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C刊！青年学者发文占比，接近70%

学术 2025-01-07 19:17 上海

《史学月刊》2024年度共刊发文章139篇，包括专题论文98篇，笔谈9篇，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1篇，读史札记9篇和会议综述2篇。

（说明：2024年全年共有162人发文，此数据以文章第一作者身份统计；当第一作者有多个署名单位时，以其第一单位身份为依据统计；当第一作者为在站博士后时，以此身份为统计依据。）

《史学月刊》2024年度第一作者发文数据统计，教授的发文占比达到30.9%，副教授、讲师等青年学者发文占比接近70%，符合本刊“以培养青年为目标的前瞻性战略眼光”的办刊宗旨。2024年12月28日，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会上发布了首批191家“青年学者友好期刊名单”，《史学月刊》荣幸入选。

2024年《史学月刊》||在读硕博、在站博士后第一作者发文统计数据

《史学月刊》启事

《史学月刊》已被中国知网、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龙源期刊网等全文收录。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作者同意编辑部与上述出版机构的版权约定，文稿刊登后可供其收录、转载并上网发行。如有异议，请在来稿中申明。

根据官网可知：

《史学月刊》是新中国创办的最早的史学专业期刊之一，已经有过将近65年的办刊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办刊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认真总结30年来的发展道路，并广泛听取学界同仁的批评和建议，将会为本刊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一本刊发展的三个阶段

《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由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主办，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先生、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晓棠先生和史地系主人黄元起先生于1951年1月共同发起创办。1957年改名《史学月刊》。本刊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1年1月至1956年12月，为《新史学通讯》时期。该时期，本刊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解放初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史学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新史学通讯》的创办者，嵇文甫、郭晓棠、黄元起都有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较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他们就以《新史学通讯》为阵地，肩负起了在新中国史学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庄严使命。青年学着张越曾经撰写过《< 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题论文，他说：“《新史学通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新史学通讯》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为十七年的史学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史学通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工作者。”

第二阶段，1957年1月至1966年9月。这是改名《史学月刊》后的初期阶段。1956年下半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和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开始，《新史学通讯》编辑部的同仁们，深受社会形势的鼓舞，根据编委孙海波教授的动议，决定把刊名改为《史学月刊》，以便扩大版面，丰富内容，更好地担负起繁荣社会主义史学的任务。刊名的改变，意味着刊物编辑宗旨的变化。在《新史学通讯》时期，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交流历史学习和历史教学的经验和体会，解决历史教学中的疑难问题，是刊物的宗旨；改名《史学月刊》意在加强刊物的学术性，要办成真正的专业学术期刊，使之成为繁荣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阵地。

这一时期，特别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刊物办得很活跃，组织了不少重大问题的讨论，表现了刊物主办者的学术敏锐感和洞察力。譬如60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历史主义的论战，一般人认为是发端于翦伯赞1962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其实，《史学月刊》早在1960年就组织了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专题讨论。本刊1960年第7期发表了4篇专栏文章，专题讨论历史主义问题，并配发“编者按”说：“历史主义问题，我们认为是历史科学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而讨论现在刚刚开始，因此本刊决定把开封师院讨论中不同的论点选择几个发表出来，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把这个讨论广泛的展开。通过讨论，清除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看法、错误观点，把历史科学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同年第9期，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武汉师范学院三位作者的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专栏文章，把讨论引向深入。蒋大椿先生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一书中评论说：“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河南历史学界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并组织了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专栏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的《史学月刊》，为培养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起到了很大作用。当今不少史学名家，青年时期都在《史学月刊》发表过文章，也有不少学者的处女作发表于《史学月刊》。原贵州大学校长吴雁南先生在80年代曾撰文谈《史学月刊》对他的影响：“我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它的鼓舞。几年之间，先后发表拙著十篇。这对于一个刚刚踏入史学门槛的青年人来说，自然是很有力的鼓舞。我想，现在中年的史学家，在五十年代，一定有不少同志和我一样，是从《史学月刊》吸取营养、受到鼓舞的。”

第三阶段，即1980年复刊至今，3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史学月刊》发展史上的最好时期。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史学月刊》也终于在停刊14个年头之后获得了新生，于1980年7月正式复刊。当时由于经费的原因，暂定为双月刊。复刊后的30多年，是我刊自创刊以来最为稳定的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中，1952年曾因主办者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而短暂停刊；第二阶段中，因大跃进之后的政治形势冲击，从1960年10月至1964年6月，停刊三年零九个月，办刊的道路异常曲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史学月刊》获得了稳定而快速的飞跃式发展。

