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为何七易落脚点
罗庆宏
1934年春，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严峻。广昌失守后，红军从内线打破国民党“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面对国民党军步步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博古、李德一筹莫展。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在获得共产国际同意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事宜。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江西于都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按照黎平会议落脚遵义地区的精神，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黔北多为少数民族，且人烟稀少，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相反，川西北人稠物丰，还有红四方面军接应。在遵义期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148个团连同黔、川、湘、滇、桂各路军阀约40万人合围红军，意欲“聚而歼之”。于是，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第三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和川西北进军，并电令红四方面军配合。然而渡江前，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改道西渡赤水河进入云南境内。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情，认为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四次选择落脚点。
接着，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然而，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红军一直无法在川、滇、黔边站稳脚跟。为了甩开围追堵截的多路敌军，红军接连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后又直逼昆明，然后迅速北上，于5月初在云南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在云、贵两省辗转苦战达4个月之久，都没有成功创建根据地。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境内，终于迎来一片新天地。此时中央红军也元气大伤。考虑到川陕根据地有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且川陕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仅次于中央苏区。因此，在四川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五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在懋功期间，中央结合日本侵占华北的新形势，提出放弃会理会议的原定计划，主张继续北上，以川、陕、甘边陲地区作为落脚点。对此，张国焘持不同意见，认为南下川、康边或占领青海、新疆更有利。因此，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再次调整落脚点：“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六次选择落脚点。
俄界会议后，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通道，中央红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又翻越了岷山，当部队即将到达甘南宕昌县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时，毛泽东指示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就是把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当时哈达铺虽然是一个小镇，但这里开设了邮局，能收集到一些报纸杂志，这是当时中央红军获知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毛泽东在找来的报纸中发现一份《西京日报》上载有“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的报道，又在一份《大公报》上看到“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的报道。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在陕北有一大片苏区和数量可观的红军，而且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了陕北。此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已经在陕甘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根据地也具备相当规模。毛泽东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到陕北去，说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在此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认真分析了全国新形势和陕甘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再次认为在陕北落脚可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开创革命新局面。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又一次分析了日本独占华北、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的新形势，认为这些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这次会议正式批准把革命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央红军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落脚点。
长征途中七易落脚点，既是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也是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作者：罗庆宏
