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才武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长江绵延6300余公里，从西到东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几大地理单元。长江流域河网密集，拥有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湘江、赣江、黄浦江等众多支流，沿着长江还分布着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重要湖泊。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江贯通名川大湖，在北纬30度区域形成一条贯通东亚大陆三级台地的“黄金水道”。这种水热同丰且交通便利的独特地理和生态资源，既有利于灌溉，又能提供航运之便，无疑为文明发生和文化生长提供了良好自然条件。
水稻驯化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业革命”，它让人类有能力获得相对稳定和丰富的生活资料。目前，全国考古发现多处8000年前的水稻农业遗址，绝大多数位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先民驯化野生稻谷，为人口繁衍生息提供了食物支撑，形成了繁星点点的农业定居聚落，随之向四周辐射传播，逐渐形成各区段文明，如下游江浙一带早期的农业文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中游偏西直达上游川东地区的大溪文化，等等。农耕经济所支撑的稳定社会结构，使得文化和科技的创造、积累成为可能。其中良渚文化以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为代表的专门化的手工业，具有文字风格的刻画符号，大型人工营建工程及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为特征，成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重要实证，在中国和世界文明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耕牛的使用，让长江流域优越的水热条件得到更好发挥，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中、下游竞起。楚，一个盛极一时的南方大国，一种开放融合的文化，在春秋时期形成造型独特、纹饰华美的楚式青铜器风格，在战国时期开创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体。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曾侯乙编钟在湖北随州出土，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先秦在音乐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国外学者赞叹：“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的一切猜想。不仅其制作技术水平，而且在哲学—音乐学上所获得的成就，都使我们高度钦佩。”这一重大发现，表明了长江流域先民在文化、音乐、科技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5世纪中华文明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那个时代世界音乐文化的高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化高度。
荆楚文化孕育于长江中游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环境中。图为湖北省随州市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米、高2.65米，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程的双音，整套编钟音域可跨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是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代表性文物（视觉中国 供图）
至秦汉时，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区的共同发展推动长江文化在不断交流中取长补短。长江流域出土的大量秦汉文物，特别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使人们对秦汉时期长江文化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服章之美，承千载风华。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素纱丝缕极细，重量还不到一两，“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是迄今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远的丝织品衣服之一。服饰既是人类基本生活要素，凝聚着劳动人民的匠心与创造力，也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这件素纱襌衣，从养蚕、缫丝到织造，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不仅代表了汉初长江流域的相关工艺水平、社会分工和生产组织水平，也蕴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两汉以后，我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转移。西晋永嘉之乱给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带来沉重打击，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衣冠南渡”之潮。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风俗制度和劳动力，大大加速了长江流域的发展进程。第二次大规模的“南渡”发生在中唐时期，即“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士民为避战祸，纷纷举家南奔。唐代诗人李白这样描绘：“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虽然唐王朝政治重心并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转移，但“安史之乱”的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凋敝和南方的勃兴。北宋靖康年间，金军攻破东京，史称“靖康之难”，备受战争之苦的北方百姓纷纷南下，带来了第三次大规模“南渡”。正如朱熹所述：“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长江流域自西至东，都成为接纳北方移民、承继中华文化薪火的基地。宋室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四方士民辐辏，意味着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正是世世代代华夏儿女以克服艰难困苦的勇毅与朴诚，创造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壮丽图景，确立了长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两代，长江文化臻于繁盛。在长江下游，以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江南文化圈，涉及教育、科举、出版、藏书、学术、手工技艺、园林建筑、书画艺术、文学创作、戏曲、宗教等方方面面。这一文化圈不仅代表着我国古代社会传统文化的发展高峰，而且成为开启近代文化转型的有生力量。步入近代，工商文化成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流域出现了早期的民族工商业以及工人阶级。
回望中华民族上下5000多年，无论是炎黄子孙的起源、中华文明的发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进程的演进，还是思想文化的兴盛、民族精神的淬炼，都离不开长江的哺育和滋养。一部波澜壮阔的长江文化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
文化如水，水脉亦文脉。长江文化是依托长江流域自然地理空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体系，是长江流域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的总和与集聚。作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文化复合体，在漫长历史发展演进中，长江文化早已成为流淌在中华民族深处的文化血脉。
“江河互济”支撑中华文明绵延赓续、从未断流。诸大河文明奠定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却多已被取代而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中国地域广阔、地理形势复杂，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几千年来，华夏儿女就在（长）江（黄）河搭建的超级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历史壮剧。中华文明成为迄今为止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要得益于“（长）江（黄）河互济”，驱动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双循环流动。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言，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厥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长江稻作文化与黄河麦（粟）作文化互补互依形成的“江河互济”动态体系，带来了中华民族内部持续性的自我更新、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这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绵延赓续的重要原因。