复刊以来，根据国内历史科学发展的需要，刊物版面和发稿量逐渐增加、扩大，页码由96页，改为120页，再改为大开本152页，直至2002年恢复月刊，现在每年出版12期，每期136页，年发文量300万字，成为国内史学界发稿量最大的专业学术期刊。

1997年，本刊的办刊宗旨作了新的调整，确立了向史学大刊和史学名刊迈进的工作思路。1980年复刊时，本刊确立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是：坚持原有的“立足河南，面向全国”的特点，把《史学月刊》办成一个历史专业的学术性刊物；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为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为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探求真理，活跃学术空气。1997年，我们改变了原来 “立足河南，面向全国” 的办刊思路，提出要把《史学月刊》办成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的目标。根据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了广泛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争取一流作者；重视重大选题，放开文章字数限制；追踪学术发展，创设学术栏目，按栏目上文章；抛弃地方刊物观念，确立真正面向全国、完全以学术水平定取舍的无偏见选稿原则等工作思路。并根据建设全国性学术刊物的目标，改善编辑部的工作规范和编辑技术规范，使编辑部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在办刊方向调整之后，刊物的学术水平与学界的影响力，有了明显的提升，目前基本上实现了将《史学月刊》由一个地方性刊物，提升一个为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有自己办刊风格和特色的大型学术刊物，成为国内史学的一方重镇。

二《史学月刊》的办刊理念

2001年《中国新闻出版报》曾发表一篇评论《史学月刊》办刊理念的文章，将我刊的办刊理念归纳为“诠释历史的求是精神”、“追随时代的求新精神”、“培养新人的责任意识”、“打造名牌的品牌意识”四句话，它大体上反映了我们对刊物发展的理性诉求。如果要我们自己来总结的话，我想，有几个方面是我们几十年来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或者说就是我们的办刊理念。

1.在处理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主张学术刊物应当承担引领学术发展的责任，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认为，学术期刊不仅仅是发表学术成果的阵地，不是被动发表文章，而应该有一种主动的历史担当，那就是要承担起引领学术发展的历史责任。2002年，我刊发起并主办了《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中心讨论史学期刊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使命及其在历史科学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这个议题以及发起此次会议本身，就已经体现着我们的办刊理念。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提出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史学期刊除了正常刊出历史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之外，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三大任务，发挥引导、规范和推动历史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当时条件下，我们提出的三大任务是：促成并加快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建设与新的历史时代相适应的新史学；培育并确立历史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的学术规范；在历史科学学界倡导并树立健康的学术风气。完成这三大任务，实际上就是我们办刊的指导思想或努力方向。

我们深知，编辑不可能比学者更高明，刊物主办者不能对学术指手画脚，但是，就学术发展的状态说，单个人的研究，总是处于散在的状态中，而众多研究成果的集散地，则毫无疑问会呈现一种风气；而这种风气会在学术传播的同时，影响着整个学术群体。所以，刊物的主办者，在引导学术风气、规范学术秩序、形成学术趋向等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2.在选题原则上，我们坚持贴近现实、服务时代的学术取向

所谓选题问题，包括我们制定的选题规划，和对一般作者来稿的选择两个方面。我们以为，史学和任何学科一样，都有一个如何体现社会功能和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毛泽东曾倡导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行动的向导”。胡乔木也曾发表过类似这样的精辟见解，他认为：“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我们的历史研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着现实人类提供历史活动的资鉴。所以，我们的稿件选题，应该贴近现实，服务于现实，当然而不是影射现实。

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这些年在刊物的栏目设计上，稿件的采集上，很好地突出了历史科学的现实感。我们最近一些年所设立的“笔谈”栏目，选定的笔谈题目都是和现实社会和当代学术热点紧密相关的问题。比如，我们从2003年以来所设置的《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笔谈》栏目，至今已出版四期，发表了彭明、魏宏运、张晋藩、王桧林、郭德宏、王建朗、李良玉、朱汉国等15位学者的文章，研究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今天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2006年第六、七期连发的两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发表了李文海、耿云志、李喜所、郑大华、宋志明、史革新、李翔海、胡伟希、马勇、王先明、郭双林、张昭军等12位学者的文章；2008年第3期发表的“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发表了冯天瑜、李根磻、吴承明、瞿林东、郭世佑、黄敏兰等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及这些讨论话题，既有很强的现实感，也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思想性。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总结30年史学的成就和发展，我们对30年史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策划了重大选题，在固有的史学评论栏目里，发表关于30年史学的系列评论文章，邀请国内各史学研究领域的一线学者，对30年史学进行总结和反思。现在已经发表了沈长云、李喜所、张国刚、李剑鸣、朱汉国、侯甬坚、王先明、孟广林、王晓德、彭南生等一批优秀的中年学者所撰写的评论文章。这个评论计划持续到2010年上半年，用两个整年24期约40篇文章100多万字的规模，系统而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史学的深刻发展、巨大变化和空前繁荣，并为今后的史学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有益借鉴。服务社会，贴近社会，既使史学研究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也使我们的刊物显得富有生机和活力。

