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崔子川认识是在40多年前的川北农村。那时我们都是十岁刚过，还未束发。我们是最后一批小学义务教育五年制学生。一同升入初中后，我和子川仍然同班。不同的是，那时子川还没有现在这个笔名，他把名字中那个“砺”字，写得刀切斧砍，小小年纪，似乎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40多年后，我读到子川又一部诗集《月亮与烟火》（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想起逝去岁月里的一切，子川的人生果然不同凡响。

川北西充县城“纪信广场”上，青石青铜铸建的群雕巍然屹立。那位大义凛然，驾驭汉王驷马慷慨赴死的汉子纪信，就是我和子川两千多年前的老乡。

40多年前的县城，在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心中，极具吸引力。崎岖的盘山公路，碎石混合着泥土，坑坑洼洼。子川在《我的回忆》（本文引用的所有诗全部摘自《月亮与烟火》）中写这条路：“坐火车去成都要辗转/八小时的西充县城/坐班车到县城要赶/两小时土路的同德乡镇”。这“两小时”的土路，拉开了子川与我们一帮同学在人生道路上的距离。子川的父亲本是乡中心校的老师，外表风流倜傥，气质儒雅内敛，弹得一手好钢琴，颇具才气。我们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子川的父亲忽然被调到县文化馆任职，他也就随父亲转到县城求学，后来上高中、大学、研究生，再到媒体，然后从政，可谓一帆风顺。

岁月如歌，世事沧桑。人到中年的我们，家乡已成故乡。故乡再老，依然是我们的牵挂。许多年后，“砍柴、放牛之后/旱鸭子们纷纷下水，和老水牛一起/溅起欢乐的蝉鸣”（《池塘》）的少年，走出盆地，走进华北，时而西南，时而华东，不停在世界穿梭。“穿行在城市炫目的霓虹中”（《乡村的月亮》），坐在闹市的写字楼里，依然牵挂着故乡、思念着故乡的亲人。

子川的母亲我们见过，身材挺拔，眉清目秀。她常常背负着农家地里收获的瓜果小菜，从“翻山越岭一个晌午的崔家湾”，徒步来到离乡场不远的学校，看望丈夫和住在学校里读书的子川三兄弟，算是一家人团圆。那时，子川的父母年纪还没有今天的我们大，也就三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刚从一个寺庙搬迁过来，教师宿舍楼有两层，子川父亲分的那间，在二楼的最右边，正对我们小学五年级的教室。虽然听不清说话的声音，但从他们一家人进进出出喜笑颜开的神情，可以看得出这是幸福的一家子。今天读子川的诗，虽然他没有写这段生活，但我想他少年时得到良父慈母的温暖，一定给了他人生不少慰藉。

“一辈子都在土地与高楼之间摆渡/住在县城的乡下父母”，是今日中国无数家庭新的居住模式。子川离家在外，渐渐年老的父母“第一次学会用快递/寄给省城的儿子一袋/刚从泥土里刨出来的花生”“其实，除了花生/住在县城的乡下父母还常常/在电话中提醒我/立夏、芒种、秋收、冬藏”（《住在县城的乡下父母》）。

在这部有六辑200首诗的诗集中，子川大部分笔墨用来抒发他对故乡的思念。他的光芒，从遥远的他乡穿透云端，温暖着故乡亲人。

巴蜀名家魏明伦创作的《纪信广场赋》里描写“西充小而胸怀阔，川北僻而乡贤多”，说西充素有“忠义之乡”美誉。我想正是有父母这样的人生导师言传身教，才有子川如此的赤子情怀。

每个人的人生都要走关键的几步，这对于个人成长和未来具有重要影响。子川本就性格开朗刚毅，从乡下转学进城，学习环境、师资素质的迥然改变，使他如虎生翼。

我和子川在微信里有过交流，在成都也见过面，大致知道他的经历。流逝的时光可以塑造出不同的人生，消失的岁月也可以慢慢让一个人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我们的人生虽然有很多不同，根都在同一个地方，自然就都具备悲悯、善良、上进的品质。

故乡变化很大。子川感慨：“所有上山的道路都被/狗尾巴草、野茅草们宣示主权。就连/祖宗们开垦出的绿油油的耕田/老井、池塘、院坝、老屋/反复跟记忆比对，也纷纷/变小，变矮，变得无比苍老。”（《乡间半日》）但他“卸下全部行囊/我在故乡的山坡越走越年轻”（《在回乡的路上越走越年轻》）。这是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随时随地念想着故乡，回到故乡之后的欣喜。

心怀感恩，不只是“赤膊少年击打溪水的笨拙、焦灼/瞅准时机，纵身一跃”，想在溪水里给病榻上的祖母打捞一条溪鱼，也是“我变回一条溪鱼，随时准备/为世间所有值得粉身碎骨的事物/纵身一跃”（《溪鱼》）。从小接受到的良好家教，让子川从缅怀逝去的家人到理解环卫工人的不易：“她弓着微驼的背。慢慢捡起/厕所里半截烟蒂，就像捡起/我们在写字楼里丢掉的/灵魂”（《环卫工》），也使他在《水的骨头里》这样写：“我恍然悟道：水的骨头，支撑起/我们在尘埃中的身子”。