通江达海促进中华文明交流融合、开放包容。《管子·水地篇》讲：“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作为横贯中国腹地，上承黄河、下接岭南，西连青藏、东通海外的大动脉大通道，长江有8大支流、700多条小支流、3600多条小小支流，还有无数细流像毛细血管一样丰富、又像蛛网一般密布。这种通江达海、万流汇聚的地理特点，有助于形成以大运河、汉江河谷、金牛道、茶马古道等为支撑的中原—边疆贸易线路，以及以赣江、湘江、灵渠和梅岭古道等为支撑的岭南贸易线路。长江流域生产的丝绸、茶叶、粮食、铜铁器具等物品及其承载的风俗制度，流入两广、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地区，有力促进了我国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与此同时，长江流域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万里茶道、岷江—西域—中亚道、滇缅道、海上丝绸之路等进入西亚、西欧和东亚、东南亚等地区，又带回异域的商品、物种、冶炼技术和纺织技术等，有力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自古以来，长江流域的丰富物产和便捷交通，有助于把中华大地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加强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商品与文化交流互动，彰显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来自青藏高原的万里长江奔腾南下，上游金沙江河段水流湍急，到云南省石鼓镇急转成“V”字形向东北流去，“长江第一湾”因此得名。石鼓自古以来就是北进藏区、南出滇西的重要通道。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及数百匹骡马短短4天时间在这一带渡过金沙江天堑，留下宝贵红色精神财富。图为“万里长江绘宏图”首届长江摄影大展入选作品《长江第一湾》（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 供图，王菡苑 摄）
风气之先体现中华文明革故鼎新、辉光日新。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处于经济领先地位，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长江流域物产丰盈、开放包容，推动了文化兴盛和思想创新，陶冶历代思想精英，涌现无数风流人物。自宋以来，朱熹、陆九渊、张栻、叶适、王守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学术贤达辈出，使得长江文化开一时风气之先。近代以后，长江流域汲取西学，融汇创新，工业、商贸、教育、科学、文学等引一时潮流。至清末五口通商，上海成为中外思想与文化交撞之地，当地吴越文化融合开埠后传入的西方近现代文明，逐渐形成海派文化，于物质、思想、意识、制度诸方面能得先机、乃见异彩。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等，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前赴后继，都在长江流域写下了精彩篇章，反映出长江文化“敢为人先”的特点。这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彰显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展现了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万古长江奔流，千载文脉不息。今天，长江经济带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的经济带，占有全国“半壁江山”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它所承载的，不仅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也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江答卷。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鉴往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足迹遍及长江上中下游，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推动出台一系列重要部署。2016年1月，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总书记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2018年4月，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总书记嘱托“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2020年11月，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总书记提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2023年10月，在南昌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书记要求“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21年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这是继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之后又一国家重大文化工程；2022年8月，《“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印发，明确要求“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加强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发挥重点建设段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2023年7月，《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印发，在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充分发挥长江文化在价值引领、惠民育民、保护生态、推动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精心守护好长江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必须加大保护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长江沿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0.6万余处，约占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39.8%。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的大量历史文化遗产，见证着长江文化的源远流长，昭示着长江文化的创造与魅力，是保护长江文化的重要根基。要按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开发等重大关系，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着力构建保护体系、健全保护机构、完善保护机制、筑牢法治保障，不断加大长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讲好长江故事，传承好长江文化。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既要传承遗产本身，也要传承蕴含其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从勾践卧薪尝胆、屈原忧国忧民，到岳飞精忠报国、戚继光抗击倭寇；从红船启航、南昌起义、红军长征，到汶川抗震、脱贫攻坚、圆梦小康……长江边的故事，生动体现了一脉相承、与时偕行的长江文化。传承好长江文化，就要通过讲好长江故事，阐释好长江文化的内涵，不断提高展示传播水平；加强对长江文化起源特质和发展脉络的研究，深入挖掘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将长江文化背后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气韵更好呈现出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通过长江文化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中华民族和认同中华文明。
实现长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衔接。全面提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就要使其进一步走进民众日常生活，融于人们衣食住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发挥文艺成风化人的作用，推出更多体现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提升长江流域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优化供给、创新机制、提高效能，推动长江文化融入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长江流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提档升级，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强长江文化国际交流传播，提高长江文化走出去水平；发挥长江文化引领作用，推进长江文化融入城乡建设，促进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提升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
“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一首《长江之歌》随着奔腾的长江之水，唱响未来。奋进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新时代的长江文化正在奏响新的澎湃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