个胖胖的可爱姑娘，跟妈妈吃鸡翅，妈妈每块只吃一口，吃一口就扔一个，说吃不完也是要坏了。她批评妈妈说太过分了太浪费了。她的声音很好听。我想问她大学毕业没，出口问的是你几岁了。她说，我十二，五年级了。我笑说，你才十二？才五年级？你这么高？她妈说，她其实才十一。我问她，你从杭州去哪里？她说去太原，外婆家。我问你去过几次山西，她说记不清了，每次假期都去。我问你爸呢，你爸去过几次。她说两次。她还有个妹妹，七岁。她给妹妹指平原上的玉米、小麦、稻谷。我问，你能分清清楚小麦和稻谷？她说，可以，我爷就是种稻谷的。插秧时，把一个陶罐扔进地里，背着绳子往前拖着走，松土犁地，在长乐，径山。
我包里背着一本《日荒城》，犹豫要不要送给她。
熄灯了，睡了。
次日清晨，她妈妈给我一颗果冻，说很甜的。我送给她一本《日荒城》。
绿油油的平原上一马平川。
天彻底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