一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孩子，质朴善良，看多了繁华世界，难免不心旌动摇。如果没有定力，只凭借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和岁月打磨，也难得成功；即使成功，也难免不得意忘形，更不要说失败时的自暴自弃。被关进栅栏“方寸之地，隔着水沟和电网”“困兽”的驯服（《困兽》）、“我在一朵忍冬花前踯躅/闹市里找不到藏身的古洞”（《一念江湖》）的迷茫，都需要让自己拥有奋勇抗争、明辨是非的定力。家庭是输送这种“定力”的地方之一，父母是生产这种“定力”的主要源泉。子川有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母，所以他的成功一直在累加，他的人生越来越辉煌。

西充是“红苕垒起的王国”（《黄葛树上，那口古钟》），我们是“一群红苕喂养的少年”，在子川身上，我看到了纪信身上的忠义，也看到了我们西充另外一位老乡张澜身上的无私和担当。在这个曾经的川北穷困县，我们的家乡那时是饥饿和寒冷的代名词，我们的精神在八百壮士的浸润下，“无论戈壁、城市、远洋、总会有/一根红苕的藤蔓/将他们与这厚重的丘陵牵连”。

同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们，经过家乡乳汁的喂养，虽然后来人生道路各不相同，每个人后来的工作岗位也有不小区别，但我们大家都没有辜负家乡的期望。子川在同学中算是特别优秀者，他的光芒，从不同地方穿透云端，吸引着同龄人。

读子川的诗，再一次想起子川和我共同的学生时代。

那时虽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但还是没有多少课外读物。记得班上订阅的《文摘周报》，被当学习委员的子川保管，同学们轮流传看，轮到最后，报纸上的铅字已变得模糊不清。热爱文学的我，在心里暗自发誓：将来一定要写文章发表在《文摘周报》上，让更多如我一样的人看到。等到今天我的文字果然出现在那有鲜艳红色报头的报纸上，我才知道写好文章的不容易。我不像子川那样有上班的压力，专心专意创作都深感吃力，子川承担那么繁重的工作，却在创作上大有收获，足以令我艳羡和不解。

子川是一位勤劳者。他说，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忽然来了灵感，就用手机语音快速录下，然后趁空时整理成文字。在无数的碎片时间里，他拼凑起一首首诗歌。眼前这本《月亮与烟火》诗集，有4000多行诗，这需要多少“时间碎片”？何况，这每一行诗，都充满哲理、毫不敷衍。他能做到这些，确实是持之以恒的结果。

子川是一位记录者。《生灵书》中，我看到子川写我们都看见过的飞鸟、庄稼、野花；《人物书》中，我阅读到子川写我也写过的那些历史人物；《山水书》中，我看到子川记录他去过的每个地方；《时光书》中，我看到子川的多愁善感；《世相书》中，我看见子川理解的人生百态；当然，最让我感动的是子川在《两地书》中，刻下他对故乡亲人的绵绵思念。

子川是一位思想者。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对人生的思考、对世界的看法，反复在心中咀嚼、酝酿，等到文字的千军万马在他胸腔内搏杀正烈，他才猛地将它们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感受到他的诗充满活力，而且可以引领读者思想继续往前延伸。

子川是一位煽情者。“你我都是流浪在城市的牧童/在桂花的呼唤中回到原乡/把纯真的笑容交给每一个路人/交给每一个/清苦的日子”（《桂花开的时候》）。读着这样的诗，如我一样饱经岁月磨砺的人，一定会被他的善良击中心扉；倘若不认识他或者亦如他一样，一直生活顺风顺水的人，一定会被他菩萨一样的慈悲而感动得泪流满面。

子川是一位观察者。他观察花、鸟、树，他观察石头，他更观察人和历史。他的诗看似平稳温和，不急不躁，反复诵读，却发现暗藏锋芒，激人奋进。跌宕起伏之后，复又平静；他的诗视野开阔，后劲十足，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的诗像一位智者、仁者，引导你不断向善、向上。

每个人的生活就是一首诗，或者每个人本身就是一首诗。善于思考的人，一定会把人生这首诗写得精炼、深邃，让它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一座丰碑；不愿意反省的人，即使写成了“别具一格”的长短句，但他的人生也只是不同闲言碎语的长长短短，丝毫不值得夸耀。

“跟泥土里的红薯、土豆是表兄弟”的玉米（《玉米》），是种在我们家乡土地里的庄稼，子川居然写出了它不平凡的气势：“它威严列队的姿势，站起了庄稼的尊严”。这样的诗自然具有明显的辨识度，就像子川的本名，愈磨砺愈闪亮、愈闪亮愈磨砺。他的光芒，一直穿透云端，和月亮接轨，照亮自己，温暖了他人，比任何说教都更接地气。

在子川富有哲理的启迪下，月亮下面的人间烟火也就丰盈起来：“在日子与日子之间，乘一叶小舟/摆渡。任凭风高，不管浪急”（《此生有约》）。

我们的日子在这样的恬淡中，越过越有盼头；我们那些漂泊在外的灵魂，慢慢感受到了世间真情。

我想，这就是读子川的诗的理由。

冯俊龙，笔名范一尘、大眼看世界，四川西充人，定居成都。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评论部副部长，成都市金牛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历史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创作。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文艺报》《四川日报》《文史天地》《同舟共进》等报刊以及中国作家网、人民网、中国军网、新华网等媒体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文摘报》《作家文摘》《读者文摘》及《人民日报》等转载（摘）。获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主题征文奖、头条号青云奖、四川报纸副刊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