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金冲及先生

班永吉

2024年11月14日下午，我在北京友谊宾馆惊闻金冲及先生于本日上午逝世，心里很难过。20日上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金先生的遗体送别仪式，因为我在医院住院不能前往送别，便写下点回忆文字来表达对金先生的敬仰之情。

十多年前，我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曾聆听过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金冲及先生的学术讲座。科研管理部主管的内刊《科研工作动态》编发了金先生的讲课稿。我见到过金先生修改的这次讲稿的花脸稿，对金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感佩不已，印象很深。

2018年4月，党中央机构改革，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三家单位合并，成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我和金先生算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了。大家都知道，他离而不休，每周还来前毛家湾一号处理一些文稿。

2021年，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我把我写过的一些有关党史人物类、革命旧址类等散文随笔集纳成一本文集，名字叫《行悟初心》。东方出版社的编辑说，请几位名人大家为本书写上几句推荐语，也算是“蹭流量”“广而告之”。我应允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金先生。

2022年3月8日，得知金先生要来前毛家湾一号办公室，我就拿着《行悟初心》样书和金先生著作《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趁午饭后便敲门惊扰金先生。没有想到金先生已躺在长椅上休息了。在长椅的一侧扶手前，连一个枕头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一条毛巾被。我说明来意后，金先生很客气，并愉快地在他的那本书上为我签名——

“永吉同志指正 金冲及 2022.3.8”。

为了使金先生对我的散文随笔集有所了解，我便把《行悟初心》样书留给金先生，供先生写推荐语参考。

《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资料性强、信息量大。金先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的前前后后，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历史中，胡乔木和胡绳同志先后主持编写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他们有许多次讲话。这些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如为什么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他们讲话时，大多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准备发表，讲的也比较随意。由于金先生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他对这些讲话始终作了详细的记录。金先生曾说，这些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中搁置了20多年。记的时候，字迹相当潦草，别人不易辨识，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而言更不易明白。如果不赶紧整理出来，将来成为废纸实在可惜，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账。所以，我花时间把它整理了出来，希望对后人有点用。

看到金先生为我签名的这本“历史”，心中充满感激和敬重。

金先生曾主编《毛泽东传》新中国成立之前部分、《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毛泽东传》新中国成立之后部分、《陈云传》《李富春传》，共同撰写《邓小平传略》《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

两书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金先生的个人著作有：《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五十年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其中，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是金先生在年过70岁以后利用公余时间写成的。为什么把1947年称为“转折年代”？因为正是在这一年，统治中国20年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由强者变为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由弱者变为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到来的。这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一年内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它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后来，这本书被收入了由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中国文库”。

2022年4月12日，我又带上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来到金先生的办公室再次请他题签。

金先生还是写下让晚辈指正的谦辞——

“永吉同志指正 金冲及 2022.4.12”。

如今，看到金先生细细的笔端，好像戳在我的心上。我扪心自问：《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你看了吗？你看完了吗？

金先生的时间太宝贵了。他的书稿，大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金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后记中写道：“在我满75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说是动笔，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的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样写了两年多……”

金先生还说，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从他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20世纪的100年中，他生活了超过70年，和同年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第二，命运使他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他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100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经历，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

有朋友听说金先生要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后，劝他不要写，理由是当代史也许只能让后来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起来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一点金先生不是没有想过，他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会更加放得开，并且有许多新视角。

但金先生认为，后人也有后人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原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是事件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至失真。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至于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紧，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金先生的史学观，令人钦佩。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实践记录的总汇。它有过悲惨的遭遇，也享受到胜利的欢乐；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有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一切言论和主张，都在如此丰富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它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给读者留下无穷启示。

那一天，金先生对我说：有一次去开会，胡绳在火车上说，文章水平的高低就靠什么来判断，靠你驾驭资料的水平。什么是水平？拿烧菜做比喻，同样靠这些原材料，特级厨师和一般家庭妇女做出来的菜大不一样，这才叫水平；如果只是你有这种原材料，他却没有，这怎么算是你的水平呢？我也把胡绳说的这段话送给你。

“靠同样的原材料烧菜,特级厨师和一般家庭主妇做出来的菜就大不一样,这才叫水平。写文章也一样。我把这句话送给作者。”这是金先生送给我的一段话，让我受益匪浅，享用不尽。后来，出版社就把这段话印在了《行悟初心》一书的封底上。

2022年4月26日，我怀着敬畏之心，把《行悟初心》呈送给金先生。正巧，那天，遇见党史专家廖心文同志也在金先生办公室与金先生一起探讨事情。金先生说，这个主任你认识吗？我说认识啊，是廖心文主任，研究周恩来的专家。我说，廖主任，刚才还在看着你写的胡华先生的一篇文章呢。

金先生说，你们七部的工作挺多的，跟外界接触给七部打交道最多。我说，七部有10多个处，有影视和新媒体管理处、审稿处、网站编辑处等。我拿出《行悟初心》，也斗胆请金先生签上了一个名字。我打开扉页，念道：“心存感恩，滋养人生。”我给金先生深深弯腰鞠了个90度的躬。金先生平易近人，隐约感觉他有把我给扶起来的一个动作。92岁的这个老爷子思路那么清晰。

金先生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写文章最好自己先朗读一遍，如果结结巴巴，就赶快改。朗读要有抑扬顿挫，而且要干净有力，不拖泥带水。写文章带感情是讲一件事时自己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先感动自己。毛泽东同志有一次写道：“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这话讲得多感人！带感情的话不是堆砌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形容词。

金先生娓娓道来的“金句”，道出了他生命的积淀和历史的思考。

金先生走了，您留下了许多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您虽然化作了一缕青烟，一朵白云，但却活在读者心中。

看见您的著作，仿佛在听您讲述，讲述您勤奋的一生，不平凡的人生。

听您讲述了您早年求学、接受新思想、加入地下党、在复旦工作和初步接触学术研究等方面经历的人和事儿。

听您讲述您青年时期的经历为毕生的学术志向、思想立场和行事风格打下基础的青春岁月。

听您讲述您离开复旦大学后，先后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物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多个岗位工作，你从个人角度，以严谨学术思考，呈现风雨兼程的人生历程。分享您口述大历史下的小细节，历史长河中的片片浪花。

您走了，您下点什么？这似乎是每一位活着的人，应该思考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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