3.在选稿原则上，我们坚持解放思想、鼓励争鸣，重视原创性、思想性，以稿件自身价值为唯一依据的基本理念

解放思想，创新学术，是发展学术的基本理念。我们选稿，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鼓励作者大胆创新，特别重视有重大创新见解的论文，充分尊重作者的学术自由。1980年下半年复刊，在复刊的第一期上，第一篇文章就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述评》，抓住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重大争议的话题。1981年第2期，我们刊发的田居俭的《应当对中国封建主义加强研究》、肖黎的《试论我国封建社会的改良》、董楚平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郑炎、汤可可的《太平天国本不是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等论文，在当时都是颇有思想棱角，容易引起争议、带有思想解放倾向的论文。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刊物一复刊，就有着推动学术争鸣、倡导学术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强烈诉求。

最近十多年来，我们更加注重学术的创新性、思想性、原创性，也更加注重学术的规范性。我们制定的审稿要点如下：

（一）注意政治倾向，不出现与党和国家现行政策相冲突的问题，不出现有违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观点；

（二）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选题，要特别慎重，拿不准的要报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三）主要关注点在于学术创新方面，文章的基本观点必须是作者独到的学术创新，在基本观点上与他人雷同的不予采用；

（四）关注选题自身价值，主要把握原创性选题、重大选题、争鸣性选题几个原则；

（五）注意解决问题的完整性；

（六）注意论文的材料基础，新材料的占有与资料的丰富性；

（七）注意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包括研究规范（问题意识、相关研究状况的把握、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等）和写作规范（包括学术史内容与注释规范等）两个方面；

（八）注意论文所反映的学术道德问题，是否存在抄袭，商榷性文章是否对商榷对象有足够的人格尊重，是否是在学术的层面与对方展开讨论；

（九）注意文风及语言文字的风格和水平。

审稿要点很好地体现着我们的办刊理念。这些年来，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越来越严重，已经侵蚀到了学术领域，在选稿问题上也渗透进来多种学术以外的因素。我们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在选稿中，不考虑学术以外的其他因素，学术性是唯一的选稿标准。正是如此，才较好地保障了刊物的学术质量。

4.培养史学青年是我刊自创刊以来一以贯之的办刊理念

本刊在《新史学通讯》阶段，创办者嵇文甫先生称它是“四小刊物”。所谓“四小”，就是小刊物、小文章、小问题和小人物。1957年改名《史学月刊》之后，虽然刊物宗旨有所变化，已经改办成纯粹的专业学术刊物，文章也不再是小文章，不再是小问题，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还是小刊物，因为按照社会上流行的“官本位”的刊物分层法，我们是属于地方性刊物或省级刊物；作者队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小人物。可以说，从我们这个刊物中走出来的史学新人是比较多的，培养史学新人是我们多少年来的基本理念。和国内的几个史学大刊比起来，青年作者多，富有锐气或朝气，对于普通读者具有亲和力，可能是我们这个刊物的特色之一。

根据对本刊2001～2005年发稿情况的统计，45岁以下作者的发文量，占61.6%；在读博士生的论文占发文总数的18.9%，将近五分之一；甚至在读硕士生的文章，也占到3.3%。这些数据说明，我刊在选稿中不存在对青年学者的歧视或无视，并特别重视对青年学人的扶持。上海华东师大的青年学者李孝迁，读博期间，就在我刊2003年、2004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至今，短短几年时间，我们发表了李孝迁的4篇论文。这些都是以其稿子的质量为基础，不杂有任何其他因素。李孝迁在我刊发第一篇文章时26岁，我们没有因其年轻而不予重视，并且连续两年采用他的稿件。这给了年轻人的成长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以上是从几个方面对我们办刊理念的简单总结。以往，在一些场合谈到我们的办刊宗旨的时候，我们曾说过四句话：“以繁荣学术为己任的高品位价值追求，以培养青年为目标的前瞻性战略眼光，以学术水平定取舍的无偏见选题原则，以有益社会为宗旨的大效益办刊方针。”这四句话，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办刊理念的典型概括，是我们《史学月刊》编辑部同仁的不懈追求。

三改革开放后《史学月刊》的发展

《史学月刊》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史，而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最为突出，是我们发展的繁荣和鼎盛阶段。

1.我刊发展成为国内发稿量最大的历史学专业期刊

1980年刊物恢复发行的时候，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暂定为双月出版。2002年，在高校扩张性发展的背景条件下，在学校保障有充裕的资金支持的前提下，我们暂定双月发行，22年之后，恢复了月刊。目前，我们是国内唯一的按月发行的历史学学术研究性刊物，而且，每期136页，25万字，全年发稿量300万字，是发文量最大的史学专业刊物。

发文量的增大，使我们有条件发表一些重大的学术选题而不受字数限制。目前我刊的稿件，没有在字数方面对作者进行刻意限制，完全根据选题的需要，有话则长。在近几年发表的文章中，最长的四五万字的，二万字的稿件已习以为常最为常见。如今年第一期上同时登载的张国刚的《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一文，45000字；李剑鸣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一文，36000字；沈志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眼中的中国》一文，36000字。这些文章很有份量，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李剑鸣的文章，已经被美国研究所选定，作为向国际史学界介绍新时期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代表性文章译成英文。大问题，大文章，提升了刊物的学术质量。在有了学术质量之后，最近几年我刊的复印率、引用率也一直保持了国内同类刊物的领先水平，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图书馆联合会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统计数据中，在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统计数据中，本刊的引用率都名列前茅。

2. 刊物的栏目设计及学术风格

文革后复刊的《史学月刊》，承继文革前严谨、朴实之文风，编排简单，因发稿量小也无栏目设计。后来逐渐标注栏目，但没有按文章的学术属性分类，简单地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历史等几大块，有时增加历史人物、地方史志、青年论坛、教学研究、教学参考等栏目，文章篇幅限定在8000字左右。

1997年开始，实行按栏目上文章，根据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设定了一些常设栏目，保持至今。基本的栏目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史学评论，专题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城市史研究，乡村史研究，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发掘与研究，学术史研究，当代史学家研究、学者访谈录等。不定期上一些专题笔谈。

根据当代史学研究的实际状况，我们特别提倡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优先考虑这些方面的选题；而这些选题，也构成了我刊的基本风格。在稿件筛选的过程中，主要看重论文的原创性、选题的意义和份量、论文的方法论特色等几个方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本刊在编辑校对、版式设计、注释格式等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技术规范和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校对，我们一直坚持厂内一校，编辑三校、外校一校、作者一校的校对制度，确保了刊物的编校质量。在历年的省出版局期刊评定中，都获优秀期刊称号。在学术界同行中，本刊也因编校精良而得到普遍赞誉。

3. 刊物学术影响力统计

最近10多年来，本刊一直保持较高的复印率和影响力。兹介绍有关的统计数据：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的统计：2003年以来，在全国二三千种被转载期刊中，我刊的转载量，一般排前20名之内；最高的2006年，排名第七位。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复印量排名，2002年以来，我刊在历史地理类刊物中一直名列第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主持的“中文核心期刊”评审，按发文量、复印量、复印率、引用率、影响因子等多重要素评定、筛选。我刊在历史学类核心期刊的排名，2000年排第7名，2004年第5名，2008年第4名，2011年第3名，位次逐年递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评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4年我刊位列历史学类第7名，2008年位列历史学类第6名。

目前国内流行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核心期刊的评定，我刊都填列其中。这也说明，无论按什么指标进行测算或评定，《史学月刊》的学术水平都是可以得到认可的。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全国各高校历史系，大都把在《史学月刊》发表论文纳入了他们职称评定和工作量考核的评价体系。

2003年和2005年，在全国期刊评奖中，《史学月刊》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标志着我们在国内期刊界的影响和地位。

2011年3月，在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典礼上，我刊副主编郭常英编审获得“优秀出版人物奖（优秀编辑）”（本届政府奖首次设立期刊奖），这是第一次在优秀出版人物奖中对优秀编辑给予表彰。

2011年5月，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期刊，该刊也是目前河南省唯一一家入选期刊。形势，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获得了不少荣誉，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是我们最感欣慰的地方。但是，距离我们承担的历史责任，距离我们的目标和任务，甚至和一些兄弟刊物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我们将在学术水平、编校质量以及和学术界的联系诸多方面，争取有更大的提升。

2012年6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学术期刊资助名单。

2015年9月，荣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期刊”称号。

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也是《史学月刊》创刊以来最好的时期。凭借改革开放的大好和改进，使之真正成为国内史学的大刊、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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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Andy 来源｜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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